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法语教授黄荭谈杜拉斯：她是一场宿命的相遇
原标题：黄荭：她是一场宿命的相遇
1980年，玛格丽特 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家中弹钢琴。
黄荭
黄荭，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著有《杜拉斯和亚洲》（法国，ANRT，2007），《经过》（黄山书社，2009），《闲来翻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转身，相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主编《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主要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解读杜拉斯》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理解与误读： 杜拉斯神话 的窥破 负责人。
在春日午后，坐很多站昏昏沉沉的地铁去见黄荭，是件让人眼前一亮的事。她穿得非常春天地走来，一条桃红色的裤子，特别惹眼。她的阁楼里，种着各色植物。四月里，那些花都将要盛开。她也随手采下几把迷迭香叶子与薄荷叶子，说是可以送来当香料， 在法语里，形容那些园艺很好的人叫 绿手 。很巧的是，我和杜拉斯都属于很会养植物的人。
走进她的书房，可以看到，有三层书架，满满的都是关于杜拉斯。黄荭用了近二十年翻译和研究杜拉斯，这个法国女人 霸道 地就充斥了她的生活。
她让我的科研拿了一个大满贯
谈话是在黄荭家的阳台上进行。黄荭一边沏着茶，一边拿出各种茶点，不时还从书房翻出几本相关的书籍，就着杜拉斯说下去，仿佛杜拉斯就是这座六楼居室的空气。
但黄荭却一直不肯承认杜拉斯是她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哪怕是之一。 她太自恋，太招摇，太自以为是，文字不是太温吞就是太凌厉 但这些年下来，慢慢慢慢她占据了我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以后想必还会更多。我之前做过的江苏省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是关于她，拖拉着像黄梅雨天没完没了的国家社科 青年项目 还是关于她，虽然我早已感觉自己不再年轻，眼睁睁看着时间的马蹄踏过头顶，一地的晚春残花
一切要归溯到1997年的夏天，刚毕业的黄荭被推荐翻译 杜拉斯小丛书 中的一种。那是她第一次与杜拉斯的文本有了亲密接触。她还记得那个南京的夏天非常闷热，她一直焦躁于翻译之难，因为她所翻译的《外面的世界2》是杜拉斯写给报纸杂志的文集，内容芜杂。她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杜拉斯这个女人，了解她有着多种的写作，包括戏剧、电影和音乐。黄荭笑着说， 我研究杜拉斯的起点绝不是八卦。
对于自己翻译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书，黄荭觉得谈不上喜欢， 但是经过很多年，我对她有一种宿命的相遇感，我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触角很多的人，都喜欢花草，爱做饭，爱和一堆朋友相聚。她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运气，让我的科研这么多年拿了一个大满贯。我也做其他作者的研究，但从来没有松手过杜拉斯。
杜拉斯 在 中国
哪怕中国很多人走近杜拉斯是因为电影《情人》，黄荭还是想强调，杜拉斯是多样的， 她的其它书也都是书店里的长销书，她一直是有读者的作家。她的存在感很强，会让人觉得她越来越在，哪怕她已经走了。杜拉斯曾说自己的理想是小学生也会读她的书，这样她会觉得自己死得好一些。
黄荭说，很少有人知道，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嘉定市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 杜拉斯也是一个被贴上 先锋 、 新浪潮 、 作家电影 标签的电影导演。 杜拉斯说过： 我在电影中再次寻找我在书中寻找的东西。 寻找什么？某个失落的记忆之城？童年？她的回答是： 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经历的一切都毫无用处。 她的母亲就是她的写作文本。从母亲的故事，到她自己的故事，最后是一个写作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体是一种自传体，主题永远是我，她写下了自己的人生。
杜拉斯于中国，是特别的案例，却又理所当然。黄荭的解释是， 似乎只需一个中国情人，或者说几乎，就可以建构一个法国作家在中国的当代传奇。但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并非肇始于《情人》，那位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笑起来像孩子的小妇人首先是在法国 新小说 在中国的译介这一大文化背景下被介绍来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搭起中西交流的断桥，杜拉斯和一批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进入，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黄荭说，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 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两年内出版了6个《情人》中译本，1985年3个，1986年3个。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
杜拉斯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阅读
每次参加和杜拉斯有关的活动，总有人问黄荭关于杜拉斯那个中国情人的名字。 好像作为中国的杜拉斯研究者，我必定对电影《情人》中着力晕染的那个爱情故事了若指掌。其实我从没弄清楚情人到底叫李云泰还是黄水梨。据说有人找到了他的墓。杜拉斯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叫他雷奥、诺先生、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湮灭在自我虚构的文本里，成为作品中的一个 人物 ，怀着绝望，等待被无限的阅读。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外面的世界》，不是杜拉斯。我不会结识那么多人。 黄荭回忆起自己在法国南方调研杜拉斯的记忆，是这样总结的。她见到过杜拉斯生前的好友、将她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导演，见到过为杜拉斯拍过照的摄影师，见过写杜拉斯的一些作者 他们都一点一点，又构筑起她对杜拉斯的了解。
她也约见过身在法国普罗旺斯的杜拉斯学会主席玛德莱娜 博格马诺。老夫人和她约好时间在黄荭预订的旅店大堂见，仿佛担心这位中国小姐会 像水消失在沙中 那样迷失在法国南方暖色的街巷里。她们聊起玛德莱娜写过的《杜拉斯的电影书写》，这本书已经在法国绝版了。 她说她从来没有约见过杜拉斯，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有些场合几乎是刻意不去遇见她。因为她尊重文本，并相信自己的解读。我真希望自己也有她的这份自信，在杜拉斯的文本森林和评论的泥潭里守着自己耕种的庄稼，一直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