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传播
中式全球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伴随着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重心日益由西向东转移，欧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乱象对世界文明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全球化正出现逆转倾向，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具有包容与和谐的新秩序以化解欧美二元对立哲学观前提下的同化式（即美国传教士般的）全球治理模式。世界怎么了？ 世界怎么办？ 是各国都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别于西方对抗性零和博弈惯性思维模式，是为推动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促进新型全球化关系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国际国内广泛支持，已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写于联合国相关决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于 2018 年 3 月 11 日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发展完善的具体实践中落地和落实，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丰富发展了现代文明，在时空中覆盖亚欧非地区，指向跨文化传播最活跃区域。俄罗斯学者 Yuri Tavrovsky 指出，“一带一路”所引导的新世界秩序是横向的而不是垂直的（倪培民, 2017）。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各合作国之间是水平视域下的平等交流，目的是合作共赢，并不存在对抗性博弈或等级秩序；而且“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 “五通”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具有内涵一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相遇，是人类跨文明交流的重要演进成果。其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共赢，更是文明、文化交流“由通到化”的逐步推演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必须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必须坚持交流互鉴；而对话协商与交流互鉴都须依仗跨文明交流与传播。因此，如何开展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是当下传播学者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认为，一种新型全球传播范式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构建与实践中逐步成型。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依据和三种思想基础
（一）从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逻辑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有“共同”含义。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滕尼斯，思想界一直存在思考共同体的传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 and Tönnies)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将共同体从社会的概念中分离出来，认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是以血缘、地缘和伦理为基础，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有机体(滕尼斯, 1957/1999, p.5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是由基于个体的“共同体”转而面向人类整体需求的“命运共同体”(周翔, 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适应时代潮流，是由单一个体到多元主体的过渡，体现了尊重联系和差异的间性思维与交往理性。“间性”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有着密切联系，是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具有包容与互动特质。对话精神应是间性理论的核心精神(陈涵平, 2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主体间性理论（胡塞尔、海德格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伽达默尔等）、他者理论（巴赫金）、差异哲学（尼采、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和霍尔等）、视域融合（伽达默尔）、交往行为（哈贝马斯）理论等(汤国荣等, 2018)。近代哲学曾以主客二分思维为前提，强调主体意识。在反思“大我”的绝对权威中，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的哲学范畴，指出主体和主体共享一个世界，主体与主体的作用是交互的、双向的(胡塞尔、黑尔德,2002, pp.193-195)；海德格尔将人定义为“此在”，将人的生存方式称为“存在”，关注了我与他人共同存在(海德格尔,1962/1987, pp.146-152)；马丁·布伯以“关系”为主题，建立了对话哲学思想。提出了“我—你”的存在性范畴关系(布伯,1937/1986, p.57)；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阐释了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的经验和历史、我你关系、对话和语言、解释循环的辩证法体系结构(伽达默尔, 1975/1987)；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中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凸显出来，主体间性是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主体间性理论将他者主体化，他人是与自我的共同存在 (哈贝马斯, 1976/200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泉关键之一是如何看待差异。差异哲学有着悠久历史，尼采、福柯、德里达等都认同差异存在。主体间性、他者理论、差异哲学、交往理论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哲学逻辑，体现了关联、差异和融合的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就是通过对话交流达到自识与互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互补互动的作用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主权国家的主体性出发，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国家间的共同目标建立联系，以期实现主体间心理和文化认同，从而推动建构一个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种思想基础与融合
当代跨文明关系的话语体系包含五类不同的子话语系统。从文明冲突话语、一元同化话语、文明的折中式话语、中华文明一体多元话语，再到对话式话语的转变，说明人类日益认识到文明间对话的重要性(贾文山等, 2017)。对话式文明(dialogic civilization)概念最早由杜维明提出，它是指不运用暴力，而是通过各民族和文明间平等的思想交流产生相互了解，形成跨文化共识，最终创造出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的一系列规则，形成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文明。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是对话式文明的两大思想源泉(杜维明, 2007, 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对话协商精神，在文明交往中强调“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国文化在跨文明交流中的智慧结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1. 从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这从儒道释思想中都能找到命运共同体的前现代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儒家思想中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王阳明的“天下一家”……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精髓支柱，传统文化也通过现代性的再阐述和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2.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丰富的阐述。他们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即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冯颜利、唐庆, 2017)。马克思、恩格斯追求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外交和国际交流上体现为“和平共处”“互利互惠”等原则。习近平面向全人类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目标不仅是对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型发展，而且对多个相关现代学科诸如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和平学和全球学等提出了重大的理论研究命题。
