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现代政治 成大事者必拘小节

3月15日中午，中纪委官网公布消息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媒体推测，仇和牵扯到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与昆明大搞拆迁有关。素有“官场异类”之称的仇和突然被“秒杀”，再次引发人们对“仇和现象”的关注。

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仇和在一路争议中不断升迁，留下了很多极具个性化的言论和事迹。对仇和的看法，呈现出颇具争议的各种标签。他主政的地方，共事者、百姓或称其“铁腕”、“雷厉风行”，或称其“霸道”，对他敢怒不敢言；在外界，有人说他是能吏，也有人喊他酷吏。无论褒贬，每一个标签都是强烈的，仇和在他的政治轨迹中，甚至整个中国政界，留下醒目身影。

腐败事出有据，一切便要依法、秉公处理，没有二话可说。但仇和腐败和被调查的事实，还是让人若有所思。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期待中国官场出现更多政治能人，表现强势、铁腕，雷厉风行，能搅动保守氛围，打破常规，敢想敢做，某种程度上，这些想法折射于仇和身上。仇和的腐败，除了带来反腐的震撼，也让一种政治能人的期待抱憾。这不是对仇和感到可惜，现在我们终于要正视一个问题：一个官员是否腐败，与他的个人风格特色没有直接关系，腐败有各种可能，对官员、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必须保持清醒，不能凭空想象。

贪污受贿是腐败，为官不为是另一种腐败，有所作为的官员，干出很多政绩的官员，却不一定与腐败绝缘。曾几何时，一个官员表现出很大的动作，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极容易获得官声。腐败，往往被大动干戈的政治工程隐藏。对于政治能人，人们反而更容易宽容，认为逾越一定的底线，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传统认识至今流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政治者，谋大局也，太顾周全就寸步难行。这种认识毕竟客观存在，也说明我们的政治环境有这样的土壤，“仇和现象”背后，必须有制度上的彻底反思。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中国政治将面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谨慎遵守法定程序，追求最大化政治成果。鼓励与呵护官员的政治抱负，但也要使其能够“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现代政治，其实是束手束脚办大事。这是一种更高的政治能力要求，需要适应和锤炼，也更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撑。走向新的进步，“仇和现象”是一个节点。

我们评价一个官员，将不止于看他的风格、初衷，以及魅力、声势、存在感，也要看具体的手段。反腐不仅指向内在品质，也指向外在行为。法律以程序和客观行为评判对错，一个官员的内在良心，全写在他的一举一行之中。“干事的总比不干事的强”，这是陈旧评价体系中的一种说法，革除这种评价体系，需要我们的政治制度全面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让一切治理手段符合现代政治伦理原则。

从政者，在健康合理体制下，合理合法地施展抱负，那么一切政绩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