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琨 陶文昭：文化自信视阈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语言承载着一定的文化，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 这为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利契机、重要抓手和有效依托。习近平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特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话语资源，丰富了话语要素，有利于抢占话语市场、发挥话语能量、增强话语效果，形成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品牌，更好地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和开展话语斗争。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国际社会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
文化自信不单纯是文化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文化自信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内，更应当辐射于全球，以其独特的力量发挥世界性影响。我们要以文化自信为契机，掀起一场对外话语革命，在丰富话语内容、提升话语能力、拓展话语道路的过程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名片和话语标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是中国话语的关键词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话语对外拓展的重要抓手。依托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华民族对外基础性话语，将革命文化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话语，分别阐扬中华民族世界理念的前后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从而丰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内容，增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力量，增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效果，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深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对外基础性话语建构
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有的认为中国以援助为名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有的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直“搭便车”的结果，却不愿为世界做出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误解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让中国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崛起中的烦恼”，我们需要用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话语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话语总是带有民族性，中华民族的话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5]。基于此，我们要努力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传统民族性话语发挥国际影响，产生全球效应。
话语的持久性不在于其语言之华丽，而在于其道理之深、情感之真、穿透力之强，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好具有上述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对外基础性话语，努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6]。文化总是会在时间的沉淀中日渐丰满，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世界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把握其文化脉络，传统和合理念、义利之辨、天下情怀可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对外话语的民族文化底蕴。我们要以传统和合理念讲述中华民族的发展观，以传统义利之辨讲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以传统天下情怀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向外界呈现出一个爱和平、重道义、有担当的国家和民族。
1.以和合理念讲述中华民族的发展观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和”与“合”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在后来的百家思想文化典籍中均能找到和合理念的身影，和合范畴也成为今世乐道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和合理念体现在古今不同门派的思想、著述之中，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7]，成为中华民族深刻认同和高度践履的文化理念。和合理念关涉到各种关系的调和，例如，在人与人之间倡导“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和睦的人际关系；在国与国之间倡导“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追求和平的国际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倡导“天人合一”，追求融合的天人关系。正是在和合理念的引导下，“耀德不观兵”“宣德化以柔远人”等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遵循。在明朝初期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先后七次南下西进，“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美洲的”[8]。然而，他们进行的是一次次的和平友好之旅，这在一定程度来说正是对和合理念的信奉与践行。
内含和平、和谐、合作、融合等意蕴的传统和合理念同样为当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个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心存疑虑，喜欢用“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套用中国发展的现实，“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不和谐论调甚嚣尘上，认为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将是中国的必然归宿。这些错误的认知既源于固有观念的束缚，更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我们要以和合理念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观；我们要把传统和合理念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代名词，向世界昭示中华民族骨子里爱好和平的基因。这种基因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9]。和合理念已经内化于中华民族之心，外化于中华民族之行，这在当今中国具体表现在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10]。
2.以义利之辨讲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义者，“事之所宜也”；利者，“人之用曰利”。传统义利之辨旨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等，可以说是传统义利之辨的典型代表。古代的义利之辨主张贵义轻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公利大于私利、义利并重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义利观。传统义利之辨的主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有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得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守和传承。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中国一如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都是传统义利之辨的现实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提出并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真实亲诚”方针，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运用和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着义利失衡的现象，少数国家得利，多数国家失利，重私利而轻大义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有加重的趋势。资本逻辑推崇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奉行纯粹利己的个人主义和理性算计基础上的契约主义，由此滋生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打破了义利之间的平衡，但这种现象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续。我们要以传统义利之辨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表明我们的义利观是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效扬弃。（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我们把义利观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能够充分认识到义利转换、义能生利、义利统一的辩证关系和长期的道义会换来长远的利益的道理，努力做到义利相兼、义利并举、义利整合。我们要向外界讲述，我们弘扬“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国际风尚，注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乐于、善于、勤于帮助别的国家，在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予而不取”。中国从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向海外派遣医疗队的义举，“迄今已向亚非拉6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2.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2.7亿人次，得到受援国人民的普遍赞誉。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义举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成为中国外交重义轻利的生动写照”[11]。
3.以天下情怀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天下情怀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独特意识。“天下”一词意为普天之下，是纵到底、横到边的概念，没有时空的限制，古人所说的“天下”普遍指的是“中国”。比如，“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天下”二字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字里行间俯拾即是，无论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纲目，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仕者准则，无论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追求，还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浓厚关怀，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风范，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均饱含着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不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沉的天下意识和情怀。其中，大同理想是中国人天下情怀的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2]。大同理想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寄托着古代圣贤对人类社会的探索与希冀，勾勒出以天下共有、贤能治世、协作共建、制度良好、成果共享为基本特征的美好愿景，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天下观念，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与诉求。尽管古时的“天下”多指“中国”，但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仅仅着眼于自身的民族，而是拥有着“以天下为念”的精神境界、“家国天下”的宽广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这也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禀赋。这种独特禀赋展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博大的世界观，与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内外一体、共建共享、协同共进的世界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饱含着对世界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合作，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程度取决于世界各国责任心的强度，责任心的强度又在于天下意识和天下担当的多少。在逆全球化浪潮的侵蚀下，世界主义情怀在一些国家逐渐消退，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开始将目光聚焦国内，这导致保护主义沉渣泛起，气候变化协定再现曲折，民族间的篱笆悄然筑起。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兼济天下还是顺势退缩、明哲保身的抉择中，我们要以传统天下情怀构建对外话语，向外界讲述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秉持“弄潮儿向涛头立”的精神，以兼济天下的情怀放眼世界，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解决国际问题，着力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要把这种天下情怀转化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天下担当，表明中国有信心和决心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13]，进而有效规避“金德尔伯格陷阱”。
