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有感——论“忠恕之道”

当世之时，人欲静而事不允。

物质虽其丰厚，却无以弥补精神匮缺：友情为金钱所蚀，良知为权力所侵，理想为欲望所腐，志向为现实所迷……凡此种种，令人惶惑不已——人生价值渺渺。

何以正视物质与精神之反差？何以疗治社会同人情之冲突？唯孔子“忠恕之道”也。其所提倡之精神、所追求之修养、所崇尚之操守、所遵循之道义，皆长于调治风尚、洗涤心灵，大有裨益。

“忠恕”者，孔子之思想精髓也。“忠”“恕”合一，便为“仁”。“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里仁》）。曾参所悟之“一贯之道”，便为“忠”、“恕”。

何谓“忠恕”？子未直言“忠”，而独言“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卫灵公》）。此为孔子“恕”之所解。即凡事皆先行自比，自己所不愿者，非强与人愿之。正如古语所云：“如心为恕，谓如其己心也”（《左传 昭公六年》），其境通同。

孔子之“恕道”，其实质在于统一内在精神与外在实践。体认为实践之依据及载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为此解。“不欲”同于“勿施”。

于己而言，“恕”者，随机应变也。以度人之心度己，乃至己人合一。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中庸 十三章》）。

于人而言，“恕”者，关心体察也。以律己之心律人，乃至人同于己。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 卫灵公》），“宽厚”、“容人”，则为交往之本。

至于“忠”之深意，“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忠”者，从中从心，所谓“内尽于心也”（《礼记 中庸疏》）。孔子之“忠”之践行，在于“以己度人”及“以人度己”，自省、反省合二为一。

于己而言，“己立己达”。《论语》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 雍也》）。所谓“能近取譬”，实则“以己度人”。须先行自省、内省。

于人而言，“立人达人”。尽责于人，重于反省。以人为介，以受人之行而观己之行。此外，“忠”亦有“忠诲”（《论语 宪问》），“忠告”（《论语 颜渊》，“与人忠”（《论语 子路》），“言忠信，行笃敬”（《论语 卫灵公》）之内涵。有诚恳为人之心，方能善解人意，善于助人。

“立人”、“达人”，皆为道德成就之途径。既为情感关爱也为物质扶助，更重于以己之德行感化于人，从而相互激励、共同善进。“忠恕之道”之“忠”与“恕”，二者“一以贯之”。

“忠”者，重于有所为，藉“己之所欲”而“立人”、“达人”，强调主动助人，乐于扶持；“恕”者，重于有所不为，“勿施”“己所不欲”，强调同情于人，勿损人利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合二为一。

当世之时，德益浅薄。立法无以代伦理，立律无以代良善。讲道德与不触法，二者殊途。因此，重建社会道德，仍需持“忠恕之道”。

其一，“忠恕之道”可为道德示范。此示范异于法律，在于自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均倡以及观己，推人及己。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论语 为政》）。立法可治标，却难以治本，以德方能服人。“忠恕之道”者，宜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其二，“忠恕之道”可为道德适应。四海之内，道德皆宜为人所志而遵循。于我国而言，民众甚巨，共产主义道德目标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可谓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需长期受教方能受而践行。普及道德，需良方指引。“忠恕之道”，提倡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与人为善。民众易于践履笃行的。

其三，“忠恕之道”可为道德启迪。道德失衡者，皆迁怒于外界而难于自省。“忠恕之道”则可启迪道德自觉，使人内省、自律，自知、自教。事败者，当问尽心否？尽力否？逆境中，勿以怨天忧人，应惯于自省，去私心，存人利。“忠恕之道”则可提升道德，完善内在。

因此，虽现世物欲充塞、道德沦丧，然秉持“忠恕之道”，则能固守本质，勿以同流。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