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月21日，两名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王学典——联合署名发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引发热议。文章称，距离山东曲阜孔庙东南方向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葛庄，在悄悄兴建基督教教堂。文中引当地人士反映，“这一群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且在春节之后，将在此平房基础上，兴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作者认为，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城。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一旦遭到破坏，其引发的民族情绪如海啸地裂，甚至历史为此改写。由此追问，如同国家有领海、领土、领空的主权一样，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文化的主权、价值的主权和“国家文化财产”？他们具体到基督教教堂的修建：“是否可以依据文化主权的原则，要求对方另择佳地修建，既避免产生对‘国家文化财产’受伤害的质诘，也减少争夺中国文化特区资源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曲阜基督教堂第一次引发争议。早在2010年12月，新华网报道曲阜基督教会将在曲阜市东南距离孔庙三公里处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时有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蒋庆（儒家民间学者）、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等十位儒家学者和十家团体联名签署了《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要求从各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讨论。 值此争议声再起之时，重温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声音，或能促进对当下事件的思考。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当时就此问题接受了访谈，澎湃新闻获儒家网授权摘录其中精华部分，以飨读者。（澎湃新闻记者 普芮 编辑） 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极不恰当 任重：您和其他九位学者公布了《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签名。目前来看，已经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作为该《意见书》的倡议者和发起人，得知要在曲阜建造大型耶教堂这个消息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蒋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曲阜这一儒教圣地靠“三孔”（孔庙、孔林、孔府）这么近的地方建一个41.7米高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极不恰当。 我并不反对耶教建教堂，我也尊重耶教徒信仰的权利，中国的基督教有修教堂的自由。其实基督教在中国修的教堂已经很多很多了，比如深圳市目前就有26座基督教教堂，自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一年多修一座教堂！ 但是，在曲阜这个特殊的儒教圣地，在先师孔子的陵墓所在，并且距离孔庙这么近，如此高调修建这样大规模与超高度的具有西方文明特色与宗教象征意义的哥特式大教堂，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儒教圣地与儒家先圣的极大冒犯，是对中国文化与儒教文明的极不尊重，有文化上喧宾夺主的企图与信仰上盛气凌人的傲慢。同时，我对有关当局与地方政府高调策划参与这一事件而缺乏最基本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物保护意识也感到极度失望。 因此，我觉得如果这一耶教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曲阜将失去儒教文明圣地的性质，将不再具有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曲阜又要遭到再一次巨大破坏。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缅怀先圣时，举头即见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我想凡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有我这样的感受。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给北京的道友写信说：“如果这个教堂在曲阜建成，我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 比如，一进曲阜，迎面而来的是耶教教堂；坐火车经过曲阜，映入眼帘的是耶教教堂；在孔庙大成殿祭孔，抬头看见的仍然是耶教教堂，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基督教，我了解的时间比较长，我翻译的书大多与基督教有关，并且现在仍在阅读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对于基督教的学理，我力图带着同情与敬意去了解它、欣赏它，并且吸取它的某些合理成份来丰富儒学的义理。基督教同儒教一样，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我在了解基督教的过程中，对基督教圣徒的献身精神、对基督教开展的慈善事业、对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都给予正面的肯定。确实，基督教作为一个悠久的伟大文明，有许多正面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 所以，我们在文化上与宗教上不应该有那种狭隘的排外心态，而应该采取包容、尊重与欣赏的态度。基督教在现代，特别是在天主教中，有很多东西和儒教是相通的，都有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的深厚资源，因而在某些方面两个文明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2010年7月27日，首座曲阜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举办奠基仪式 但是，具体到曲阜建耶教大教堂这件事，我认为基督教做得很不妥当，缺乏对儒教最基本的尊重。如果这个教堂建在深圳，或者建在中国其它城市，就是修100米高、能容纳几万人，我们也只会羡慕而已，只能惭愧我们儒家没有这个能力，修不了这么高这么大的讲学传道场所。但这个教堂建在曲阜，破坏了曲阜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长期形成的儒教圣地性质，我实在接受不了，不能不表示反对意见。 