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摔跤发展的历史变迁初探【会武堂】

蒙古族摔跤发展的历史变迁初探

生活在祖国北部草原的蒙古族，创造和发展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摔跤、赛马、射箭运动——即“男子三竞技”。每当水草丰美、五畜肥壮的季节，草原上便举行以“男子三项竞技”为主要内容的、为广大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那达慕”大会。粗犷质朴的摔跤运动，是“那达慕”大会中最受群众欢迎的竞赛项目。

蒙古族的摔跤运动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在蒙古古代社会特别是十三世纪以后曾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今天的蒙古族人民中依然十分流行。

本文试就蒙古十三世纪后的摔跤运动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十三世纪蒙古族摔跤活动发展的原因及其概况

十三世纪是蒙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摔跤运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达到了蒙古族摔跤运动史上的一个高峰。

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牧业经济非常发达。畜牧头数迅速增长，为古代蒙古族“男子三项竞技”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牧业经济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与牲畜打交道，就更显得力量和技巧的重要。摔跤是等动量的对抗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对发展人的力量、技巧、意志品质具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又不受场地设备条件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所以它最适合牧业经济生产技术需要和游牧生活的环境条件。

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加速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原来的氏族部落逐渐解体，进入了部落联盟和统一整个蒙古的战争时期。每个部落为了保存自己，或为吞并其他部落，都组织了由全体男子参加的武装集团。

《元史 卷九十八兵志》中说：“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兵，十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短兵相接乃是古代战争的主要特点。这对一个士兵说来，力量、技巧、顽强的战斗品质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在当时，培养、选拔勇健出众的力士，是每个部落首当其冲的任务。摔跤运动就以能够培养和发展人在战场上必备的力量、技巧和意志品质的特点，而被列为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摔跤能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在部落联盟的民主选举中，只有在“男子三项竞技”方面超群者，才有被当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资格。忽图勒罕所以被当选为全蒙古、泰赤兀惕部首领，就是因为他在“男子三项竞技”方面是超群者。

在后来统一整个蒙古的战争中，成吉思罕的忠臣将领——合撒儿、别勒古台、木华黎、者别、苏别额台等都是“男子三项竞技”方面的超群者。尤其是别勒古台、木华黎更是当时的著名摔跤手。到了成吉思罕对外侵略扩张时期，蒙古社会已进入了封建世袭制。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使“男子三项竞技”的社会地位降低，它仍然是定夺罕位、选拔将领的重要条件之一。

例如成吉思罕於一二一八年出征撒儿塔兀勒百姓前，接受妃子的建议，与弟子和将臣们在商定将罕位委与谁较合适时，拙赤、察合歹二子为夺罕位而争，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罕的两个儿子拙赤和察合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拙赤起，揪察合歹衣领日：……‘若远射败于汝，则敢断其拇指而弃之，则自其倒地勿起之，若相搏败于汝，则自其地勿起之，愿听父罕圣旨裁夺。’”拙赤的这段话，意气风发，铿锵有力，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在古代蒙古人的政治生活中，“男子三项竞技”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到了元代，因摔跤出名而被升官晋级的也不乏实例，如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六月)以拱卫直都指挥使马可谋沙角抵屡胜遥授平章政事。”(见《元史 武宗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摔跤运动无论在普及和提高方面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涌现出了很多力大超群善摔善战的将领。例如：别勒古台、不里孛阔、木华黎等，他们不仅是摔跤场上的力大出众的角抵能手，而且也是勇敢善战的将领。

关于别勒古台之摔跤，在《蒙古秘史》中描述道：“别勒古台之相搏也，常脱其右袖裸行。”这段描述虽然简短，但它确实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摔跤运动的实况。

成吉思罕统一整个蒙古时，随着蒙古政治、军事力量的扩大，摔跤运动在军队里更加开展。它不仅仅是训练士兵的手段，而且也是调节军队思想，稳定情绪，鼓励士气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了。因此，每当一个战役胜利结束或者修整军队期间，都要举行“男子三项竞技”的比赛。

