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这种想法实际上在多年前就有过。1944年，周作人写《记杜逢辰君的事》时，就已在讲自己完全是在为别人活着，自己已毫无生趣可言，枯寂如老僧。

1960年7月26日，某机关来入找周作人了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事，叫周作人写材料。周作人奉命写好了材料。每写一次这样的材料，对于他来说就是揭一次伤疤。7月31日，夫人羽太信子又无端和他吵闹，使得他心情极为恶劣，所以在这天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周作人透露出一些他平时所不便说的话，以及一些与世不谐的真实想法。围绕长兄鲁迅，他在与曹聚仁和鲍耀明的通信中，都有一些会让世人骇异的“奇谈怪论”。1949年之后，戴着汉奸帽子、没有公职、卖文为生的周作人，是要靠他早已反目的长兄吃饭的，写别的文章发表可能有困难，但关于鲁迅的文章总是能顺利发表，而且报刊的态度是多多益善。

1960年1月16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谈到鲁迅：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拿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

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亡首的一篇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人，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说“焰头”。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的假造的。又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考，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唐俟)，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二一二页所引，引用Le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其实是在文笔上略有不同，不过旁人一时觉察不出来。我曾经说明《热风》里有我文混杂，后闻许广平大为不悦，其实毫无权利问题，但求实在而已。

这大概能代表周作人对兄长的真实看法。

早在1936年，周作人就写过一篇《老人的胡闹》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9月16日《论语》第96期上，其中说：“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于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

显然是在暗讽鲁迅追赶时尚，转向左翼文学。而是否愿意与时俱进、追赶时代恰也是周作人和鲁迅深层心态、气质的差异，早在1916年鲁迅在给许寿裳的关于教子的私人信件里他还有这样一番对未来的估计：“汉文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必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经历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义，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诵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

也就是说深受进化论影响的鲁迅始终是把“适应时代之思想”视为第一义的，而周作人则未必，他对于时代的迎拒还是要依乎个人判断的，鲁迅合群、热烈，所以虽倡导“独异”，却可能不期然地成为“反偶像之偶像”；而周作人离群、淡漠，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被时代所抛弃，这种性格的差异大概也决定了两人在其时代的不同命运，。

至于兄弟二人中谁的学问、智慧较高，笔者觉得仍当属鲁迅，因为较之知堂鲁迅更有一种孔子所谓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过人之处，鲁迅的眼光和智慧足以看清、覆盖知堂，所以他很少对知堂发表评论，而知堂的眼光和智慧则不足以完全看清、覆盖鲁迅，所以总是啧有烦言，一有机会总要按捺不住地宣泄些不平之气，发一些在他人看来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为自己本来已十分可怜的处境雪上加霜。但这也正是知堂为人的可贵、可爱之处。

周作人死后，曹聚仁在香港出《知堂回想录》时，将上述知堂此信在该书首页中原版刊出，结果即使在香港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层峰追究迫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为佳话，刷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后来此信收入《周曹通信集》出版。

总之，周作人还是守住了他作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知堂”底线，他不说过头的大话，不伪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即使这可能给他带来利益与好处。如1958年11月，写过《有的人》的臧克家为写长篇政治抒情诗《李大钊》去找过周作人，询问李大钊遗事。周作人对诗人敬而远之，说：“所知不多，殊不能奉答，又不便为别人说诳语。”诗人的那种高亢激昂与周作人的冷静低调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周作人三言两语就将乘兴而来的诗人打发出门了。之所以如此其中还可能有着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读《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的第一段时，就会对诗句产生的联想，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该诗第一段是这样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关于这种“死活悖论”的最好的例子，可以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对比了，臧克家的灵感基本可以推定就来自这兄弟二人的对比，周作人虽然还“活着”，但已被诗人宣告了“死亡”。作为当事人的周作人读到这句诗时的感受完全是可想而知的。其实周作人在合适的场合遇到合适的人，他也是愿意谈谈李大钊的，李大钊为人的忠厚以及为信仰而牺牲时的从容和镇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李大钊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保护李大钊的遗著、帮助李大钊的遗孤也是他在新时代的重要功绩。

整个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劳碌而又寂寞的状态中度过的。他有愤湛，有不甘，但仍不失那伴随他终生的温雅和平静、自信和自我，他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检讨”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以求被接纳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