美国的致命弱点（Achilles Heel）：自由民主？
[美]乔治 凯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本文摘自《美国大外交》
为什么1950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麻烦要比1900年更多？具体地说，为什么美国全神贯注于在全球遏制苏联，而五十年前美国却根本不用担心大国政治？
当然，凯南认为，这种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权力均衡发生的根本变化。1900年欧洲是多极的，没有大陆强国有能力成为地区霸权。与之相比，1950年，苏联显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能力联合起来遏制苏联。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凯南希望挖掘深层原因以弄清是什么引起了欧洲权力均势这种令人烦恼的变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
当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凯南并不重视民主。他告诉他的芝加哥听众， 有时，我怀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 （94）。他认为，自由民主的问题是按照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原则行事，这导致他们采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凯南认为民主与关于国际法和正义有关的事情紧密相连。
凯南认为，美国人是 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 （76）。在他看来，美国人痴迷于一种 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 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 （136）。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法律和道德的迷恋会促使民主国家在战争中赞成无条件的投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完全或绝对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决定性地击败对手并运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民主国家几乎不能发动有限的战争。
对凯南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国际政治的头等大罪，正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要求如此的。 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过去，没有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了；未来，没有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伤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待国际事务的（美国）方式的基本错误（145）。 他主张，问题的根源是，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础之上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认为 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 （143）。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思考： 为了理性的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情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 （120）。
读者们或许想知道凯南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民主和完全胜利的观点与1900～1950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的转变联系起来的。他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一战期间的简单事实，对凯南而言这也是现代的中心事件： 我们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 （80）。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 都是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战 ，它们自然地 变得仅仅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 （89）。它们于1918年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粉碎了欧洲的均衡并反过来导致了二战和其后的冷战。
但是，对凯南而言，问题并不是一战后德国发生了什么，而是欧洲其他大国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德国受到羞辱并因 战败而感到痛心 ，但是， 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 。另一方面，俄国已被削弱，不能作为一个 有可能依靠的盟友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 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 。此外， 奥匈帝国消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 （97～98）。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枷锁，德国变得强大且愤怒，难以被其衰弱的邻国遏制。1933年1月上台之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凯南认为，如果同盟国追求对德国的有限的胜利，那么就有可能维持欧洲平衡的多极化，那么二战和冷战就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也有益于美国的安全。但是，美国由于在一战中奋力争取对德国的完全胜利而破坏了自己的安全。 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 （95）。
对凯南而言，美国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法律 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植于美国的基因里。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很深的敌意，几乎每个人都渴望 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困扰的有序的世界 。他们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 （138）。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解决危机通常包括找到正确的 制度框架 来应对（138）。那些不以这种方式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离经叛道者很显然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应当被杀死 不只是被惩罚 以便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
然而，该问题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公众舆论。当涉及理解外交政策时，凯南对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他认为他的大多数同胞单纯且容易操纵，尤其是当精英们利用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来影响他们的时候。他警告说，公众 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 （133）。正如人们所想，他认为每当美国开战时，美国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会破坏权力平衡、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战中所发生的一样。
凯南说，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众也很善变。他写道： 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之中 （93）。领导者则是坚持努力回应公众的幻想。他认为， 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 （133）。
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 我们可以大大地帮助自己 （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 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成见 。 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 业余外交 （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 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 （105）。在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