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1)

［基金项目］本成果得到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的意识逐渐地深入了人心，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如果没有改革的意识，就难以避免作出维护旧体制的行为选择。那样的话，就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越走越远。所以说，虽然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向上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取向，但拥有了改革意识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人们会时时审视社会治理与现实要求间的差距，就会主动地去消弭这种差距。结果，在改革的总体方向上，也就有可能趋近于一致。当然，如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就有可能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向方面使分歧最小化，从而更有效地整合改革的行动力量。比如，我们的社会正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频发是由于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引发的，社会治理应当增强人的主动性和方式、方法的灵活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改革行动中需要达成共识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相信，如果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不仅不会产生维护旧体制的行为，而且不会陷入对枝蔓问题的关注中，更不会把改革庸俗化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动，而是会去寻求基本制度的变革方案。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复杂性

改革不是为了满足时鲜之欲，而是要在基本的方面发现既有体制的替代性方案。然而，就现实而言，正如胡德所说，“管理实践的某些方面似乎很像节食、流行舞或高级时装的世界，各种时髦术语和口号变来变去，这使它们看起来很难与稳定的新系统或新‘范式’相一致。旅行车队总是目的明确地沿着一贯的方向行进，与此在不相同，依照‘迪尔伯特原则’，现代化变迁可被描述成由短暂的流行时尚构成的世界——昨天是日本歌曲，今天是发泄精力的新时代主义，而明天则可能是一些同样肤浅而短暂的新灵丹妙药。”［1］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既存的体制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方式都包含着运转不畅和难以适应社会治理现实要求的问题，也因此而生成了改革意识。但是，在宏观的方面却缺乏对基本问题的把握，没有理解我们应当致力于的改革是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没有认识到这种改革是制度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重建的行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求改革的行动必须从当前基本的社会背景出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相伴随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应当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既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及工业社会的否定，也是整个工业社会历史阶段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精神，造就了我们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一点早已为韦伯所觉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就指出那些凝固为传统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主要的敌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要把一切已经习惯了的、抵制变化的因素加以抛弃的追求。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下，工业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进入加速的轨道，以至于把人类引上了不再能够驾驭的飞驰列车上来，从而使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在20世纪后期，西方学者也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消费的社会”，发现“消费者市场不断地向传统开战，欲望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一定要防止习惯凝固成传统，而不断改变欲望就是最有效的预防针。”［2］正是这一点，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诠释，积聚起了否定工业社会的力量。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搅动冷水以防结冰的棍子，在防止人驻足于低品味的幸福感的满足时，告诉人应为了虚无缥缈的所谓“自我实现”而永不停歇；在防止人因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时，设置了无限多样的金钱、荣誉、地位品级而让人不知疲倦地攀登。总之，让人拥有一个可以无限膨胀的欲望，只需在外部稍稍加力，就会再膨胀一大圈。这的确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人的无尽欲望驱使下，社会运行的速度也与日俱增，直至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失控的境地。然而，这已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此时对资本主义精神加以反思甚至批评都为时已晚，而且也业已失去意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接过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打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并努力去寻求解决这个世界中的所有问题的基本方案。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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