例如，苏联史学家B 扬所著《巴都罕》一书的《蒙古军之那达慕》一节中，记载了蒙古军因胜利渡水，在俄罗斯境内乌尔卡山麓下举行的阅兵仪式上组织了“男子三项竞技”比赛。其中摔跤场面的记述尤为详细：士兵们以千骑为单位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坐成一个圆圈。巴都罕和他的将领们在山坡上铺设的地毯和鞍垫上理定后，军号、锣鼓齐鸣。主持摔跤者先进入场高喊“来吧！无畏的健将们，为了健康进场来摔吧！考验我们的意志，较量我们力量的时候到了！”

那些优秀的摔跤手们把自己的马交给信得过的人，从各处进场。他们从一个脚上跳到另一个脚上，伸展双臂，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或草，形状犹如雄鹰展翅……他们各自寻找对手，相抱互捕各欲将对手摔倒在地。围观者们为各自的摔跤手高喊加油。胜利者跳跃着来到为他们铺设的座位上，在那里备有点心和各种可口的食物。他们一把抓起，先是送到自己的嘴边，然后将其扬向恩赐胜利的苍天，以示感恩。还有的撒在自己朋友们的中间。

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有个名叫套哥儒勒的摔跤手，其人身材高大魁梧，相貌雄伟。他将对方高高举起掷於地上，因胜利而高兴地跳跃着。败者却卧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地哭泣。

套哥儒勒近其身旁问：“你为什么这样悲伤？”

答： “如果我就此而死，那就痛快了，因为未能就此而死，我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套哥儒勒听了之后，将他扶起说：“这是我们为蒙古大帝业的兴旺尽忠啊！”於是二人互赠了手刀，犹如亲兄弟般地相抱互吻，手拉着手离开跤场。

之后，有一小队骑士前来说： “恩惠的巴都罕命我等前来传旨：罕夸耀你们的果敢无畏，将你二人编入蒙古护卫军中。”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三项竞技”的比赛，除了能调节军队的思想、稳定情绪之外，还有增进军队的健康，补充战争中伤亡的主力军和鼓励士兵继续为蒙古统治阶级英勇作战的作用。

十三世纪蒙古的摔跤，随着其政治、军事力量的扩大而超出了蒙古的范围，登上了世界体坛，开始与各国摔跤运动员相互往来和比赛。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蒙古力士不仅与波斯力士进行过摔跤比赛，而且与钦察汉地的力士进行过比赛。这对促进各国摔跤手们互相来往、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为东西方的体育交往架起了一座桥梁。

二、元代蒙古族摔跤的特点

蒙古族摔跤发展到元代，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社会娱乐的成分越来越大了，其次是摔跤方式发生了变化。

(一)蒙古族建立元朝后，除了西北边缘地区有同族内部的零星战争以外，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国内已经安宁。因此，人们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日渐高涨，而元朝历代皇帝也以其尚武的民族习俗，而非常重视摔跤运动。如世祖时的学可(摔跤手)目人马合谋沙。这个孛可是皇帝封的，即摔跤者之魁。

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以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抵屡胜，遥授平章政事。一个优秀的摔跤手被授以宰相的职位，足以说明武宗对摔跤运动是何等的重视。

到了仁宗时，元朝还专设“校署”管理摔跤运动。仁宗又於“延祐七年六月庚申，赐角抵百二十人钞，各千贯。”

于此同时，元朝历代皇帝常以观看摔跤来进行娱乐消遣，赏赐无数。在《口北三厅志诈马行》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大宴三日酣群宗，万羊脔炙万瓮，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抵呈巧雄，紫衣妙午衣细缝，钓天合奏春融融。”这是元祖忽必烈在上都观看摔跤、舞蹈筵宴娱乐的场面。

又《元史 盖苗传》中说：“(顺帝)欲以钞万贯与角抵者，苗曰：‘诸处告饥，不蒙赈恤，乐戏何功？获此重赏乎？’”

上述两例可见摔跤在元代皇帝的娱乐消遣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二)元代以前的摔跤相当于自由式，胜败不是以是否倒地为标准，而以双肩是否着地为标准。到了元代，蒙古的摔跤运动发生了变化。

《马哥波罗行记》第一六九章《海都女之勇力》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二民即至角场，相抱互找各欲仆角力者於地，然久持而胜负不决。最后女仆王子于地。”这说明二人胜败的标准是将对方仆於地。这与现在的蒙古式摔跤的胜败标准是一致的。

