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故事·清明
温小姐的一切都是夸张而出格的。声音格外地响，肢体动作格外地多，相较之下，她出格的玩笑倒显得不那么显眼了。但她在说自己的“15张照片”理论时，是没有任何狎笑成分的，这一点唐棣无比确定。
他们供职的报社在早年胶片时代，对分发给摄影记者的每一卷胶卷都登记在册，记者拍完一卷，必须上交成片，每卷胶卷废片不得超过3张——这个数字唐棣非常理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一代摄影记者留下的照片质量更高，因为他们每一次按下快门前，都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计算。
进入数码时代，再也没有底片数量限制，按快门也不再是和无形的命运之神的对赌协议。唐棣的确担心过存储问题，如果把每天的照片都存在硬盘上，加上备份硬盘，那么总有一天家里会被堆积如山的硬盘塞满。这就跟小时候听的益智故事一样，在第一格棋盘放1粒稻谷，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第四格放8粒……那么到第64格的数量，是一整个富庶王国都无法承受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对自己的照片始终保持克制的淘汰意识是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一定要是15张？！
唐棣从没敢问过这个问题。这个年纪的单身女人，是在唐棣认知范围以外的物种，刚刚毕业的唐棣只有夹紧尾巴，每天绞尽脑汁想选题，再哼哧哼哧跑东跑西交作业的份。更何况温小姐对照片要求非常高，几乎部门里每个摄影记者都被挖苦嘲笑过。最极端的，是记者上传的10张照片，温小姐一张都没有签发，非但如此，还全部删除，在稿库里无迹可寻。这就相当于把照片烧掉，世界上只有记者和她两人知道曾存在这10张照片。
温小姐对自己部下如此狠绝，对竞争对手就差不多是兵不厌诈。唐棣清楚地记得，某次部门例会上，大家正讨论到下周某三甲医院有一台世界首例的高难度手术。正在此时，另一家报社的摄影部负责人打来电话，探听下周这台手术的报道力度。如果做大就一起做大，如果做小就一起做小，这样谁也不会因为漏稿子而被上级批评。作为全上海最受体制内人士重视的两份报纸，它们的稿件、照片时常被拿来比较，但对于供职于这两家报社的许多一线记者来说，事先沟通、共同进退，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哎呀，吴主任，这个手术我问过卫生局领导的呀，是噱头，没啥意思的”，坐在会议桌正中的温小姐拿起电话，声音依然扁而响。头歪着、眼眯着，左手顺势撩了下头发，仿佛对面坐的就是40岁出头的上海中年男人吴主任。
“这种戆兮兮的手术让那些小报纸去抢好了呀，阿拉大报纸轧啥闹猛，叫文字记者发个两栏题拉倒……对的对的，阿拉就这么讲好了哦！吴主任下趟一起叫张院长请阿拉吃酒！交杯酒？……哎哟没问题的，我又不是没跟人喝过……”挂完电话，温小姐表情瞬时一收，瞪大一双画了上下眼线，刷了浓长睫毛的眼睛对着唐棣：
“这个手术我们提前一天进病房拍，做一组照片故事！要有叙事性！上头版看点！”
（二）
后来，这组照片成为唐棣职业生涯中迅速到来的、但也是此后不再的唯一一个中国新闻奖。他不知道在奖励的背后，当年那位吴主任和他的某一位下属，要承担多大的批评和损失。拿到奖状后，唐棣迅速把它塞到抽屉最底层，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两年后，他把证书留在抽屉，离开了报社。自己开工作室，做记者时积攒的人脉足够维持工作室的日常运转。闲时他就上街转悠，拍下的照片卖给商业图片社，三四年后也开始小有名气。
圈中不时请他办各类讲座，听众有时候是清一色带着专业装备的摄影同道，有时候是二十出头，画着差不多妆容，带着差不多微单相机的年轻女生，有时候又是退休老年摄影团。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能根据不同的受众确定对方最需要的内容，每次讲座总要大大超时，结束后再外加一小时的答疑、合影时间。
但无论对谁，他都没有提起过温小姐的“15张照片”理论。他以一种类似殉道者的姿态认为，这纸枷锁，套在他一人身上足矣。这些年来他默默遵循着这套戒律，除了交给客户的商业照片之外，自己的照片按照年月日分成大小嵌套的文件夹存在电脑里。一层层点进去，最里面那层文件夹，安安静静躺着不多于15张的照片，如同剥开某种植物层层包裹的果皮，内部寂然端坐的种子数量，绝不超过15颗。
一开始他也几度想争破这无形的枷锁，好几个深夜，在挑选哪些照片该留下时纠结不已，愤怒之余扔过鼠标和存储卡。后来渐渐会在按下快门前就问自己，这一张，会是在15张以内，还是以外？如是不经意间，倒是让他的拍摄手法更接近于胶片时代的前辈。
