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在地性”与台湾电影复兴浪潮中的“在地”表达

移民形成台湾多族群文化的共存。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造成台湾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移民，历次移民形成了台湾四个族群共处的局面。原住民是在岛上生活居住8000年之久的居民，主要族源是大陆南方的古越人（也有一说是台湾原住民来自马来——玻里尼西亚地区），占台湾人口比例在2%左右； 400年前陆续从大陆的闽粤地区迁台的福佬人，是台湾社会的第一大族群，人口占到台湾总人口的70%；第二大族群客家人自18世纪20年代从内地陆续来台，约占15%。外省人则是指1945年之后随国民党陆续迁台的大陆各省人，四个族群共同构建了台湾在地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在台湾，生存与竞争令族群的关系紧张，弱势族群的被边缘化（如原住民）、被同化（如客家人）贯穿族群共处的历史中，福佬族群因人口的绝对优势，其文化在台湾社会占据绝对主流，由此形成以福佬文化为主流的多族群文化是台湾本地文化的主要形态。

殖民文化及其余绪也对台湾文化结构有很深的影响。台湾历史上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殖民，长期被殖民的历史也导致殖民文化渗透入台湾文化结构，尤以日据50年的皇民化教育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影响最大。当时日本殖民当局从方方面面将日本文化渗透入台湾社会，比如日据时代日本殖民当局推行同化政策，利用国家机器将日本文化移植台湾，并通过学校教育将日本国家意识灌输给台湾的青少年。二战结束前夕台湾的日语普及率达到80%。另外还以影响广泛的电影媒介宣扬日本的历史和价值观，台湾电影学者黄仁在他2008年出版的研究著作《日本电影在台湾》中，就梳理了日本电影在台湾的100多年来的影响轨迹，指出被殖民地区对殖民国家文化崇拜的怪异现象恐怕全球只发生在台湾，而电影显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台湾电影中的“在地”表达

台湾电影对“在地性”的第一次大规模表述出现在台湾新电影运动时期，而这次“在地性”是由政治、经济、社会逐渐过渡到文化领域。

（ 李道新《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_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46页。)

叶蓁《向往台湾：文化想象中的小说、电影和国家》，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8月版，第35页

上世纪70年代恰是台湾社会现代化的急速发展时期，如同保罗·吕格尔所提出来的，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一对矛盾关系，“一方面把自己扎根于历史的沃土上，铸造民族国家精神……另一方面，为了跻身现代文明，势必得参与科学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理性。”但此时台湾在政治上的挫败，使本土势力与强行推行国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民党当局的对抗达到白热化的状态，所以以本省人为主体在各个领域倡导的“在地性”和“本土意识”的潜台词中还有一种“去中国化的本土化”的诉求在里面。旅居美国的台湾独立学者叶蓁对乡土文学的认知代表了一部分台湾人的观点，他认为：“1960末期到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如同日据时代的民族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在自我与他者二元论调中建构国族想象(envisioning a nation)。” 使用本地方言、描绘台湾生活，由台湾本省作家发起的乡土文学运动被解读成为抵抗宣扬“中国意识”、压制“本土意识”的国民党政府的一次文学运动。但实质上这次“推动台湾本土文艺”的“乡土文学运动”是在台湾文学背离传统的“西化”倾向背景下呼唤回归民族传统的努力。受台湾乡土文学直接影响的台湾新电影则以多元声音、多元叙述的暧昧影像在在地表达中呈现对历史的思考。

当下正在发生的台湾电影复兴浪潮的创作，也集体表现出“在地”表达的自觉，但显然它与新电影发生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它呼应了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提出的“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更全球的同时也更在地。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令两次“在地”的表达侧重点不一样，新电影时期是在国语/方言、以内地为背景建构的家国想象/从本土的历史经验建立文化认同形成一种关系紧张的二元对立背景下的创作。而台湾电影复兴浪潮中的在地性，则全方位地凸现了全球化下在地台湾建立标志性地域文化的努力：开始逐渐建立新的历史思考的架构、重新勾勒本土空间图像、对族群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本土民间文化的张扬。

1、 新的历史思考架构的建立

台湾电影复兴浪潮众多风格多元的创作中，发掘不同族群历史来建构台湾历史框架的作品，开启了台湾影像历史书写的新格局。这些作品开始打破台湾光影历史的一种固定时空和主体：常常以“台湾光复”作为历史思考的起点，和约定俗成的历史主体——仅以汉人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构建历史事件和空间的格局的定式。出现了第一部客家语电影——由洪智育导演的《一八九五》（2010），影片将客家人一段荡气回肠的抗日历史搬上银幕，是这个逐渐自我隐形的边缘族群参与建构台湾历史的开始；出现了第一部原住民史诗电影——魏德圣《赛德克·巴莱》（2012），让这个在银幕上失语并常常被奇观化的族群留下他们“野蛮的骄傲”。如果将其与2011年另一部优秀原住民题材电影《不一样的月光》，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在台湾岛上生活了八千年历史、从未被纳入台湾影像史的原住民真正被纳入台湾影像史的书写中。尽管这两部电影仅触及到上世纪30年代原住民的历史事件，但无疑意味着影像中原住民历史建构的开始，台湾的第一部史诗气魄的大场面作品以原住民历史为题材，其意义超出作品本身。

