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度条与对话框︱微博上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于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傍晚发生大火，造成巴黎圣母院塔尖倾塌，建筑损毁严重。关于该事件的报道一经出现，很快成为国内社交媒体上的焦点话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后续传播中，机构媒体设置的报道议程与社交媒体上的议程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区别。本文将分析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在中国机构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过程，并讨论两者在议程上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更加具像化地体现这一差别，我们选取了四个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微博话题，这四个话题都曾在不同时段登上微博热搜榜前列。以下分析内容皆围绕这四个话题进行展开，其中涉及到的数据以搜索量、点赞数、转发评论数量为主要依据。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中国机构媒体普遍使用新浪微博作为突发新闻的主要发布平台。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不考虑数据在后台受到人为干预的可能性和这种干预可能达到的强度，并对数量众多的微博主题做了总结和归并，以反映社交媒体内容在主题上的分布情况。
第一阶段：媒体议题的生成
4月16日凌晨2:06，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了“巴黎圣母院大火”的相关消息，这是微博平台上有关此次事件的第一次主流媒体报道，随后，央视新闻、新华网、澎湃新闻、新京报等多家主流媒体都报道这一事件，#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议题形成。由于事发时间正值国内深夜，事件发生直到上午7点，转发和参与话题讨论的人数较少。7点左右后，参与报道媒体数量增多，参与讨论人数也飞速增长。
#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热搜话题到目前（5月27日）为止阅读量23.7亿，讨论量78.8万。上述首发这条新闻的@人民日报微博共计被转发1914次，评论数1250条。早期媒体的报道内容多集中在事发时间、受灾情况、抢救情况、起火原因等，《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新闻的报道中还提到了习近平主席致慰问电，并回顾了昔日巴黎圣母院的情况、以及未来圣母院修复方案。从以点赞数量排列的热门评论来看，评论内容多以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表达惋惜和遗憾，以及希望珍贵文物能够得以保存的祝愿为主。
当天6点41分，在@人民日报的微博下第一次出现了含有“圆明园”的评论，评论内容为“火烧圆明园的报应来得太晚了”，排名较后，点赞数量较少。但到了@央视新闻在9点发布的直播巴黎圣母院大火救援现场的报道评论区中，关于“圆明园”的讨论数量及热度有了明显变化，热门评论的前五条均与“圆明园”有关，如 “无论巴黎圣母院大火还是圆明园被毁，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期盼靖国神社被烧”、“不知英法两国何时归还中国文物？”之类。
总体来看，在巴黎圣母院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几个小时内，新闻媒体基本上主导着相关议程，社交媒体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另一种声音虽然萌芽，但尚未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社会公众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官方报道来了解事件的发生和进程，评论观点较为分散，连续性和一致性不强。我们以“巴黎圣母院大火”为关键词，分别在“综合”、“热门”栏目中进行检索，选取评论数过万的微博认证大V的内容，结果显示，在这一阶段出现两个较为不同的时段：7点前公众参与数量较少，舆论场域较为单一，公众议程主要是转发来自机构媒体的消息为主，评论也较为客观，并未形成鲜明的议题倾向，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颇为契合；7点以后，随着新的一天开始，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活跃度提升，特别是随着央视新闻开始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进行直播，关注和参与讨论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明显增加，讨论内容逐渐与与媒体议题产生分歧。
第二阶段：公众议程的爆发期
以“巴黎圣母院”为关键词搜索微信指数，从这一趋势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在4月16日事件发生，互联网用户对这一公共突发事件极为关注，两者指数皆到达最高峰。
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公众议程随着一些有影响力的明星、微博大V、微信10万+公众号的转载和发声，全球各国越来越多的公众了解并参与到讨论中。16日早晨，这一事件的搜索指数达到峰值。在这一时期内，主流媒体仍然停留在持续报道和更新事件进展以及原因等议题，而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却开始持续发酵，衍生出新的议题。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微博用户通过搜索点击将“圆明园”这一关键词刷到当天热搜榜，且在每分钟更新一次的情况下，长期占据榜单前三，到目前为止其阅读量为1.1亿，讨论数量为12.9万。