3.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思想除前文关于共同体内涵的阐述，早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便提出人类共同体的四个逻辑阶段：第一阶段是普遍性占主导地位，个体性处于潜在地位的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个体性理想、抽象发展、普遍性被隐形于背景之中的共同体；第三阶段是个体性与整体性都得到一定发展，却处于两极对立的共同体；第四阶段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开始走向具体自觉和谐统一的共同体(黑格尔, 1821/1982)。西方关于共同体的最高境界是追求人的自我发展和解放。康德的和平论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都是对人的意义的追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注重人的意义层面。此外，西方所标榜的普世价值，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理念以及自由和新自由主义或全球主义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平等和自由思想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创造性地融合中国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思想，形成了方克立所谓的“马魂、中体、西用”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马、中、西三种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也只有融合并打通三种理论资源，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开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模式”，进而发展和上升为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中国方案。
二、“撮合—磨合—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实践
在“一带一路”倡议等跨文化交往与传播中，因为地缘政治、文化差异和价值认同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刻板印象、传播偏见和文化误读，文化价值和心理认同在短时期内无法完成建构。即便在现代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推动下，隔阂仍然存在。因此，不免出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质疑声音。但纵观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历程，跨文明交流尽管经历过冲突，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体现出了极大的柔韧性(贾文山等, 2017)，大多最终都促进了文化交往由文化适应到文化融合的过程，从包容接触上升到传播，从传播深入到沟通，从沟通达到融合，从融合升华为共同体，在共同体的前提下达到和合，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贾文山, 2016)。“三教合一”以及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都是中西文明深度互鉴的体现。中华文明由历史到现代的交流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交往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体现了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和对话式包容理念，是“撮合—磨合—融合”模式的体现。下文将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传播实践体现在“中式全球通化”这一范式上。
全球化催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是解决逆全球化的一把钥匙。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日益困扰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的浪潮井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利己主义和干涉主义猖獗。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一体两面，同时存在。全球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目前欧美主导的全球化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这种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公平、内部增长乏力、结构不合理和全球治理的无能等。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合理的全球化，那么，正确的策略便不是反对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消除现有全球化中的不合理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全球化和中式全球化的主张应运而生(Jia, 2009, 2017)。在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25 次谈及“全球化”，系统阐述了世界应对全球化的具体方针：实现经济平衡发展、正确选择融入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兼顾效率与公平。“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推进及运行正是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践行。
新型全球化的“新”体现在它是对不公正不公平的“欧美全球化”的一种纠偏，新型全球化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包容的全球化、普惠的全球化和共享的全球化(季思, 2016)。刘英奎(2017)认为新型全球化是一种合作协调、平等协商、包容共赢的全球化，是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的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捍卫者、完善者，而非革命者。在这场新型全球化中，中国不仅是观念的倡导者，还始终是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新型全球化助推对话式文明的形成，而中国的全球参与是“中式全球通化”这一新型全球化的实践范式。中式全球通化，一种遵循王道的 （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仁义思想）的深度跨文明沟通，是对欧美全球化的一种改良和提升而非替代。美式全球化的“通”力图推动多元世界走向同一化或美国化，而“中式全球通化”强调的是多元对话，和而不同。在政治上，它坚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以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推动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在经济上，它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展开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提倡各国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在文化上，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式全球化模式与“中国特色全球化”相吻合，其实质是中式全球在地化和协同式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动态而多样化的文明间对话的模式选择，不强调以中国为核心，而是尊重各主权国家保持自身独特价值。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全球文明对话模式，为催生更为公正合理的新型世界秩序，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元叙事(贾文山等, 2017)。与西方二元对立和文化霸权立场不同，中式全球化的本土化是在尊重间性基础上，打造一个交流、传播和沟通的实践范式。基于东方文明的和谐共生，中式全球通化在文明交流互鉴层面上，不是对西方话语叙事的排斥，而是承认文化关联性和差异性的共在，通过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等互动，从而形成基本文化价值认同的动态过程。这种互动既涵盖文化的相似性，也包括文化的差异性，甚至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这就会体现出跨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的共生互补以及矛盾和张力。从东方的间性思维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间性特质。文明交往互鉴是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一种文化间性特质体现在与另一种文化的联系中。在相异文化中，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模式缓和了文化间的紧张状态，加强了不同文化思想的融合，并将文化差异转变为创造动力的源泉。
三、“由通到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型全球传播观的建构