除了直接以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切入历史，台湾文化、艺术的发展历史也必定承载和传递着历史信息。2013年的《阿嬷的梦中情人》就以上世纪60到70年代由辉煌走向衰落的台语片发展的样貌勾勒出了彼时台湾的社会和电影创作环境，记录了台湾本土影人大展激情与梦想、狂热而美丽的时代。影片无疑是一首关于台语片的深情挽歌，以漫画的方式给观众呈现了台语片——这个短暂辉煌、最具在地味道，却在台湾电影历史的书写中边缘且隐形的创作类型从历史舞台上的悲情退场，是一部向台语片、台湾电影发展历史致敬的作品。影片巧妙运用了台语片的经典桥段加上道地的台语对白、催泪的台语歌曲，烹制了一盘台味十足的视听大餐。影片表达的作者对台语片历史的思考是真诚又严肃的，既不乏反思的勇气又温暖怀旧，在在地用影像演绎着发生在台湾本土的陈年旧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毫不避讳地谈到当时影响台语片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政府推行讲国语运动，国语片最终取代了台语片，代表国民党威权的国语与代表本土在地文化的台语的此消彼长，在台湾一直是超出语言范畴而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敏感话题。影片还以女主角蒋美月被电影公司录取的闹剧调侃了蒋氏家族在台湾的势力。这些历史话题都在影片中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被轻轻带出，似乎意味着当下的台湾正发展出一种更宽松的气氛去面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而且近期更多台湾电影不再避讳敏感历史，如《女朋友男朋友》（2012）的故事背景就放在了敏感的1985年展开，触及到当时草木皆兵的社会气氛。

(叶蓁《向往台湾：文化想象中的小说、电影和国家》，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8月版，第246页。

叶蓁《向往台湾：文化想象中的小说、电影和国家》，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8月版，第51页。)

2、本土空间图像的重建

台湾电影在上世纪50年代才起步，起步之后的政宣电影、主流商业电影（琼瑶爱情文艺片、武侠片）仍在一遍遍地演绎着故园中国的乡愁，这个岛屿的地域风情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健康写实主义作品中才让人惊鸿一瞥，《养鸭人家》、《蚵女》等影片让观众看到了岛上渔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经验。此后再次大规模地捕捉在地经验的电影创作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新电影，台湾新电影提供了一幅质朴和谐的农耕社会和工业文明下价值失范的都市场景，城乡的二元对立成为近三十年来台湾影像提供的深入人心的固定空间形象。

当下的复兴浪潮对在地空间的建构跳脱了人们对台湾固有的空间印象，展示出更广阔的岛屿地理空间，反复以环岛为话题结构故事就体现出创作者的这种努力。环岛成为一种最直观展示台湾空间地理特质的方式，并成为许多影片建构情节的桥段，如《单车上路》（2006，李国毅），《单车环岛日志》（2007，陈怀恩），《最遥远的距离》（2007，林靖杰），《带一片风景走》（2011），甚至在纪录片《飞行少年》、《不老骑士：欧兜迈环台日记》中都记录了少年、老人的环岛旅程。影片中环岛往往被赋予了一种情感救赎、寻找自我、励志的精神内涵。行程912公里的环岛将台湾由南到北不同风情的沿途风光一网打尽。当然环岛不仅是展示异域风情，它还用影像建构起另一个新鲜的视觉空间——一个自然的、阳光的、乡土的台湾，迥异于之前影像中的台湾留给人们的那种都市的、拥挤的、潮湿的、压抑的、隔阂的印象。原住民题材电影《赛德克·巴莱》、《不一样的月光》、《山猪、飞鼠、萨克努》、《飞鱼》在展现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时，也给我们展现了原住民“山海文化”的特有空间环境，这些在以往的台湾电影中都未曾被专门或者充分表达。有些作品则努力在影像中树立新的城市地标，如《六号出口》、《西门町》中的新旧文化并置、交通商业和流行文化集散地的台北西门町，《艋舺》中帮派文化滋生和聚集的台北西区艋舺地带，都在影像中为台湾勾勒出新的空间图像。

