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新青年》：白话文胜利 其实是自由意志胜利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恰逢《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本报特推出《重读》栏目，陆续刊登系列文章。今天的开篇之作是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孙郁老师的文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回顾了《新青年》上当年那场著名的论争。

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到内发的热度。

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作家马克斯·欧瑞的随笔，讨论女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借此文想引起国人内省。他还翻译了美国的国歌，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译作骚体意味颇浓，留下的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不久就显示出自己特别的文风，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的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单纯，多见新思。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在讨论文学现象，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青年胡适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这样的理念，与形而上学不同，乃中国文人最缺失的所在。但陈独秀与之正好相反，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验的东西是凝重的。胡适思考文学规律，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他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者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流行的观念。因为旧式的表达多有伪饰地方，还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民初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他觉得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应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古文的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

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是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觉得这个分类有些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看得出有很大的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的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心口一致。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在里，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专门批评过《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里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要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过于干枯，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语言简单理解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囿。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化了。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流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