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巧用什么诗句促成了一对青年婚姻？【4】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论语》，是迫于先生的压力，他对这些“正书”，能够背诵，但不甚理解。因为这样的书内容十分精练简约而内涵深奥，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和相当的古文字根底的人，当然是难以读懂弄通的。虽然幼年毛泽东十分聪颖，对这样难懂的书也是提不起兴趣的。所以他往往用“正书”做掩盖而大读《水浒传》之类的“杂书”。先生发觉后，要他背书，他却能倒背如流。有一回，他还活用了《论语》中的句子，拿来对先生出的对联，用“修身”对“濯足”。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时读《论语》是被迫，那么，他青年时读此书就是出于自觉的兴趣了。他在1915年9月6日写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所注意……其义甚深……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意思是说，国学非常重要，想要掌握别的学问，先就要掌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国学。

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已经改变了对古文的态度。在写了这段话的第二年，他又谈到“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的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国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前后的十多年，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伟人毛泽东，因为他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国学”，历来持批判吸收的态度而不是囫囵吞枣。他对“国学”也做到了活学活用。

1913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前身即第四师范记下的《讲堂录》中，有好多处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其中有这样的话：“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毛泽东还分别引用了《论语》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公冶长》《里仁》诸篇，“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毛泽东在长沙的十年，对《论语》等中国古籍是怀有浓厚兴趣，并花了大气力学习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书中一些积极有用的东西，被他吸收并化入自己的思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厚的民族之根）。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无论写书作文还是谈话，对他接受过的这些知识也能够时时恰到好处地运用。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次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其中大量地引用了《论语》的话，如“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毛泽东对“国学”态度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1918年6月，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新文化运动已在蓬勃兴起，他投入其中。这以后，他引用“四书”、“五经”的原话明显减少了。五四运动中，他还发表了许多反对孔孟学说的文章，如他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道：“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还在几篇短文中讽刺“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在《湘江评论》随后各期中多有抨击孔子学说的，如《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又说：“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确对孔子学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但这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准确而论，应当说，毛泽东由此开始用马列主义思想清洗了陈旧的孔孟思想，但这种清洗并非彻底抛弃，而是一种全新改造。如此一来，一种为中国民众乐于接受，实际上融汇了儒学积极因素的毛泽东思想逐渐萌芽。

虽然毛泽东晚年曾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但实际重在“批林”，至于“批孔”不过是少数人混淆视听的把戏而已。毛泽东一直是将孔子及其学说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南下上海，路过山东，他特意中途下车去拜访孔子的故乡。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身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并不避讳他对孔、孟的崇敬，在对斯诺的话中动情地描述了他拜谒孔子故里的情形。在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也不乏引用或化用《论语》等书的句子。在著名的词篇《水调歌头?游泳》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这里的“子”就是孔子。

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湘乡人氏，清后期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与毛泽东也算得上半个同乡。曾国藩有一套对后世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家教理论。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之所以佩服曾国藩，是因为受世风左右。毛泽东出生时，曾氏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声名尚未褪色，尤其是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种言论，很使后人着迷。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据说曾国藩三者兼而有之。从地域文化来看，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湘乡是韶山的近邻。韶山曾有成百的民众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并有数十人立功受皇帝封赏，升至提督、总兵等高官，仅毛氏家族中就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当了提督。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外祖家在湘乡凤音四都，那里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大，当毛泽东在外祖家的时候，也自然受到了熏陶。

起初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少年时代和青年早期的20多年），毛泽东对曾国藩还不能作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而是一面倒地赞扬。1915年8月，他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伐，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毛泽东在这里把曾国藩与孔子相提并论。

此前，在毛泽东1913年所作的《讲堂录》中，也随处可见他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曾国藩的字——笔者注），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毛泽东一度把曾国藩视为完人，将他的语录当作座右铭。甚至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6月22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把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为近代楷模，他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随着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开始辩证地认识曾国藩，把曾国藩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与修身、治国、治军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区别开来。事实上，他后来在这些方面的确对曾国藩有所借鉴。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创造的境界才是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曾氏在修身、治家、治军等方面有大量名言警句，但并没有真正兑现，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族及他的湘军，都未能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程度，他也没有能使国家中兴，而仅仅是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强大起来，反而陷入列强瓜分的状态。

不过，毛泽东始终对曾氏其人未作全盘否定。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正是有鉴于此，半个多世纪之后毛泽东再度领导农民造反，虽然他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深知必须深深植根在中国的大地，“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为此他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最终获得极大的成功。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可以说明毛泽东早年受曾国藩影响的实物资料，那就是《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的是卷五、卷七、卷八、卷十共四本。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即曾国藩去世七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因年代久远已呈灰黄色。它的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每卷的封面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但书里头没有批语，只有密密麻麻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

这几本书与《诗经》《论语》（下）一样，都是毛泽东遗物中现存最早的本子，因为留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墨迹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