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
提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其对外传播首要任务是明确话语的核心内涵。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寻找其与丝路精神的契合点，在政治话语的指导下凝练出“一带一路”民间话语内核，能够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下，“一带一路”的话语传播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本文在分析当前传播环境和揭示话语权争夺实质的基础上，试图从传播内容、形式、理念出发提出增强“一带一路”话语国际传播效果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话语建构；国际传播
2013年9月至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五大建设目标中的其他四个目标都要落实到“民心相通”，中国只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价值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才能夯实“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要建成价值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首要前提是让沿线国家和世界人民清晰明确地了解到中国在这一巨大倡议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内核是什么，这依赖于“一带一路”核心话语的凝练、表达和传播，如何在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下增强“一带一路”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其国际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话语建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核与丝路精神
习近平主席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中将丝路精神的核心总结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16个字作为政治话语在官方传播和倡议推进过程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权威作用，在传播过程中亟需与之呼应的民间话语，将宏大的政治理念具体化，以人本主义和民心相通为根基，勾连起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情感。
“一带一路”是从中华文明历史深处走来，是一种文化的延伸，本身就包含着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因此，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丝路精神的契合点，发挥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发海外受众的“移情”和“共景”，能够提高倡议的美誉度和海外受众对于倡议的归属感。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李希光教授提出的用“和”“仁”二字凝练“一带一路”核心话语的观点是极有价值的。“和”字有和谐、和睦、和美之义，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韧性，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和零和博弈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上不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一种文化和一种“普世价值”，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强调“和而不同”，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仁”字则是中国儒学的核心理念，“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在国家关系中“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在别的国家和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流血冲突。
二、话语空间：“一带一路”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话语是在封闭的空间中流传的，只有符合一定条件和资格的话语主体才有资格进入话语界”，构成“一带一路”话语传播场域的主体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作为倡议国的中国，也包括沿线各国和域外的关键性大国。不同主体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经济贸易、地缘政治、文化文明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空间，这一空间中传播主体的诉求、权力关系的变动和各主体对于话语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成为影响倡议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语境，也是增强“一带一路”话语传播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国际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和当今世界现实需求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而这一变化的主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衰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各极影响力不断增强。“阿拉伯之春”曾向人们许诺的自由和民主，最终不过是一缕幻光，以ISIS为首的恐怖主义肆虐伊拉克和其他被美国占领过的地方。而西方国家因为自身经济危机和其他内政问题自顾不暇。“欧美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反思，不时的回顾由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留下的遗产和缺陷，对‘现代’发出质疑，审慎而严厉的批判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种种恶疾”。在这样的国际格局的变革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开始对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以期读懂中国的和平崛起，为自身的发展寻求道路、方案和指引。
(二)倡议发起国的角色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奠定了话语权基础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机构之中，中国始终没有获得与自身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相称的权利，这也直接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始终没有解决“挨骂”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相关国际机构的设立会极大地改善这种状况，这也为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话语权基础。
(三)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古丝绸之路的良好口碑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内涵和文化吸引力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追求和谐、不走极端，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每当被外族侵略后，中华文化总是能够以一种包容性将其吸收接纳，这种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能够与其他文明和文化和睦相处。两千五百多年来，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和睦之路、贸易之路和妥协之路，丝绸之路文化是充分容纳沿线特色文化、爱好和平、追求共赢的文化，跟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清洗和种族屠杀文化完全不一样。由此可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内涵与“丝绸之路”这一知名文化标识相得益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增强文化亲和力，提升沿途人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感。
虽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旧的国际传播秩序和权力关系发生了相对性的变化，国际舆论环境中对于我方有利的因素不断涌现，但是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具有地区和世界影响力的宏大倡议，在其话语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一)西方长期的文化侵略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抹黑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当前西方国家在这些地区仍然有很强大的战略存在，西方国家长期对这些地区实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电影、电视剧和其他流行文化产品，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不断进行价值观输出和文化侵略。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是“哈哈镜”中的中国，是不真实和充满偏见的。因此当中国有能力提出具有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大力展示自身优秀文化时，西方国家便开始了不遗余力的抹黑和污名化，例如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詹姆斯·霍姆斯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邻国施以经济恩惠并不奇怪……事实上，这一方式也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当中：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通常都会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向周边邻国提供馈赠和其他物质利益，以换取后者对中国的政治顺从”。像詹姆斯·霍姆斯一样，很多美国学者、媒体将本来是建立在“仁”“和”理念上的“一带一路”从中国传统王朝历史出发曲解为中国新时代的“朝贡体系”和“新怀柔政策”或是“安抚外交”，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不平等的经贸合作，而选择性忽略中国通过这一倡议所表达和诠释的正面价值观和优秀文化。