3、对族群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台湾生活的四个族群登陆台湾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发展出和谐融洽的族群关系，从福佬人与客家人到台湾垦荒占据了沿海和平地逐渐把原住民逼到贫瘠封闭的高山，到福佬人与客家人之间因为生存竞争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大规模械斗，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执政，人为造成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怨隙，都令这个多族群的岛屿族群关系紧张，这种族群关系也直接反映在电影创作中。如没有话语权的原住民在银幕上从愚昧、野蛮、迷信、残暴的“他者”形象（如《吴凤》、《唐山过台湾》等作品）到都市人的精神救赎者（《超级公民》、《心灵之歌》、《等待飞鱼》）的两种极端形象；外省人也往往被塑造为外来侵略者的形象，破坏了在地的规则和秩序，如《艋舺》中钮承泽饰演的蚊子的父亲。

近几年台湾电影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更加客观地呈现不同族群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的作品，如表现原住民历史文化的影片《山猪、飞鼠、撒克努》、《不一样的月光》、《赛德克·巴莱》、《灵魂的旅程》等，开始深入原住民文化的内部探询他们的真实生存经验和现实处境；探究普通外省二代在台湾身份认同焦虑的影片：张作骥导演的故事片《黑暗之光》、《美丽时光》，外省二代萧菊贞导演的纪录片《银簪子》和汤湘竹的《山有多高》等都记录和讨论了外省二代在与脚下这片土地融合时的成长之痛以及身份认同的迷惘。呈现客家人抗日历史的《一八九五》，这些关注并呈现族群历史和生存现状的作品，尽管大多都由本族群的创作者去关注思考并呈现，但无疑会在现实中加深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体现出社会以及电影创作者对族群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建立一种更宽容多元族群关系的可能，显然多族群文化本来就是构建独特台湾在地文化的重要部分。台湾的各个族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彰显各个族群的历史文化无疑拓展了以往台湾在地表达的空间。

4、在地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呈现与张扬

从当下的台湾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当地的时尚流行文化元素，如《六号出口》、《西门町》、《给未来的信》、《人鱼朵朵》、《第三十六个故事》、《熊熊爱上你》等影片对当下台湾流行文化和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捕捉和呈现，那些喃喃自语和沉溺于个人世界的“私角落”都传递出更多在地大众文化的信息，迥异于台湾新电影时期把目光投向历史和现实思考的宏大叙述，构建了一幅新的台湾大众文化的图景。

民俗以仪式化的方式表现当地人代代相传的对自然、土地、生命的认知和态度，表现的是一种纵向的文化传统。在台湾，很多民俗依然保留着它的仪式化的传统，民俗表现也成为台湾电影复兴浪潮创作中，强调在地文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阵头文化（2008年的《敬盛堂的春大神》、2012年的《阵头》）、丧礼风俗（2008年《一席之地》、2010年《父后七日》、2016年纪录片《日常对话》）、节庆民俗表演（2014年《铁狮玉玲珑》）、饮食文化（2011年的《鸡排英雄》）、办桌文化（2013年的《总铺师》）纷纷被搬上大银幕，2013年歌手任贤齐还将台湾民众狂热参与的妈祖绕境拍成纪录片《妈祖游台湾》，历时九日八夜跟拍台湾民众跟随妈祖绕境的整个过程，期间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徒步行走的坚持、妈祖绕境每个进程的重要仪式、沿途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信仰的热情，在在勾勒出一幅集民间信仰、民俗表演、地域美食于一体的风俗民情画。这些增加了台湾电影在地性的内涵和可辨识元素。当然，在地的民间文化既彰显了台湾的本土文化特质又显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结 语

“台湾社会的差异性以及冲突的多样性——包括阶级、性别、族群、性向的歧义——已经受到台湾电影与文学的正视。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越来越多人开始留意台湾内部的多样性。”当下台湾电影创作显然在努力捕捉、呈现、思考在这种多元文化语境下台湾在地性的本质是什么？在以往的台湾凸现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似乎总暗含了“分离主义”的潜台词，而这些也往往被台湾的“本土派”作为“去中国化”的重要“依据”。但实际上，台湾的每一处在地经验的表达，都恰恰印证了台湾与内地同源同根不可分离的文化本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两岸的不同历史经验，使台湾在主体上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近现代历史文化，它与地域文化结合发展出来的独特在地性，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就如同地域广袤的内地即便沿着同一个历史轨迹发展，依然存在个性鲜明的不同地域文化一样。台湾电影在地性的强化事实上令华语电影延展出更多元的创作空间和文化特质。

作者简介

于丽娜（1976—），女，2005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获电影学博士学位，毕业至今在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任职，副教授。现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会员，2017年被中国电影博物馆聘为展览大纲修订工作专家。本人主要研究方向是台港电影和电影史，在校为戏剧影视文学本科生开设《港台电影研究》、《外国电影发展史》等课程，研究生课程有《港台电影研究》、《戏剧影视文学前沿》（合上）。2013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台湾电影复兴浪潮研究》，2016年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百科全书》修订电影卷“台湾电影”和“纪录片”部分词条撰写。在《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电影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