三、革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对外话语建构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颇有成见，并一度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仅仅是“历史的巧合”，甚至是“历史的误会”。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后，外界又对政权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和迷思。基于此，如何向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建构中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革命取得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话语资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话语需要在革命文化中进行提炼和总结。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主动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形态变革而生成发展的，并在这种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生成演进”[14]。它包括革命精神文化和革命物质文化两个主要部分，蕴含着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革命成果和革命价值等主要方面。我们要用革命文化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生动体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事实，有力揭示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而有效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用革命文化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话语，关键在于以革命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以革命精神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动力支撑，以革命成果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以革命价值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要素，从而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奥秘所在、动力所在、依据所在以及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
1.以革命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
革命理论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5]。革命理论指引着革命运动前进的方向，对革命运动有着规范、指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正是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步步实现的，这个革命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道路和基本经验。总路线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基本纲领指明了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奋斗目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则成为革命的基本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回答了在一个落后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怎样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正确说明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谁来领导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后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理论的力量来自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革命理论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奥秘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建对外话语，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和革命理论的科学性。我们要以革命理论为抓手向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满足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需求，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革命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行动指南，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在什么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
2.以革命精神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动力支撑
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精髓和集中体现，革命精神的塑造促进革命文化的发展，革命精神是革命赖以延续、发展、胜利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革命精神，形成了革命精神的谱系。从建党时形成的红船精神到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从两万五千里跋涉中孕育的长征精神到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抗战精神，从不断争取革命胜利时诞生的延安精神到革命即将胜利时诞生的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是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形成的，每一种精神都具有其独特的内涵，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丰富着革命的文化。每一种革命精神的形成都推动着革命步伐的向前迈进，不断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舞台的精神动力。
时间足以风干历史，而精神力量却能够跨越时空，继续撞击着今人的心灵，革命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动力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促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要以革命精神构建对外话语，用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坚定、意志品质之坚强以及精神境界之崇高。我们要以革命精神为依托向外界宣介，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些革命精神，就不能锻造出坚强有力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动力支撑，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依靠什么精神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
3.以革命成果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
革命成果是革命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广义上的革命文化内在地包含着革命物质文化。革命成果是革命目的的体现，是革命胜利的有力证明，也是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革命成果，扫除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残余，清除了在中国盘踞近110年的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7]，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一味说教无法产生持久的效果，真凭实据更能让人心悦诚服，革命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依据所在。针对外界对“是什么最终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困惑，我们要以革命成果构建对外话语，用显著的革命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求独立、争解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程。我们要以丰硕的革命成果为载体向外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愧是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不愧是人民解放的最大救星，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的现实依托，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成果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
4.以革命价值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要素
革命价值是革命文化的生命，革命价值的大小影响甚至决定革命文化生命的长短。革命与启蒙是相伴相生的，革命文化的价值突出表现在革命文化的启蒙价值上，革命文化在革命运动中逐渐产生形成的过程也是启蒙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启蒙是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开展的，而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18]。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涤荡了封建文化、奴隶文化，展现出新文化的面貌，这种新文化诞生于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国际背景和旧中国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国内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启蒙意义和鲜明的价值指向。它启蒙中国人民告别奴役、压迫和贫穷，追求独立、解放和富强，引导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现代化道路。简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简单地为了革命而革命，革命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正是在受到革命文化的启蒙后正式开启的。基于此，面向现代化并为人民谋福祉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长期热爱和高度拥护。
革命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产生的，但是革命文化的价值却是永恒的，革命文化的启蒙价值比较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针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的困惑，我们要以革命文化的启蒙价值来构建对外话语，突出强调革命文化的价值性及其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要深入阐发革命文化奠定了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向导。我们要以革命文化的价值为核心向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凭借革命理论、革命精神和革命成果取得执政地位，而且可以在革命文化的启蒙下不断走向现代化并依靠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地位，从而积极阐明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有效回答中国共产党采用什么方式得以长期执政的问题。
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外话语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貌一新的华夏大地不断刷新着“中国速度”，创造着“中国奇迹”，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中国现象”。中国不仅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并且在紧跟时代潮流中实现历史跨越，追寻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然而，问题在于，虽然外界对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倍感惊奇，但是他们在寻找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因为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客观实际。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将这些成就的取得归结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制度，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如何让外界正确认识“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原因，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性认同，是我们不能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化和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度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生长出来的，特定的制度又能培育出新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能够折射出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构成什么样的文化镜像。文化和制度在多维空间中互动，制度构成文化的坚固底色，文化成为制度的最佳表现形式。自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性、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有机统一，是崭新的文化样态。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征。基于此，向外界讲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表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为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重要条件。我们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话语资源，向外界生动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对外话语必须抓住其精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9]。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成为诠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抓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力，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驱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引领、精神引领、价值引领等层面的优越性。
