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的长恨歌——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是当代著名的女作家,而《长恨歌》是她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小说选取主人公王琦瑶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来写她的一生,并通过王琦瑶命运的波折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沧桑。这一部《长恨歌》不仅仅是王琦瑶个人的“长恨歌”,更是上海城市的“长恨歌”。fficeffice"/

一、上海由“背景”走向小说的中心舞台

在《长恨歌》里,上海不是单纯的背景,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烘托人物的遭遇,而成为了小说的中心舞台。虽然王琦瑶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在文本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追根究底,王琦瑶是作为上海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换句话中,她就是浓缩了上海这半个世纪的际遇的符号,是不断变迁的特定时空的象征。

首先,文本的叙述者的视点决定了上海是小说的中心舞台。“小说一再提醒我们要‘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并一再示意在弄堂上空飞掠而过的鸽子的意义’”①。上海的至高点,在文本中,就是那些天空中飞翔的群鸽,从弄堂里飞了出来,俯瞰这座新旧杂糅的城市,能看到每一扇窗子后的悲与欢、祸与福、黑与白、罪与罚,在不经意间俯视了城市的所有秘密。而这些鸽子虽然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②却又是客观而冷静的旁观者,就像无情的时间,平静地看着城市在时代的转折中的几度撕裂与重铸。从鸽子的视点看,上海的故事里,不仅仅是一个王琦瑶的故事,而是千万个类似王琦瑶的故事。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之间相互牵连成一首绵绵不绝的“长恨歌”。

其次,王琦瑶成为上海的符号与象征。王安忆说她在《长恨歌》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③因此,在小说的开头,王安忆没有立即进入小说人物与情节,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甚至在写王琦瑶时,也把她抽象为上海生活的一个部分,王琦瑶是上海弄堂女儿的“典型”,传承了古典,接受了现代,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正如文本里写的“上海的弄堂里,每一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再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④。王琦瑶在上海随处可见,是千千万万个上海少女的集合体,而这样的集合就具有象征的意味,抽象出了城市与时代赋予的共性。换而言之,王琦瑶是一个人,更是一座城,而这座城的名字就叫上海。

二、人物命运与时代纠葛成上海的“长恨歌”

王琦瑶最初是弄堂里普通市民家的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了扬名十里洋场的“上海小姐”,几经波折,最后沦为做投机倒把违法活动的掮客小青年手下的亡魂,并不单纯是人物命运的捉弄,而是时代变迁的使然。尽管当时的王琦瑶的命运看起来,个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文本里所呈现的那一种,则是无数个可能中,唯一会发生的那个可能。她的悲剧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就构成一部上海的“长恨歌”。

旧上海是繁华与糜烂的共存,被誉为“东方的巴黎”,但流于表面的繁华只属于上流社会,而且是华丽的一层外袍,是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旧上海生活的“芯子”则是上海市民阶层的弄堂。而文本的主人公王琦瑶则是连接繁华的上流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纽带。出身在上海市民阶层的王琦瑶偶然成为上海选美比赛的三小姐,既而被大人物李主任包养,领略到了上海的繁华,住进了“用闲置的青春和独守的更岁作代价的人间仙境‘爱丽丝公寓’”。这里王安忆借用了“爱丽丝梦境”这个寓意,指出王琦瑶所感受到的上海的繁华不过是梦境,而且这个梦是畸形扭曲的,是短暂的,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薄纱,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掀开后那层薄纱后,露出的里子与繁华无关,依旧是弄堂世界。随着1949年的解放,王琦瑶的金丝雀生活被迫中断,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从迷醉的花花人生回到差米油盐的弄堂生活。这是时代对人物命运的第一次冲击,“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平安里这种地方,是城市的沟缝,藏着一些断肢碎节的人生”⑤。

如果说第一次时代表格是将王琦瑶和上海打入世俗的日常琐事的生活,褪去流于表面的繁华,那么第二次的时代变革则是将王琦瑶与上海纳入完全统一的价值体系下的世界。在时代风暴来临前的时空的罅隙里,王琦瑶与两位故人程先生、蒋丽莉重逢。王琦瑶主动的生活姿态与时代保持着一种疏离,她眼里的世界不过是家居的锅碗瓢盆、过的日子也是细水长流的柴米油盐,凭着运气,绕开了那场风暴。但是她的从两位旧时代一起走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蒋丽莉迎着时代潮流,几近疯狂地追求时代认可的主流价值,但始终都未能被完全接纳,最后死于癌症。而程先生则自杀了。他死的时候“连鸽子都没有醒,第一部牛奶车也未启程,轮船倒是有一艘离岸,想着吴淞口的方向,没有一个人看见程先生在空中飞行的情景,他这一具皮囊也是落地无声。他在空中度过的时间很长,足够他思考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一离开窗台,思绪便又回到他的身上,他想,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身体触地的一刹那,他终于听见了落寞的声音”⑥。程先生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靡丽的上海,那个繁乱的上海,那个王琦瑶所向往的那个上海,永远地消失了。但是王琦瑶却不肯正视这一点,一直在做苦苦的挣扎,以求得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后,上海从表面上重拾了旧日繁华,路名店名改回旧有的,连40年代的衣服也重新流行起来,咋一看,上海是恢复了昨日的繁华,但实际上恢复的只是表面,属于王琦瑶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正如一个人不可能重现旧日时光,一个城市也无法重回原来的模样。但王琦瑶却执拗地认为这是旧世界的重新恢复,她没有看到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新的时代里,她是不和谐的音符,是不合时令的旧衣,是要被清除掉的存在。她一直努力去寻找与新时代的融合,但这种融合最终失败了。她死于一个青年的谋杀,死在了床边,在最后残留的意识里,她想起了四十年前在片厂看到的“死”在床边的女子,才明白原来她的结局早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她的那个时代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与她渐行渐远。

旧梦彻底破碎了,有鸽子飞翔过天空的弄堂生活继续,但是,王琦瑶的“长恨歌”之后,再无一个王琦瑶,也再无一个王琦瑶的旧上海。

①施战军:《最后关头的倾说——从“长恨歌”的视点谈起》,出自《爱与痛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51页。

②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第16页。

③王安忆:《更行更远还生——答齐红、林舟问》,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75页。

④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5版,第22页。

⑤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5版,第184页。

⑥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5版,第255页。

歙县人民检察院 胡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