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及“圆明园”相关联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各媒体报道的评论区内，在评论、回复评论、转发评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圆明园#这一公众议题。
公众议程中对于圆明园这一议题存在明显对抗性的解读和立场。一方认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现在不能对法国人抱有同情；另一方认为不应将两者做比较，提到圆明园的人是在幸灾乐祸，是被困在狭隘的民族仇恨里；此外，还有一部分公众只是单纯借这一话题发表动态，将自己曾在圆明园遗址游玩的照片发布，并不参与议题讨论。
在此过程中，关于“马克龙希望重建巴黎圣母院，并向全世界募捐”的报道内容也对#圆明园#这一话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议题，在中国，主流媒体主要是对这一事件本身进行了传播和转载；而民间舆论场却延续了已有的撕裂和对抗性，一方认为处于文物保护和重建，赞同法国的行为；另一方则反对法国这一行为，认为其罪有应得，不配向国际募捐，反问为什么不先募捐重建中国圆明园。
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主流媒体的关注仍然主要聚焦于“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的进展，并未涉及到圆明园的议题。可见，在微博这一开放场域中，新闻媒体首先通过将最初的“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议题传播给公众，而公众在此基础上进行转发和评论，由于受众的主体性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情绪，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初始报道的议题，并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在这个公众议程形成、对抗与极化过程中，媒体保持着旁观姿态，既没有对公众议程的出现进行报道，更没有就议程中的两种观点表态。媒体的功能只是持续不断地更新信息，随着事件本身的进展而调整报道焦点，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媒体信息的焦点变化（如从火灾现场转移到为重建募捐），为公众话题的延续和蔓延，提供了新的动能。
第三阶段：官方与公众的议程互动
媒体报道引发的讨论，将#圆明园#这一议题推向微博热搜榜，使得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分道扬镳，后者的讨论越发激烈，并从微博向微信等社交媒体蔓延。到4月16日下午，巴黎圣母院大火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的高强度用户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强烈对抗性的两种观点，使得这一传播过程本身成为不可忽视的新闻事件。
由于这一事件本身包含着微妙的历史和现实政治指向，使得机构媒体在很长时间内只是谨慎地保持观望，而未见介入。显然，对机构媒体而言，社交媒体上自发形成的话题争议，与巴黎圣母院大火毫无必然关系，而更像是一种民族情绪借题发作。
换句话说，如何在一起突发事件（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报道框架下应对令一起突发事件（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圆明园#的高热讨论），与其说考验了媒体调度报道资源的能力，不如说考验了媒体对这一事件性质进行判定的能力。由巴黎圣母院大火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在中国公众中造成的撕裂，其形成和维系由来有自，背景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以专业话语进行回顾和分析，并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贸然介入反而容易使媒体自身陷入内在撕裂的公众议程而不能自拔。最后，不是由媒体，而是由政府打破了这一媒体议程靠边站，而公众议程接管公共舆论的局面，进行了重新设置议程的努力。
4月16日下午5点整，也即工作日的下班时间不久前，“圆明园遗址公园”这并不广为人知的官方机构突然在官微发微博说“衷心祈愿文物都能够远离灾难，代代传承”，与这条微博同时发布的还有一篇题为《文明不能承受之殇》的文章。文章说，“这一刻的中国人，怎能不想起，背负了一百多年圆明园烧毁的心灵创伤，何其艰难、何其罔然，可惜圣母院，可惜圆明园，文化不应该这样毁灭，更不应该人为践踏。”
这篇文章立刻获得包括《人民日报》、《新京报》、《环球网》、《中国新闻周刊》、《北京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转载。新京报还就此发表快评《圆明园已发声，别再对巴黎圣母院喷“幸灾乐祸”之火》，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讨论。#圆明园遗址公园发文#很快被推上热搜榜，该话题的阅读量为3.2亿，讨论量为3万。
以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一特殊账号主体出面进行的议程设置，既肯定了中国社交网络上突然爆发的民族情绪有其历史合理性，又话音一转，巧妙地抽空了圆明园和巴黎圣母院在社交网络上的含义，将两者从政治象征转化为文化遗产，使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的隔空对峙的心理基础不复存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4月16日大多数中国人晚餐的时候，社交网络上在激烈的对抗性中逐渐极化的两种观点都踩下了刹车。在多家媒体的报道评论区中，以“大国风范，理性爱国”、“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都是人类的文化财富，对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抱有同情，但也不会忘记国耻”等内容开始大量出现在媒体，激烈的情绪性表达在微博的可见性上明显靠后。
第四阶段：没有尾声的尾声
