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1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笼罩在英雄头上的阴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
对于当时的情形，《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末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如此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余的话》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作者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
《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但是，中央却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在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从而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正如瞿秋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它是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内心的话”，这就是《多余的话》中的一切。
瞿秋白作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内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清清楚楚。
他说是历史的潮流把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地位。在五四运动中，是五四运动这股潮流使他“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在任《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期间，又是以俄为师的历史潮流，使大批青年革命者来到了俄国，促使他成了共产党员，当了陈独秀的翻译。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成了知名的共产党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是历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历史的事实，是他内心的话。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在担负“直接的政治领导”期间，他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期间，他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以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他说，从他“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他“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离开政治舞台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作好了就义的充分思想准备，明明下了决心昂首赴义，他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需要指出的是，《多余的话》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联系瞿秋白的一生，特别是他慨然面对死亡的壮举，《多余的话》更显得格格不入。在人们的眼中，像瞿秋白这样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国际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23年就发表《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的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评价鲁迅杂文的巨大价值的人，不可能写《多余的话》这样的文章。拿《多余的话》与作者的其他著作摆在一起对比，人们会吃惊于这里的巨大反差，风格迥异，格调不一，彼此判若两人。其他的作品一片星光灿烂，《多余的话》好像是一个“黑洞”。那么，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须对作者写作时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实的了解。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这是第一次打击；同年9月，他被派回国参加六届三中全会，负责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又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走过的历史不足10周年，还处在幼年时期。瞿秋白平步青云地被推上最高领袖的位置，又过于匆促地被开除出政治局。历史的脚步和角色的转换都来得太快，瞿秋白缺乏足够的历练来应对这些。甚至在他还没能回过神来时，剧变就已降临到他的头上。可以这样说，他连静下心来清理和陈述这一切的机会都未曾获得。因此在《多余的话》中，他想说说这些。
其次，瞿秋白后来到了苏区，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职务清闲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他认真努力工作着。在主力红军长征转移时，他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这绝不是组织在照顾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最后，瞿秋白执笔写《多余的话》时已被国民党俘虏，已暴露身份并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加之，他还是长达15年以上的严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这样情感丰富的文化人，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身心俱损，疲惫不堪，写了《多余的话》这样的文字，实在合情合理，毫不足奇。
《多余的话》不过是作者临终之前对于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从人生道路到思想气质、到灵魂深处作了一次严肃的总清算。在进行这种自我清算的时候，他表现出非凡的磊落、无畏和真诚。不管那个灵魂是怎样的自轻自贱，《多余的话》之中，并无一字对信仰、同志、事业的亵渎、并无一语李秀成对中堂大人（曾国藩）式的恭维、谄媚、献策和乞怜。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时“疲惫和坦白”，他的真诚的自我滑稽感和自曝，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
尘沙吹尽始见金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是瞿秋白未曾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话”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瞿秋白从1935年5月17日写起，到5月22日写完，《多余的话》写了整整6天。他这样全心全意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当然有他的目的性。他在《多余的话》即将结束时写道：“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也就是说，瞿秋白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为的是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说明尽管他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但由于始终未能克服“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因此终于未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即使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那也是“历史的误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这就是瞿秋白的“心忧”所在，也是他写作《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中只是讲了他自己“过”的一面，但人民大众却无法忘记他入党以后14年所立下的大功。正如杨尚昆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的：在大革命时期，“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徐中央领导职务之后，他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单是凭这三大功绩，已经使瞿秋白在党史上，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永垂不朽了!
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头脑十分清醒冷静，态度格外严肃忠诚。这是他在身陷囹圄，明知不久于人世的特殊情况下，抱病执笔，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经历到思想、世界观、气质及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的一次自我批判，尤其是对自己思想感情的负面阴影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无情的轰击。自我批评精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的品格。它绵延数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洗涤、积淀成一种深沉的思想意识，一直为中华民族所珍视。春秋时期思想家就倡导“吾一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认为一个人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克服缺点、错误，这样持之以恒，就能够成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瞿秋白就是一位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一个追求自我不断进入新的更高境界的共产党人。
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才能够有自我批评精神，勇于做自我解剖。这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对于他的生平并无损害，相反只会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获得社会的尊重、人们的敬仰。瞿秋白注重于心灵世界的自我解剖，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来自革命者的现代社会文明心态，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多余的话》，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遗言，是一个革命家对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在这样一篇“政治遗嘱”中，像他的过去言论和行动一样，一以贯之，仍然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这是一个革命者对自己灵魂的最后的审视，它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瞿秋白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将润泽后代，进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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