1.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引导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指引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在社会主义中国居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跟随时代脚步与时俱进的理论，具有永不教条、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特点，其立场、观点、方法渗透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之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不断走向民族复兴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成为当代中国的伟大旗帜，指引着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远大，进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能够引导干部群众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它能够使人民群众看到切实的目标，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勠力同心。
我们生活的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制度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在于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正确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所在，要向外界表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引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环境下从理论逐渐变为现实。中国取得一系列成绩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在于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0]，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进步的重要保障，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引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指明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思想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2.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驱动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汇聚力量。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动力，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样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华所在、品格所在、气魄所在、神韵所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着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兼爱非攻的尚和精神、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等，是“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有机统一”[21]。民族精神是维系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无形中给中华民族贴上了勤劳、勇敢、奋进、友善、包容、团结、和平、奉献等民族标签。毛泽东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22]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显著特点，民族精神在时代变迁中是一以贯之、赓续相传的。时代精神是在一定时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意识，代表着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进入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以来，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为突出特征的时代精神，蕴含着追求进步的进取精神、矢志攻坚的创新精神、真抓实干的实践精神、勇立潮头的拼搏精神等。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最能激励中华儿女在新长征路上锐意进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相继涌现出的抗洪抢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就是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这些精神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闪烁出耀眼光芒，是中国人民永不畏惧、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永不自满的时代象征，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进步的精神驱动力。
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23]。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催化生发的，它们一经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动能，产生巨大的现实效应，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4] 我们要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深度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所在，要向外界表明，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精神动力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应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精神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取决于这种制度能否凝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标杆，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25]。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助于形成励志图强、以人为本、文治教化、和谐共生的国家观念，进而凝聚国族共识；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有助于形成热爱自由、追求平等、崇尚公正、敬畏法治的社会氛围，进而凝聚社会共识；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助于形成同心为国、恪尽职守、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进而凝聚国民共识。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大公约数的表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导力”[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逐级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满怀豪情追逐光荣与梦想、努力拼搏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中华儿女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
一种观念的产生和形成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该环境下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制度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母体，为其提供成长空间和实践场域，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养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呵护和浸润中带有其制度基因，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真谛。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所在，要向外界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心理基础，能够改变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世界，能够明确举国上下的价值追求，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中国人的国族共识、社会共识和国民共识，具有价值引领层面的优越性。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向外界诠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还要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世界意义。在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面临重组的时代，西方世界弥漫着一股悲凉、焦灼甚至颓废的气息，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普遍呈现出思想精神匮乏的文化危机现象。西方“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泛滥、精神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在发掘工具理性的同时，导致了价值理性的缺位、人文精神的退场”[27]。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西方精神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制度性危机，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供给不够，无法给西方人提供可能的精神养料，导致不能有效满足人们对意义世界探寻的需求，加之新自由主义日渐式微，逐渐失去往昔的统治力，所谓西方精英人士在面对现实时束手无策，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屡受质疑，进而发生相应危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文化，表现出很高的精神状态，能够为西方精神危机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兼具世界性，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我们要努力将其转化为世界性话语进行推介，将这种文化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形式向外界推广，在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持久力和影响力，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发展的选择，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进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加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从而助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道路的拓展。（责任编辑：胡義 王娜娜 校对：耿春晓）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
[7]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8][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徐钧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0页.
[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10]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11]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
[12]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6页.
[14]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
[1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8]侯惠勤:《五大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性进展》,《光明日报》2017年9月27日.
[1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21]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83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25]《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26]《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人民日报》2013年5月22日.
[27]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陈先达:《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3]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4]沈壮海:《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求是》2018年第2期.
[5]黄力之:《论中国话语体系重建的三大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