从微信和微博的搜索指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用户搜索行为的数量在4月17号之后便呈现断崖式跌落。而此事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激起的有关圆明园的舆论和舆论对峙，也逐渐走向尾声。在圣母院和圆明园的传播过程行将结束的时候，占据微博热搜榜的两个相关话题是#文物古建筑防火#及#巴黎圣母院铁公鸡被找到#。
#文物古建筑防火#为微博置顶热搜，由@中国消防 发起，@中国文博 主持，阅读1018.7万，讨论2578条。不管是阅读数还是讨论热度，都远远不及前一天有关圆明园的热搜话题。在这个话题中，官方舆论场以各省的消防主营微博媒体发声最为积极，且议程设置尤为一致，主要内容是教授人们如何防患文物古建筑的突发火灾的具体的科普性内容，上级领导、相关领域专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防火新闻公告以及强制实施的消防演练。
但从热评内容来看，受众对文物古建筑防火的关注度并不高，其讨论重点仍在“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之间，讨论倾向多集中在对圆明园的惋惜以及对故宫的防患于未然。
#巴黎圣母院塔尖公鸡找到了#这一话题则由@梨视频 发起，阅读2.6亿，讨论2.2万。第一条消息是@梨视频 发布的相关视频，报道巴黎圣母院塔尖上的公鸡被找到，以及圣母院珍贵文物的损毁情况。这一话题也获得了较多转载。
和上一话题相同，这一话题下以热评为代表的舆论内容也与报道内容关联较小，“他们火烧圆明园，抢我国文物的时候，怎么不捐款？勿忘国耻！尤其是盯住明星向外国捐款 ”、“那我们也不能忘记曾经的悲痛”、“圆明园的鸡首下落不明”等内容纷纷占据热门前列。
不管是@圆明园遗址公园，还是@中国消防和@文博中国，这些官方机构的微博账号进行议程设置的努力，都代表了政府机构介入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志和手段。这种努力也的确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众议程中的对抗性和内在分裂，软化了不同观点的立场和态度，起到了明显的安抚作用。
但如果注意分析4月17日两条相关热搜内容下的微博用户评论，会发现公众的讨论内容仍然主要是围绕圆明园展开。当然，随着政府开始对舆论的方向、规模和强度进行引导，社会中不断地更新着其他事件和信息，微博议题不断地更新与替换，媒体也不再通过持续的专业报道为网络舆论提供更新动能，再契而不舍的网络辩论，也不得不走向尾声。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差异
回顾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在中国社交网络特别是微博上的传播过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分与合是非常醒目的现象。传播学者麦库姆斯认为，从媒体议程到公众议程的周期是1-8周，但这一周期在互联网时代已被大大缩短。无论是从媒体到公众，还是从公众到媒体，互联网的存在使传播和互动更加快速、便捷和密切。图3显示了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在微博上的传播过程中不同时段话题焦点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差别表现在多个方面。从议题显要性来看，媒体最为关注的主题为“政要”、“火情”、“火因”，但通过对公众讨论内容进行词频分析则发现，公众更加关心“火情”、“雨果”和“圆明园”。很明显，媒体议程存在向政治议题倾斜的情况，但公众更多关注该事件的文化、经济、生活领域。到了事件后期，公众议程聚焦点主要在：第一，究竟是“想到圆明园，法国因果报应”还是“想到圆明园，失去文化瑰宝的遗憾”；第二，关于捐款用途的讨论，究竟是“多筹集国际捐款重建巴黎圣母院”还是“有国际捐款的钱应该用在其他地方”；第三，关于微博人格呈现的讨论，尤其是“卡西莫多失去了姑娘也失去了钟楼”以及“《巴黎圣母院》你看懂了吗”等。
从情绪倾向性来看，媒体议程整体呈现出客观中立的态度，较少鲜明地表现出情绪，而公众舆论则存在明显的主观化、情绪化特征。公众议题中出现媒体较少出现甚至未出现过的议题，比如“消防速度”、“没上热搜”、“奔驰许志安”、“没去过遗憾”等。这些议题或为主观臆断太强，或为过于情绪化、娱乐化而几乎没有被媒体采纳。
从议题的持续性来看，随着时间流逝，关于“巴黎圣母院”的讨论热度不断减退，相较公众议程，媒体议程持续时间更长。到传播阶段后期，受众对之前议题的讨论已经厌倦，新的媒体议题出现并没有带来受众的持续讨论，公众讨论数量锐减。
在社交网络上，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传播者和受众关系，而是变成了相对平等的用户与用户的关系。双方都是传播者，也都是受众，甚至都有发起新闻的技术权利。当然，由于职业定位和拥有社会资源不同，媒体用户在传播信息的能力方面相对于普通用户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在一般情况下，媒体用户的传播优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更强。
但在某些事件中，这种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成千上万的普通用户通过讨论扭转了媒体设置议程的方向，进而在社交网络上形成新的议程。公众议程往往表现为人群和观点的鲜明对立，舆论在某个议题下严重撕裂，反而增强了话题的参与度和讨论强度。这种高强度和快速更新的议程有可能完全将媒体排除在外，或者将媒体在社交网络上的角色边缘化，使其仅限于更新事态，从而不断地为公众议程的维持提供动能。
这种议程分离充分显示了在技术赋权的进程中，传统媒体的受众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上传播主体，甚至是新闻的发起者，而媒体要么是在旁观公众议程的发展中逐渐边缘化，要么不得不对公众议程做出反馈，从而放弃原有的议程设置。这种“媒体-受众”关系的变迁，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广泛的再分配进程。正如在上文的分析中所见，如果不是外部权力以某种形式介入传播过程，社交媒体导致的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将重新定义传播格局。
（本专栏基于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课程“新媒体理论与实践”的课堂讨论。指导老师汪伟，马宇涵、张佳倩、王苑奇、贾茹茹、樊怡君、田乐乐、胡晓巧参加讨论，并由马宇涵整理成文。）(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