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犹太城》：难以言表的悲剧之美
2018年11 月 9 — 11 日，话剧《犹太城》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当这部话剧第一次被呈现在中国观众的眼前时，惊艳之余，其所表达的人文意蕴和深刻内涵亦让观众深受感动。
近几年，随着很多当代外国戏剧在国内上演后引发了不凡的反响，将外国经典剧目“中国化”这一演出形式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今年，曾出品过爆款舞台剧《如梦之梦》的央华时代文化公司，第一次把以色列历史上最轰动的话剧之一《犹太城》搬上中国舞台。该剧由以色列国宝级艺术家约书亚·索伯尔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并导演，并将由中国演员出演，演员规模预计会超过《如梦之梦》的40人。谈及挑选这部话剧作为引进对象的缘由，中国版《犹太城》的制作人王可然说，这不仅仅是是一部讲述苦难、教人们如何面对死亡的作品；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所探究的是苦难背后高贵的灵魂，以及人为什么而活。
1941年左右，正是欧洲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的年代，纳粹德国军队将大批犹太人强行压制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一些指定隔离区内生活，这些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便被称为“犹太城”。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在这里过着不见天日的的生活，这些人被德军当作俘虏，强迫他们为战争工厂出卖劳力。故事便在这里发生：一场大规模屠杀过去仅仅几日，一群幸存者们被德军运送到这里来，即将开始他们夹缝中的艰难生活。一堆破烂不堪的衣服和鞋子从天而降，重重落在舞台地面中央——那是他们即将为之劳作的制衣工厂的原料——从被屠杀的同胞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染着鲜血、带着枪伤。
他们被命令在几秒钟内拣起那些衣物。混乱的脚步声响起，其中还夹杂着清晰可辨的急促呼吸声。德国军官Kittle用一双阴翳的眼睛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发现这群人中一个叫做Haya的犹太女孩在厨房偷了一小包豆子。Kittle踱着不慌不忙的步子来到Haya身旁，逼迫她将装有“赃物”的布包交出来，将其中的一百二十颗豆子尽数洒落在地。“捡起来。”他说，死亡的恐惧笼罩在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身上，殊不知一切都在军官Kittle的掌握之中。不同于那些处于惊惧中的犹太幸存者们，他是犹太城规则的制定者，集暴力、冷酷和邪恶于一身——却自诩热爱艺术。当他从其他犹太人口中得知Haya歌唱家的身份以后，Kittle命令她为他演唱一首歌来换取活命的机会。“要知道，我可是个行家”Kittle说到，“如果你唱错一个音，这里的所有人都要为你陪葬。”
Haya颤抖着开了口，美妙的音节从她口中跳脱而出，歌唱着身陷厄运的人们虔诚而无望的祈祷。一曲唱毕，就连一贯冷漠的Kittle也为之动容。“你打动我了，这首歌值十颗豆子，剩下的还得慢慢还”。Kittle带着他的手下离开了，犹太城的新居民们暂时松懈下来。然而当他们打开下水井盖准备迎接藏身其中躲避屠杀的犹太难民们时，强烈的窒息感再次来临——伴随着下水道散发的阵阵恶臭，幸存的难民鱼贯而出。他们面色苍白、脚步凌乱，大口呼吸着下水道以外的新鲜空气，却仍是像一只只泄了气的皮球般奄奄一息。没人知道他们躲在下水道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无论如何他们活了下来——活着就总归还有希望。
幸存的人们来自一只犹太剧团，这里有提琴手和风琴手；有生性活泼的木偶剧表演家和高贵优雅的舞蹈演员。他们被迫在结束制衣厂劳作后的闲暇时间里排练剧目，以满足那位热爱艺术的德国军官的私人癖好。当生存压迫与艺术信仰发生冲撞的时刻，尽管他们也曾质疑在遭遇屠杀的同胞的墓地里演戏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但这种执念很快有所改观。排练剧目的时候，他们仿佛重新获得了往昔的自由。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但犹太城里却大不一样。尽管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但他们仍在努力生活着，为了一个无法被把握的明天怀揣着希望。他们展现出的生命力，用孙强老师饰演的德国军官Kittle那段台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我溜进了你们的犹太城，仿佛突然之间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充满生机、闪闪发亮，爆发着混乱的、绝望的活力，那么美，那么富有想象力”。是的，这就是犹太城，幸存者们为这片几天前刚刚沾染上同胞鲜血的土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那是流淌在他们血液里高贵的自由所散发出的光芒。
