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相让 李鸿章与曾国藩最后的师生之谊
1861年9月5日攻克安庆，对于曾国藩及整个湘军集团而言，算是打开了通往太平天国核心统治区的大门，但在攻略天京（今南京）的道路上，如何有效地管理收入囊中的安徽省大部仍是绕不开的话题。此时的安徽名义上属两江总督曾国藩治下，但皖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钦差大臣瓜尔佳·胜保及依附于他的团练武装头目苗沛霖的手中。对于屡战屡败而被朝野揶揄为“败保”的清朝贵族胜保，曾国藩并不太放在心上，如何与地盘横跨安徽、河南两省，“数十州县之练首无不望风归附，听其号令”的苗沛霖争夺安徽省内的人才和兵粮，才是令曾国藩颇为头痛的事情。正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向来看重乡望的农耕社会，没有一个安徽籍的重臣，湘军要想在当地打开局面并不容易。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曾国藩早早地便将合肥名流——李瀚章、李鸿章兄弟收入帐下。
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年便已相识。1845年，22岁的李鸿章赴京赶考，按照清代儒林的“潜规则”，李鸿章首先找到了与父亲李文安是同榜进士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对李鸿章颇为欣赏，可惜这一年李鸿章名落孙山，直到两年后才被点为二甲第13名，开始了自己的翰林生涯。在此后的5年里，李鸿章便与曾国藩保持着师生之谊。
1863年12月，李鸿章以破竹之势拿下苏州并果断诛杀太平军八降王的消息传来后，曾国荃大感不快，认为是自己围攻金陵吸引了太平军主力，做了李鸿章立功的垫脚石。对此，曾国藩也只能正言相劝：“苏州先复，金陵尚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但私下里，曾国藩自己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感慨：“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坦克得，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自1863年7月完成合围以来，湘军在天京城下顿兵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形成这种“劳而无功”的局面，除了曾国藩老成持重，告诫曾国荃：“若非贼来扑营，似不必常寻贼开仗。盖贼之粮路将绝，除开仗别无生路；我军则断粮路为要着，不在日日苦战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在为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的政治前途进行铺垫。此时的曾国藩虽身为两江总督，赣、皖、苏、浙四省的军政长官也均为其昔日的幕僚、学生，但太平军在各地仍有活动，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团练武装亦盛行一时，胜保、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也频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军务。因此，曾国藩有意缓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枢急于借湘军之手夷平太平天国的有利时间，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于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所部西征入陕，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碾轧。僧格林沁发动御史系统指摘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最终使胜保这位咸丰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长期以来仰仗胜保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选择举兵反清，但随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国藩的联手绞杀。在这个过程中，湘军集团和急于获得中原军政大权的僧格林沁部龃龉不断。不仅苗沛霖的首级成了争功的焦点，两军甚至还在围剿苗沛霖所部的过程中，由于通讯不畅而直接交火。总体来说，胜保—苗沛霖集团的瓦解，给了曾国藩一统安徽军政大权的有利时机。因此在规劝曾国荃少安毋躁的书信中，曾国藩颇为自得地写道：“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在曾国藩亲自指挥皖北战事的同时，原拟加入天京战局的湘军悍将鲍超所部在皖南与太平军杨辅清、黄文金所部恶斗连场，基本巩固了以宁国为中心的地盘。加上李鸿章夺取苏州，左宗棠收复金华、绍兴、兵围杭州的战绩，湘军集团在1863年下半年可谓诸路奏凯、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各部争衡的苗头也开始悄然出现。
1863年底，李鸿章在部署进攻常州的军务时，派出程学启、刘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师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军。李鸿章的意图，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进兵皖西的成案，在进兵过程中委员暂时跨省代管地方。他这样做，既可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增援天京的通道，也有助于巩固淮军新攻取的吴中地区。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苏、锡克后，左顾右盼，不得不兼图常、嘉以自固门户”。可此举也动了左宗棠的奶酪。
1864年2月，李鸿章奉旨兼辖浙西吏事。淮军入浙，半月之间连续招降了平湖、乍浦、海盐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两城，这引起了身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对李鸿章越境揽权的不满，上奏抗议。清廷复又下旨申斥李鸿章。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里大为抱屈：“……即受平、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贼，贼实求我，断无固拒不纳之理；即请暂委地方官，亦因自去春我军深入嘉境后，浙帅未委一印官。先准苏为代办，旋又叠咨申斥，思之至再，与其申斥于后，不如先陈明请旨，定此疑案。左公乃衔怨如是。如果浙有兵与官来，俾敝境得松一面之防，并力于我土地，岂敢于太岁头动一撮土耶？”左宗棠也写信向曾国藩抱怨：“西塘之役，纵火大掠，闻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因此迁怒嘉善汤令成烈而撤之。实则汤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咨弟下扎者。湖丝盐利皆浙所应有者，则尽占之。”
曾国藩对于李、左两人的矛盾不想过多地发表意见。他此时更为关心的是随着苏南、浙西战事趋于终结，清政府是否会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调入天京战场。
对于自己老师的这份担忧，李鸿章洞若观火。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明确表示：“屡奉寄谕，饬派敝军会剿金陵。敝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但李鸿章的态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中枢对湘军久围天京不下的不满。除了清政府军之外，西方列强也对天京战场虎视眈眈。在常胜军解散的同时，另一支西方雇佣军——阿思本舰队出现在了天津外海。
1861年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来与恭亲王奕訢关系莫逆。由其牵线搭桥，清政府在各类细节均未敲定的情况下，便匆促向英国订购了7艘战舰。1863年9月18日，由曾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的“中英联合舰队”抵达天津，并准备开赴华东战场。清政府这才发现这支舰队不过是“海上洋枪队”。清政府不仅需要支付1000万两白银用作其未来四年的军费，舰队的所有人事安排还要全部由英国人说了算。原本就不满英国人南下争功的曾国藩趁势发难，说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厮役、倚门之贱客”。面对“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的局面，恭亲王奕訢也深感不妥，最终决定拿出37万多两白银作为遣散费将阿思本舰队就地解散。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其麾下的舰船却并不寂寥，还未回到英国本土，皇家海军便已经为其中大部分舰船找到了“下家”。除了2艘在孟买交付印度地方政府、3艘卖给埃及人之外，舰队中的2艘主力舰“江苏”号和“厦门”号以1150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西南强藩萨摩。改名为“春日丸”的“江苏”号，日后在明治维新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
阿思本舰队胎死腹中，无疑宣告了中英蜜月期的提前结束。毕竟自“辛酉政变”以来，清帝国已经逐步走出了昔日闭关锁国的状态。以总理衙门为平台，恭亲王奕訢充分发挥其外交才干，一时间法、美、俄、德各国公使均积极谋求在华特殊利益，英国在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已非一家独大。如在浙江战场上，法国人便协助左宗棠组建了另一支雇佣兵武装——常捷军。
此外，湘军围攻天京的态势已经逐步明朗，太平天国运动被最终镇压俨然指日可待。恰如曾国荃所说，“长江水师帆樯如林，无须轮船会剿金陵”，清军借助西方雇佣军才能稳定局面的日子似乎已经是过去式了。而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曾国藩暂时将天京战场的主导权掌握在了湘军手中。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