国际传播研究自诞生之初就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各国之间的政治角力。全球化的推进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导致了东西方文化不平等关系的加剧，同时造成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全球传播也为所有国家带来机遇。在交流与碰撞中，不同文化族群摆脱原有地域空间限制，形成跨国文化流。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介的发展为中国文化身份的再现和重建创造新机遇。
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的中式全球化的背景与格局之下，需要以一种独特而又普遍通行的传播范式向世界推进中式全球化，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该范式就是中式全球传播，即所谓的“中式全球通化”。在核心理念层面，中式全球传播倡导并推动的是“由通到化”的过程。第一个目标是“通”，即以相互了解为先导，在尊重文化间性的基础上交往互动，并非同化。欧美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霸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给相对欠发达国家带来严重的文化危机，使其处于绝对的弱势生存与发展状态。中式全球传播所推动的“全球通”是对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纠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就是既强调深刻理解人类所处的共同境遇，人类所面对的共同挑战，与人类所需要解决的共同关切，又尊重差异与多元。因此，第一个目标是通达。第二个是“化成”，化成并非同化，是在间性思维视角下，克服相互的误解和偏见，化解冲突和战争源，进而寻求转化、融合和进步的过程。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中应该形成的智慧结晶和人类精神底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通化的实践中，中国是倡导者，更是推动者。
在模式层面，中式全球通化的传播路径可以从传播、交流、沟通、转化和融合这样一个循环交互路径来考量。传播是发出信息后的第一步，交流是传播的下一步，说明传播在塑造文化形象方面开始发挥作用。沟通比传播更进一步，是一个双向的、带来实质进步的过程，转化、融合与进步则是最后希望达成的效果。
在应用层面，要突出建构主义传播观，审视传播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不是独立于人类自身之外的一系列客观的排列与组合，而是在各个集体，社群和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这种互动就是传播(袁政, 2008)。建构主义的全球传播观念关注的是如何对符号、观念、语言、文化因素通过相应设计、议题、方针进行组合设置，将其上升到国际关系高度，通过国家主体间的文化互动交往模式，形成一个“由通到化”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中式全球传播实践逐步完成从技巧到方式再到理念的多角度变革和转型；而变革的实现则依托于软实力提升和制度话语权的建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中将话语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拥有话语权(the power of discourse)就拥有了彰显权力的平台。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最早发现制度与软实力（可延伸为话语权）的关联。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文化上也自信渐增。“话语权”“软实力”等理念在当代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使用。实现了在公共场域内的普及化。这些理念不仅进入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政策、战略和策略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甚至目标。但我国对软实力理解和应用停留在传播和文化产业化上，且收效甚微。因此，若要探索一条可行且可持续的中式全球传播路径，制度性话语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贾文山、王婧雯, 2017)。
此外，在落实方面，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重点关注维度及“一带一路”实施路径的具体层面入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要集中在国家间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安全卫生共同体、农业信息共同体等五个方面(宋婧琳、张华波, 2018)。国家间命运共同体针对不同国际关系因时因地施策，例如，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共通性；亚洲命运共同体需要综合考量各国利益诉求和动机，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信息安全共同体层面，加强网络治理的话语权的同时，应推动多边合作。在具体措施上，可以充分发挥宣传、传播和沟通这三大策略各自的功能和协同共振作用。
宣传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进过程中，保持舆论一致性，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以主权国家主体间性和关系文化为纽带，通过创新公共外交，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将外交策略与现实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项结合，对外传播中传递何种信息，如何传递，传递的载体和介质是什么，以怎样的频率传递，是否需要中介与协力都需根据不同主体关系，采用相应的方案。
传播需要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一方面依托跨国组织和国际治理机构。从中国加入WTO、博鳌亚洲论坛、金砖五国、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案例中可得出四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参入式、参入改革式、共同新建与发展式和自主创建式。在国际参与中，针对不同参与模式，研究相应话语体系的特点。此外，重点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传播体系。作为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渠道，媒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它们都帮助国家夺得了更多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那么，要以何种媒体模式进行中式全球传播呢？ 又如何打出影响力？ 这些都值得重点关注。再者，推动学术平等和深度对话，在提升海外发稿数量与质量的同时，中国学者们应该积极主动在自己所在的学科领域推动相关理论体系的创新型发展，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打造平等、均衡和开放包容的交流对话空间，推动并吸引国际学术界、思想界、主流媒体和政界商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
沟通则需要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明，兼收并蓄，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历史上儒道释合一的文化适应过程为东西文化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范式，助推了多元一体的跨文化交流。在推动中式全球沟通的进程中，运用跨文化传播策略，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持刻板印象造成的负面作用，通过间性思维和共情作用克服文化休克和文化身份焦虑现象。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应该尽量避免单调的官方话语和宏观的经济数字，从传统文化入手，将官方与民间声音相结合，突出民间团体、华人华侨和公民个人故事里的动人细节，在重视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同时，更应关注人际传播的重要作用。通过宣传、传播、沟通三层面相互作用，协调共振，从而推动中式新型全球传播观的建构。
四、结语
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依据和三种思想基础的分析，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传播实践在中式全球通化及全球治理与文明交流互鉴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诞生，同时反哺于全球化，并起到抵御逆全球化趋势的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践行进程中，中式全球通化内核以及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有利于不同文化思想的开放和包容性融合，并将文化差异转变为文化创造力的源泉，从而推动全球文明间的深度良性对话，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元叙事模式。具体落实到中式全球传播观的路径层面，它就是实现“由通到化”的传播过程，即得益于建构主义思想的启迪，通过宣传、传播、沟通这三个模式的科学分工、合作和创造性融合，打造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倾听的交往模式，促进多元文明的对话模式形成，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想转化为现实。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课题“习近平国际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思想研究”（项目号：RMXW2018A002）阶段性成果。
封面及内文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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