又在《克拉维约东使记》第十三章中，记载贴木尔孙皮尔麦麦特在其首都撒麻尔罕招待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的盛况时说：“......太孙面前有大力士二人，作角力戏。力士上身皆着无袖之皮裔链。彼时正相持不下，后以皇太孙命其迅速收场，可以由其中一人，将对方捉住提起，然后摔倒在地。”这与现在的蒙古族摔跤，无论在服装上，还是在摔法和技巧上就更加相似了。

至于蒙古族摔跤之所以在元朝发生演变，其原因尚待探讨。

三、清代蒙古族的摔跤活动

元朝灭亡后，几百年间，蒙古族的经济、生产力方式变化不大，基本上还是以牧为主。清政府统一中国后，清朝对蒙古族施行了盟旗制。“旗”是个军事行政单位，所有的牧民全部编入这个军事行政单位，发生战争时，盟长带领所属旗兵丁应召出征。这为蒙古族“男子三项竞技”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再者，清初的皇帝们也因袭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重视和喜欢摔跤运动，大力提倡蒙古式摔跤，以重赏出众的摔跤手来发展摔跤运动。

《满文秘档 太宗赏三力士》中记载：“天聪六年正月，阿鲁部之特木德黑力士与班克库克特之杜尔麻，於会兵处角力，杜尔麻胜，特木德黑负。们都与杜尔麻角力，们都胜，杜尔麻负。令们都、杜尔麻、特木德黑三力士跪于上前，听候命名，赐们都‘阿尔斯兰土谢图布库’(象狮子一样凶猛的摔跤手)名号，并赏豹皮长袄一。赐杜尔麻‘扎布库’(象大象一样有力的摔跤手)名号，并赏虎皮长袄一。赐特木德黑‘巴尔巴图鲁布库’(虎胆英雄)名号，并赏虎皮袄一。……并谕以后如有不呼所赐之名而仍呼原名者，罪。”

关于此三人，《东华录 天聪》卷七中，又有记载说：“三人皆蒙古人，膂力绝伦，善角抵。们都貌伟胸阔，时为侍卫。特木德黑身长七尺。杜尔麻貌不逾中人，而筋骨实坚强云。”

自从“太宗赏三力士”后，蒙古各盟旗之王公仿效清皇帝，各自都选拔著名摔跤手，封为王爷的“三布库”(即摔跤手)，进行训练。趁盟会、庙会、祭包、神树之际进行摔跤比赛。这些作法和比赛也为当时摔跤运动的开展和技战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清皇帝常召蒙古族的摔跤手进京表演。《东华录 天聪》卷九中说：“天聪八年正月乙，上御中殿，命土谢图济农、查萨克图杜棱、噶尔珠塞特尔三贝勒下三旗力士，先与小力士为角抵戏，后令阿尔斯兰与三旗选拔力士六人较，阿尔斯兰不容立定，一一高举掷之，各国人无不惊奇。”这个阿尔斯兰，就是前面提到的们都。

除此之外，凡蒙各部使臣至，都要为清朝皇帝表演射箭、摔跤或与满族摔跤手角力。

乾隆年间，清政府以“蒙古人出其一万僧，强其养百万兵”的政策，将黄教大力输入蒙古地区，而造成了蒙古人口减少，体质下降，思想虔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摔跤运动的发展。

在清代，除了宫廷摔跤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摔跤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就参加比赛人数而言，在那达慕大会上参加摔跤的摔跤手达数千人，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摔跤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因而在当时涌现出了很多人民群众所爱戴的著名民间摔跤手，他们是乌珠穆沁旗的杜棱扎那、苏尼特旗的杜石、阿拉善的策勒萌、巴林的巴林布库、科尔沁的西拉喜布、红和里耶等。广大人民用诗歌和民间故事的形式歌颂他们的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和为民除害的功德，并抒发其渴望获得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这些诗歌和民间故事，至今仍在蒙古人民中广为流传着。

蒙古族摔跤从古至今，历经沧桑而不致泯灭，除因为它与蒙古古代社会的教育、政治、经济、战争生活、社会娱乐密切相关以外，而且与草原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生活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它对增进人民的健康水平，丰富草原牧民的精神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今天，继承古代摔跤的优良传统，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丰富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体育的内容，乃是我们各族体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务。（阿琪拉图）

中国摔跤运动发展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