中国版的话剧《犹太城》曾对主创们做过一段采访，话题是关于这部话剧对现代流行的某种“社会病”的治愈性——对此我亦深以为然。一直觉得戏剧是在平淡生活中给人以力量的存在，那些舞台行为和戏剧对白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化反映，它们平和有力且直击人心，能让置身戏外的看客们重新变得有梦可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曾是诗人和梦想家，只是在长大成人这条惨绝人寰的道路上，绝大多数人逐渐背弃了当初那个心怀希冀的稚嫩孩童，把自己活成了悲剧英雄西西弗斯的模样。那块名叫“生活”的巨石一次次从山顶滚落，而西西弗斯们甚至从未怀疑过自己每日推石上山的意义——这种说法绝非是对那些辛劳付出的人们的不敬，只是高强度且机械化的生活极易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低落，这也是许多看似浮夸的社会病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人们在一团乱麻的生活中疲于自我救赎，但在低头寻找六便士的时候，却忘了头顶的月亮依然很美。
实话讲，我并不愿意看到一些高高在上的少数人对社会病患者们发出不友好甚至讽刺性的声音（也许因为我本人也是社会病重症患者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压力、焦虑甚至抑郁倾向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身上都屡见不鲜，拿生于战争年代的人们同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相提并论毫无疑问是缺乏说服力的。但这部《犹太城》是个不一样的存在，它是温和的、娓娓道来的；是去教条化的、毫不说教的，是以一种脆弱而决绝的方式令人感到心碎的。它默默地为看客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旁观了一群人的生死之后，我们是否能以另外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生？
在那些和平的日子里，犹太城的人们也曾成日里跳舞歌唱，木偶艺人乐此不疲地演着他的木偶戏，歌唱家吟诵着婉转悠扬的咏叹调。而这一切在德军的铁蹄踏进他们的家园时尽数变成一场噩梦，曾经生活在天堂的人们一朝坠入地狱，戏剧化的冲突与哲学问题的思辩便围绕着这场灾难展开。
当生存已是一种奢侈时，艺术是否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犹太城》给了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契机。我想人们对于类似问题的怀疑，本质上同我曾质疑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十九年如一日心怀希望为自己沉冤昭雪是否现实一样：如果所谓希望是建立在无尽的痛苦之上，是否只有死亡才是获得终极自由的唯一方式？这里是时候引用一下德国哲学家尼采关于悲剧和艺术的认识——既然人向往永恒的生命却终究没难逃一死，那么在这样注定悲剧性的一生当中，究竟什么才是支撑人活下去的信念——是象征着狂醉与自由的酒神精神，即，在看透人生的悲剧性本质后依然勇敢地面对人生，而这种勇敢正是来源于艺术的力量。在观看（创造）艺术作品（尤其是悲剧）时，我们感到自身与永恒的宇宙生命合而为一，超脱了自身的苦难和生死，而后获得一种巨大的解脱与快乐——也许这就是犹太城的人们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存欲的原因。
诚然，人终究是孤独的，这种酒神精神的形而上力量虽然并不直接作用于人，但它总是会在生死时刻为那些深陷泥潭的人抛下一棵救命稻草：警察总长Gens先生就曾在一个四下无人的寂静深夜将枪口指向了自己的太阳穴，因为他即将被迫对几个失手杀死盗贼的同胞执行绞刑。千钧一发的时刻，未眠的Umma及时上前阻止了他，两人相拥而泣的场面令人无比动容。Umma哭着告诉正处在崩溃边缘的Gens说：为了犹太民族的明天得以延续，不要放弃宝贵的生命。在那种时候，他们早已不是为自己一人而活。民族大义与种族压迫的双重枷锁对于犹太城的难民来说过于沉重了，彼时彼刻，艺术并非作为一种被现代人追捧的所谓高级精神享受而存在——
那是他们精疲力尽的日子里最后的解药。
“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把鲜花带进犹太城，那我们就互赠秋天的落叶。”犹太城里的人们这样说道。只这一句，就将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描绘到了极致。但这个故事的深刻内涵还远不止于此：还记得那位热爱艺术的德国军官Kittle吗？开始时，他所树立的形象是一名冷血的纳粹分子，一个标准的反派人物；但他在随后的故事里逐渐被艺术唤醒出人性的一面。他在艺术家们面前所展现的的自卑、嫉妒与掩饰使得这个角色开始变得复杂而深邃。他最终杀死了剧团所有人，但这场杀戮在他心里不是出于战争，而是出于失去爱情后的愤怒。如果没有战争，他或许也会成为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不是被纳粹的种族主义洗脑，沦为一个罪孽深重的刽子手。Kittle这个角色太厚重了，厚重到我们无法单纯地评价他为一个“好人”或是“坏人”，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理应得到人性理解与关怀的人。
歌唱家Haya在剧中唱了十一首美妙的歌，但故事却是在一片静默中结束的。犹太城的剧团成员们最终没有逃过被屠杀的命运，那么他们为争取自由所做的努力到底是否值得呢？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他们曾经那样不屈地生活过，死也能够算得上死得其所。
私以为，戏剧就是要在人们内心的荒原点上一把火，将丛生的杂草以燎原之势燃烧殆尽，让那些被埋葬的绮梦重见天日，让人们疲劳的神经得到暂时的休憩。某些商业戏剧对人们的伤害大可不必再谈，我只为那些不为人知的好故事被埋没而感到惋惜。感谢央华将《犹太城》这样的诚意之作搬上中国的舞台，这个动人的故事除了带有不可多得的治愈性，其中所包含对于生命、对于历史的敬畏心，亦对戏剧人们日后的创作有着意义深远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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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