(二)沿途国家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人文习俗差异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亚非欧60多个国家，途径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等多个不同文明群，这些国家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文明群习俗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种族宗教矛盾十分突出，有些地方战乱频发，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纵横，国情差异十分明显。这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和理解度也十分不同，虽然“仁”“和”思想的内涵对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但是如果泛泛而谈就显得大而空，根本无法起到民心相通的效果，巨大的受众环境差异使得“一带一路”话语的传播面临挑战。
(三)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理念相对落后、跨文化传播能力相对不足
中国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却不尽人意，没有把自身的优势文化资源转化为他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旗舰的孔子学院面临的“本土化程度不高，进展缓慢”“传播途径单一，方式有待创新”“文化自信欠缺，传播动力不足”等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传播内容上看，在传播的过程中没有真正的诠释和触达到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多是浮于孔子、儒学、中国功夫等文化符号，没有明确的价值内核，多数国外受众看中国传统文化是灿烂的同时也是神秘的，在“一带一路”话语的传播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形式上看，对外传播渠道单一，缺乏多元性。当前对外传播还是主要依靠传统媒介形式和官方主导的宣讲会、研讨会，没有充分的利用好当前媒介融合时代的全媒体传播手段。从传播理念上看，当前的对外传播还是遵循过去“宣传”的手法，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太浓，没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缺乏互动和反馈，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三、话语表达：精准提炼传播内容、努力创新传播形式、更加注重传播策略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认为，“中国通向和平崛起的途径之一是首先要在区域层次构建起一个建立在‘亚太价值观’基础上、独特的国际社会”，“一带一路”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和平崛起中的中国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新尝试。在把握这一传播实质的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文化交流合作，真正使“一带一路”话语成为沿线人民“民心相同”的桥梁，需要在提炼传播内容、创新传播形式、改进传播理念等方面补齐“短板”、共同发力。
（一）精准凝练内容，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优质素材
在传播的过程中面面俱到反而会导致大而化之达不到传播效果，对于核心内容和内涵的提炼至关重要。例如“仁”“和”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又能精准诠释和传达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所秉持的态度。在传播的过程中既要从其历史渊源、发展历程、现实意义等方面纵向挖掘其价值内涵；又要在深刻把握其内涵的基础上做横向的拓展和内容延伸，寻找其与“一带一路”精神的契合点，与各沿线国家间文化的共通点，增强这一概念标识的宽度和广度，使其内涵丰富又令人信服。同时要注意剔除文化中的糟粕，做好解释引导工作，以防给西方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
（二）创新传播形式，为“一带一路”话语的国际传播打通多元渠道
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无法引起受众的兴趣，在媒介融合的时代，传统文化走出去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甚至是个人等多元传播力量参与进来，以“仁”“和”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文化流通领域中不应是以“干巴巴”的概念或是传统迂腐的说教出现的，应当给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创意，要充分利用AR、数据可视化和交互式图片等新技术，将传统文化内涵融入于电影、电视剧、短视频、直播、3D体验馆等现代大众文化中，增强沿线受众的参与感，真正建立全方位、多领域、立体化的国际传播格局，改变国外受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
（三）改进传播策略，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在跨文化传播的的过程中，由于传受双方在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传播的效果会打“折扣”，在以往传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折扣”现象异常严重，这就要求传者改进传播理念。
首先，要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以“仁”“和”思想为例，如果在传播时只是空谈其历史来源、内涵意义、现实价值只会“水过地皮湿”。话语实践本身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其传播归根结底也是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从这一立场出发，在“一带一路”的传播过程中要善于主动发声，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进行有力的回击和批判，要将包含“仁”“和”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与西方所谓的“秩序”及其“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做比较，这是“一带一路”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资源。同时要从沿线国家的发展现实出发，批驳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霸权合法性，揭露其背后的侵略实质和殖民思想，反衬“一带一路”倡议的横向比较优势，以此为着力点，在对抹黑和偏见做回应说明的同时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其次，要增强传播的差异性。增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别研究，准确把握其期待、诉求和疑虑，结合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文化历史传统，在阐释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个性化设计，在传播对象上精准发力，寻找与各国的契合点。“一带一路”经过的东亚、东南亚地区本就是传统的儒家文明圈、华人聚集地，与“仁”“和”等优秀传统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要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文明中具有与“仁”“和”思想相共通的理念和文化相融合，激起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从而通过文化共鸣产生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
再次，要增强话语的民间性。这种转变是观念上的转变，要摆脱“唯意识形态论”和政治话语为主导的传播理念，将“硬传播”和“软传播”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软传播”的优势。成功的跨文化传播产品应当是一杯“盐水”：所要倡导的价值观和导向溶于水中，“无色却有味道”，“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滋养和渗透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文化折扣”。要善于讲故事，讲沿线普通人的故事，通过鲜活的小故事和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让人们认识到“仁”“和”不只是存在于古代圣人身上，也不只是国际层面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生活点滴所折射出的优秀文化和优秀传统才最真实，也最能打动人心。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