进行文明对话，必须先存在儒教文明的“活体”，必须以相互尊重为前提 任重：这个教堂的修建，如新华社报道所言，“见证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多元文明，参与全球价值观讨论。就在两个月前，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这里举行，在中国首开儒家与基督教文明对话的先河。”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蒋庆：“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多元文明”，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很现代，很时髦。但这句话缺乏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必须先存在，或者如张祥龙先生所说必须先存在儒教文明的“活体”，才谈得上“迎接多元文明”问题。 中国文明的现状是：经过一百年来历次的彻底反传统运动，中国文明的文化生态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摧残，现在正处在毁灭断绝的边缘。一百年来，热爱中国文明的志士仁人，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政治瓜分与文化扩张下，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强烈诉求。如今，国保了，种保了，但“教”没保住，中国成了“无教之国”。对中国而言，“教”就是儒家文化，就是儒教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 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化使命不是去进行时髦媚外的所谓“文明对话”，因为中国文明连“活体”都不存在，如何与其它活着的文明对话呢？我们今天的文化使命首先是在全球化时代保住我们中国文明的自性特质而不丧失，然后是在儒家文化百年来花果飘零后的今天灵根再植而重建“活体”。这正是一百年来热爱中国文明的志士仁人“保教”诉求的继续，是今日儒家文化起死回生的当务之急，亦即是今日中国在完成“国家救亡”的历史使命后，必须完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多元文明对话”，“参与全球价值观讨论”，不仅显得大而不当不知所谓，并且还掩盖了中国文明至今仍处在毁灭断绝边缘的严酷现实。因此，在我看来，文明对话也好，多元文化交流也好，在当今中国都显得不切实际。 当然，文明是可以对话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文明对话”必须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多元文化交流”必须以文化主体性的存在或者说“文化活体”为前提，而在尼山论坛我们没有看到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存在，更不用说儒家文化的“活体”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尼山论坛的影响下，曲阜的耶教堂事件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极大不尊重。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不禁要问：永无休止的“文明对话”与缺乏主体的“文化交流”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曲阜建耶教堂事件而言，责任不在曲阜的基督徒，而在尼山论坛释放的含混信息、有关政府不明智的错误决定以及个别教会领袖目无他教的自大傲慢。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希望通过《意见书》的发布，有关各方能对此事件进行深刻反省，接受《意见书》的五个要求，停止按原计划在曲阜修兴建耶教大教堂。 唐文明：还有，这个教堂的修建符合不符合《文物保护法》、建堂手续是否齐全，当地政府都应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蒋庆：说得对！如果问题不解决，必要时可以考虑向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申诉。 关于“和谐宗教”，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教会领袖们 任重：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干涉宗教信仰，并且认为儒家这次不宽容、不讲宗教平等。在基督教方面也有这种看法，比如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在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的“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上，谈了有关山东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家学者联名反对的事件，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单牧师认为儒家学家们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表示关切这自然是值得肯定，但不能用“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蒋庆：首先，不能口头上讲宗教和谐的尊重与包容，而实际行动又违背宗教和谐的尊重与包容。就今次曲阜事件的起因来看，恰恰在于耶教方对儒教圣地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而不在于儒家学者们“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因而，应该反省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教会领袖们，而不应统反过来责备儒家学者们对自己所崇仰的文化圣地遭到冒犯后的正当反应。 并且，文化与宗教的传播与信仰自古以来都是“此消彼长”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历史事实。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也不能例外。无庸讳言，文化与宗教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若处理不当会带来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原因。而要避免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基本方式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即不同文化与宗教之间，要真诚地相互尊重，避免自己的行为对其它文明即其它文化与宗教造成伤害，这就是孔子所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耶稣“爱你的邻人”的教诲与“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的“登山宝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