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关于“人民外交”，笔者一向认为应该慎言，不如代以“民间交往”比较确切。“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在顾维钧时代已经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在自媒体的今天可能放大不知多少倍。当然不是说外交决策者应当独断专行，相反，正如顾维钧所提，必须“知己知彼”，也就必须重视真实的资讯，依据客观情况而不是主观愿望，有足够的雅量，集思广益，做出判断。而外交从业者也如顾所说，应只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发言表态，考虑的是对外影响，而不是讨好国内。如果做不到据理力争，至少有全面汇报真实情况的勇气。
5）“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顾比较了各国外交官的训练，认为英、法、荷兰等最好，美国略差，但正在努力发展并保留职业外交人员（按：现在美国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外交官受到严格的管理，必须在外务省和军部之间抗衡，有时过于小心谨慎，不过也正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风格，在与各国交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不幸，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内部纷争不已，国力孱弱，领导涣散，在此情况下，外交受到国内处处掣肘。发生过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停止内争之奇事。
外交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
那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形成《李顿报告》，提交在日内瓦的“国联”讨论。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三人与会，同心协力，力争国际同情中国谴责日本。顾又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获得不少支持。然而当时国内形势虽然号称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实际四分五裂：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渠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等等。日本乘机大做文章说，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使“将在外”处境尴尬。于是三位中国代表联名于1932年10月发回电报，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争，加强团结，否则他们在外虽据理争辩“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紧接着，根据外交部建议，中国驻外使节又联名通电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措辞更为强烈，其中有“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语。
他们的外交活动确实有了积极的效果，最后结果相当有利于我国。但是东北抗日斗争节节败退，国土一片片沦丧。而收到国内指示却叫他们予以否认，致使顾自己感到“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无法取信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颜、郭、顾三人联名辞职，说是“心余力绌，应付乏术”，要求政府“另委贤能接充”。当然这一辞职是不会被批准的。几位代表只好继续“鞠躬尽瘁”。但是如他们辞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经看透中国政府“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无所顾忌，卒至大举侵略。诚如顾所预言，“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仅此一例可见当时内政对外交掣肘之一斑。当然绝不止此一例。
至于顾最后10年的驻美大使经历，中心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为此他以自己的外交长才，使出浑身解数，除到处演讲宣传外，还对美国各党各派各部门的内部分歧了若指掌，甚至为亲蒋国会议员起草发言稿，以及代国会议员提出援华法案中有关段落的措辞，等等，做到了任何外交官都做不到的事。
即便如此，蒋还没有给予充分信任，曾认为他争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为专门谈判美援的全权代表，以至于顾以一国不能有两个全权代表为由提出辞职（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而作罢）；还有一段时期蒋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而实权仍在蒋手中，使“大使”不知听命于谁，因此他常有“一国三公”之叹。他宵衣旰食，殚思极虑，客观上却是为党派政治服务。正好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外交原则：“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而且大势已去，他从代表全中国退缩到代表“偏安”一岛的政权。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结论
唐德刚先生著作中说中国一共有两个半外交家，顾维钧算半个。窃意以为此说不公。顾维钧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每一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处百年动荡的中国而涉足政界的知识分子，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顾维钧也不例外。顾维钧的职业生涯有他的幸与不幸。他本人的爱国心、学识和忠于职守都是没有疑义的。若论个人名位和际遇，他少年得志，起点很高，没有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怀才不遇”之叹。他前期服务的北洋政府，领导很弱，只顾内部争斗，在外交上对他倚重有加，干预较少，因此他反而比一般的外交官有更多的发言权、裁量权，发挥余地较大，应算得幸运。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有经过艰苦努力，为中国争得权益的业绩，也有不得不经历的屈辱外交。他见证了民国初创到衰败的全过程，经历了多次“城头变幻大王旗”，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他面对无法抗拒的内外势力，与列强周旋，善于提出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对我国最有利的方案，有时强硬，有时妥协，一般说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其特点是知己知彼，重实际而不凭意气，在内忧外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另一方面，毕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顾维钧所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中国，大多数情况下事与愿违。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并不能完全实施。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计，他的才能和心计多半空抛。
外交官本来就位高而权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顾作为外交界几朝元老，凭的是自己的专业才能，而并未依附个人，很多次在重大事件中，勇于向上力陈己见，有自己的个性。在近代中国踉踉跄跄走向世界，由弱转强的过程中，高级外交官不知凡几，后来者所处世勢、国势已今非昔比，但是像顾维钧那样不仅是执行者，尚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带有顾氏印记的遗产者，应属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