唐棣的器材包里是几支不同焦段的定焦镜头，如非必须，不会使用变焦。他认为拍摄者和被拍摄的距离应该是真实的，而变焦镜头会模糊这种真实。他的每一张照片都和《最后的晚餐》类似，有故事场景，有中心人物，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有不尽相同的表情。他本人则像达芬奇一样，把这个场景记录下来即可。
他无意拍任何人的特写，再有吸引力的异性也是如此。摄影师本应是很有异性缘的职业，这几年大大小小的分享会后，总有异性通过电话、微信或明或暗地暗示过，唐棣总是不置可否。在某些年份的冬春之交，确切地说从圣诞节开始到次年情人节止，密集节日造成的孤单会让他开始一段恋爱，最终都以无法为女友拍出令对方满意的人物特写照片而告终。
很难说这不是温小姐“15条戒律”所造成的连带效应。唐棣的拍摄手法，要求摄影师冷静客观，始终抽离，同时又要对瞬间的光影、构图等有强大的控制力和捕捉力，一天能拍到15张高质量的照片并不容易。也许在一开始，这种拍摄方法就是唐棣为适应“15条戒律”而不得不选择的路径。
（三）
然而从今年春节以来，困扰唐棣的问题不再是每天如何筛选照片，而是没有照片可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止了所有商业活动。他的工作室每年循例在春节前后会休息至少半个月，但今年这种被动放假，他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开始还试着跟相熟的客户在线上搭讪聊天，探探对方情况，几天后，他发现不管是做旅行还是餐饮，原本分散于各个行业的客户公司不约而同卖起了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物资。他就知道，这一次谁也逃不了，开不了工的，远远不止他一个。
更可怕的是，他连扫街搞自由创作的兴趣也没有了。居住小区繁琐的出入管理自然是因素之一，每次出门回来后纠结于先脱外套还是先洗手也让他觉得很像二十二条军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街道上没有人也没有车。
二月初，他曾尝试徒步走遍市中心几条热闹的支马路。这些地方平日里是城中时髦青年聚集地，各种装修考究的咖啡店、面包店、服装店散布其间。他的历任女友都希望能在这些地方给她们来一张煞有其事端着咖啡，或者望着远方，背景虚化的大光圈人物肖像。以往他对这类行为嗤之以鼻，但现在他发现，哪怕有个煞有介事的女模特坐在那里，也好过一眼望得到边的空空荡荡。
唐棣在各类反乌托邦的近科幻题材美剧中，见到过类似空无一人的街道。往往是突如其来的战争或是异族入侵，把人类痕迹从城市中渐渐抹去。但他还是觉得眼前上海的街道更加诡异，因为它并没有任何人为破坏的痕迹，只是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店的主人可能就在或近或远的某一间房间里全神贯注地看网剧，或者学习新的烘焙手法，丝毫不用担心他的人身安全。
于是乎，这些紧闭着的门，就显出拒绝的敌意和傲慢。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显得自己楚楚可怜，因为人们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店铺，它们依然存在着，却被完全无视。
街道上空无一人，对唐棣的构图也形成挑战。他前所未有地意识到，照片是需要人的，有人才能有故事。把人去除之后，取景框往右移一点，让光秃秃的梧桐树枝多出来一点，和往左移一点，让路边停着的共享单车出现在镜头里，都能形成构图无可挑剔的照片，那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如果没有区别，又如何选择哪些进入“15张”范畴值得保留，哪些又不是？
在取景框背后，唐棣感到有种陌生的力量在轻微晃动着自己。对焦、按快门，这些已成肌肉记忆的动作，突然之间变得陌生。
唐棣不是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人，工作室赚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偶有结余。有时候完成一个大项目，他会请助理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好好吃一顿，再采购些新的设备淘汰旧的，剩余款项存在一个银行账户里。年轻人流行的投资，他一概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按下快门这件事，如果还有第二件，那大概就是美食。
