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 何应钦为什么死不松口一定要把此人列为战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进，变的是那份岁月，不变的是那份永恒的足迹。

1945年8月，中国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战后，对于日本战犯，蒋介石要求尽量少，汤恩伯说弄一个人当代表就可以了。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则一直坚持一定要把一个人列为战犯！

并且，他是死不松口，不列为战犯不罢休。

此人就酒井隆。

战后，其实何应钦只提了一个日本人为战犯。他为什么就揪住这个酒井隆死死不放？

因为，酒井隆曾逼着他卖了国。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人开会，探讨如何扩大在华北的侵略问题，决定推进侵略中国的进程。

5月2日夜，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天津日租界家中被人枪击后身亡；次日晨，另一亲日分子、《振报》主笔白逾桓也在天津日租界家中被人打死。

这其实是酒井隆一手策划的日本特务用牺牲亲日走狗的办法挑起事端，嫁祸于中国的苦肉计。

接着，日军“围剿”热河省南部活动的孙永勤义勇军。孙军撤入遵化。日本驻北平副武官高桥坦立即向以何应钦为代理委员长的北平军分会提出：追究“庇护”孙永勤责任；日方自动进兵长城以南“追剿”孙军——即日军要进入“非武装区”作战。

何应钦正在太原参加“围剿”陕北红军的“剿共”会议。回到北平后听完汇报，他对日本人表示：“孙永勤部是因为日本方面要中国军队撤往遵化以南15里时，才入关南撤的。”

可是，酒井隆并不罢休，指使日本特务围攻与上述三事件“有关”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迫使于学忠不得不把省政府从天津搬到了保定。

酒井隆接着对何应钦提出：南京政府宪兵3团、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和于学忠第51军以及中央军第2、25师也应撤出天津，并且还蛮不讲理地对何应钦宣称：“否则日军将在‘非武装区’自由行动。”

6月8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意见，面告酒井隆：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缉拿刺杀胡恩溥、白逾桓的凶手；孙永勤(已死)的义勇军已被中国方面击溃；河北省于学忠、宪兵3团团长蒋孝先、政训处长曾扩清已被免职，天津市党部已停止工作，并由王克敏代理天津市长。

酒井隆向天津日军驻屯军报告后，再次会见何应钦，指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平津地区。

6月10日，何应钦通知日本方面，经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将把在平津的第51军、第25师、第2师、宪兵第3团全部调出；军分会政训处、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河北省党部停止办公，全国禁止反日。

蒋介石、何应钦全部满足日方的要求，就是希望日本人收敛，不要再逼下去了。

不料，6月11日，高桥突然送给何应钦一份备忘录。其中，除了撤军、撤党部，撤特务机关、全国禁止反日外，任命省市职员也应“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并且全部由日本人负责监视和纠察。并且，要求何应钦签字。

何应钦一看吓一跳，这哪是什么备忘录，是要他公开承认卖国！签署备忘录，就是用白纸黑字记下的卖国录！

何应钦也不敢做主，于13日南下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18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会议，不仅全部同意，还做得更加彻底，把中国略有一点抗日之心的官员撤职，换上王克敏等亲日分子。

何应钦回到北平后，会见酒井隆，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再受到酒井、高桥等人愚弄、嘲笑、谩骂”，受尽了侮辱。

7月6日，根据汪精卫的指示，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就这样，他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河北和平津大部分主权的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何应钦卖国后，受到全国人的声讨。

自知当了历史罪人后，何应钦念念不忘酒井和高桥5次见他、进逼5次的经历。1945年抗战胜利追究日本战犯时，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亲自认定酒井隆为日本战犯，且在他的战犯名单中“只有酒井隆一人”。

在何应钦的坚持下，酒井隆于12月被逮捕，于次年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