唐棣一直认为，每个人的欲求总量，是大体相当的。有的人选择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像他这样把总量拆分成异常细小的块，那就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但饶是如此，在不可抗力面前，低欲求的日常生活也随时会崩塌。往后是什么，超过了他人生经验所能感知的范畴。
（四）
到了三月中旬，窗前的树枝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清晨六点睡得迷迷糊糊之际，能听到鸟儿在枝头鸣唱。某一天，唐棣被鸟声吵醒后再也睡不着。起床吃罢早饭，觉得是时候出去走一趟了。
坐上二号线，南京东路站下车，唐棣想去看看以前的报社。以他对新闻工作的了解，过去两个月，这里的旧同事们肯定是最最忙碌的。全民禁足期间，除了病房里的医生，也就还有记者在跑东跑西。如果他依然在报社，会被派去武汉吗？会拍出全网传阅的照片吗？15张照片的上限会突破吗？一切都无法可想。
可能是一直有人跑进跑出的缘故，报社大楼所在的街区，并未显得和往日有什么不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的病毒，似乎在报社的结界面前识相地绕开了。和他离开时一样，这里的马路狭窄而拥挤，自行车黄鱼车小汽车并行其间。报社对面的港式茶餐厅依然在，以前每到午后两三点，若是没有外拍选题，唐棣和同事们从办公室坐电梯下楼，走到马路对角，推门进去，坐在一楼白色穹顶下，喝丝袜奶茶、吃菠萝油、看竖排繁体字香港报纸。
就在此时，报社门口装有一对铜质把手的沉重大门突然露出了一条缝，一个三十开外的女子皱着眉头费劲把门拉开，侧身站到门外，又用不乏鄙夷的眼神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大门。女子低头在外套口袋里找东西，黑色大波浪纷纷散落到胸前。约莫一分钟后，掏出一包烟，抽出细细的一支，用打火机点着了。女子把胸前的长发重新甩回背后，像是轻微地叹了口气，开始抽烟。
站在街对角的唐棣觉得一切似曾相识，定神细想，是多年前温小姐的模样。当年离职时，大家还在用MSN作为即时通讯工具，后来进入微信时代，温小姐的手机号关联着微信，只要唐棣愿意去添加，也就是几秒钟的事，但他始终没有去做。温小姐象征着过去一个时代，在大多数寻常的日子里，唐棣希望过去被打包塞进一个铁皮箱，然后永远静默地存在海底。
当然，上海的媒体圈其实很小，摄影圈就更小，偶尔也会听到些关于温小姐半真半假的八卦。就唐棣而言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大约五年前，据说温小姐常年受抑郁症困扰，办了提前病退，回家乡武汉和老母亲一起生活。
武汉？！直到看到街角抽烟的女子，唐棣才意识到这两个月来应该多少去探听下温小姐的近况。现在她应该五十来岁，叫“小姐”大概已不合时宜。但在他心目中，温小姐就应该永远是一头大波浪，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样子。
（五）
互联网时代，要重新联络上故人并没有多难。但唐棣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加了微信也迟迟没有反馈。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她的名字，大多数是十年前她拍摄的新闻图片。他只能找相熟的昔日报社同事打探，也是没有丝毫线索。
直到四月初，辗转通过武汉当地的媒体朋友传来消息，温小姐的抑郁症持续未见缓解，封城期间也无法正常就医问药。80岁的老母亲天天和她寸步不离，晚上睡同一张床。3月31日半夜，她借口上洗手间，跑去打开阳台的窗，从18楼翻身跳了下去……
得知这一消息时，唐棣正在整理照片。一时间眼前的屏幕飞速离自己远去，如同星际旅行时飞船外加速远离的群星。唐棣后悔应该早点想起温小姐，毕竟这两个月武汉的曝光率这么高，温小姐的洋泾浜上海话里武汉口音也是那么明显。这些年来家里的长辈偶有故去，但从来没有亲缘关系以外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更何况是那个敢开大尺度玩笑，说话声响亮而扁平的温小姐。
纵身一跃之后，她会想起谁？是吴主任还是张院长，或是当年被她的大尺度笑话弄得发窘的一干男性部下包括唐棣？
她是否提前知晓了未来的什么？
唐棣闷头睡了一天，醒来已是薄暮时分，楼下人家厨房里又开始飘出辛辣的油香气。他打开手机订票软件，订了一张4月8日前往武汉的高铁车票。拿出已积了薄薄一层灰的器材包，三只定焦镜头静静躺在里面，28mm、35mm、50mm，并排放在一起，如同侠客背囊里三支不同口径的左轮手枪。
他重新拉上器材包拉链，放回储物架。这次旅途，他决定不带相机。
本系列题图来自404搜索旗下的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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