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唯一把《论语》翻译成法文的中国人

昨日，现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的董强从法国返回国内后，第一时间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

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文社科成就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首先恭喜您荣选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泛学科”类别外籍终身通讯院士。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此次赴法履新的情况吗？这个新身份将有助您如何展开新的事业？

董强：我是10月10日正式当选的。11月14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举办年度的“庄严大会”。这是个传统，就是要在这次最重要的大会上，由院长做一个年度报告，由副院长主持颁发各种奖项，并由学院的终身秘书长做有关一个明确主题的学术发言。这个“庄严大会”向公众开放，但不对媒体开放。所谓公众，也往往是院士们或者获奖者邀请的人士，我去参加的就是此次大会。我首先与该学院的终身秘书长达尔科斯见面，接受他的祝贺。我在法国皇家图书馆与其他院士会合，被介绍给他们，并接受他们的道贺。我以后可以随时使用这个图书馆。

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汇集了法国与全球在政界、金融界、宗教界、外交界的顶尖人士，以及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杰出人士，被称为“知识界的议会”。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全球在人文社科领域最新的思潮，直接与杰出人士讨论。同时，我也将可以把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经验和成就，通过这一平台，让全世界了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3年您还曾获颁法兰西学院“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榜，2015年被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授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些殊荣都源于您对中法文化研究和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您是何时开始意识到中法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在文化艺术传播上，您认为特别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董强：我在国外生活了12年之久，深深感到中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得到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就是全世界所有这些法语国家共同设立的大奖，委托法兰西学院颁发，每年全世界颁给一到两人。

中国文化在国外一直被看做是一种高深、博大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文化，包括汉语本身也非常难。所以，一定要建立起良好的文化传播体系，尤其是找到一种让别人听得懂、能够产生善意的语言。这是最重要的。我近20年来就一直致力于此：在中西方之间，找到一种存异求同、能够付诸理性和感性的语言，让文化艺术一些内涵性的东西，可以为外国人所接受，所了解，所热爱。

曾师从米兰·昆德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法国游学12年，期间听过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课，他们的授课分别给您带来哪些影响？回溯这段旅法经历，又对您的思想观念乃至人生追求带来什么变化？

董强：法国是一个思想的国度。涌现了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古典和启蒙思想家。到了现当代，无论是萨特、加缪，还是福柯、巴尔特，都是引领全世界思潮的大家。我有幸直接见到、聆听了一些大师，如你提到的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他们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影响远及英美国家和亚洲。他们的教学非常具有启发性，让我们对现当代的社会生活有全新的思考。目前，世界进入了一个复杂、不确定的新阶段。法国思想家们那种求索精神和思考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面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旅居法国时还师从过作家米兰·昆德拉，您说过“昆德拉对艺术、小说史的理解最透彻”。而后来您开始研究艺术，听闻便是受昆德拉的影响？

董强：如果没有昆德拉，我可能就像所有同学和朋友一样，改学其他更为实用的学科了。他在我人生最迷茫、最无所适从的时候出现，为我走上后来的文学、人文学科道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最欣赏的，主要是他看待小说史的角度，以及将小说与音乐进行跨界思考的独特眼光。其实最最关键的，还有他的传奇经历。我觉得，我之所以最后决定回国，都跟他有关。简单地说，他来自一个在文化上处于欧洲中心却因为一度没落而归属于法兰西边缘的国家，所以，他回不去，也不想回去。而我来自一个独立于欧洲文化，可以与之相抗衡，又在现代时期与之产生巨大关联的文化体系和国家：中国。我必须回。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虽然您身上被贴上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等标签，但事实上您也有很具中国古典的一面，比如您经常临摹古帖，对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同样深有造诣，这有给您的翻译，或者说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哪些启发？

董强：我对文化的认识是全方位的。我肯定是以法语、法国文化为基础、为核心。但从我回国那天起，甚至远在此之前，我就产生了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浓厚兴趣。比如书法，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价值，又是其他许多文明所没有的。中国的传统美学博大精深。我在法国时，就用法语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讲授《文心雕龙》。你对现当代的东西了解越透，就越对古典的东西产生崇敬之感。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不同，不是线性发展的。有些核心的东西，是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你如果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就无法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即便是现代文化。

第一个把《论语》译成法文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论语》是中国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您作为目前唯一一位把《论语》翻译成法文的中国人，是如何考虑呈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难度有多大？

董强：我翻译过李白的诗。这已经是一种挑战。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叫《“云”的理论》，是一部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艺术史的作品，几乎就是一本天书，非常难。而《论语》的翻译，更有难度。因为，首先，孔子离我们毕竟那么多年了。我们即便文言文很好，其实掌握的也就是唐宋八大家那种文言文。而《论语》里面的很多用法，如果没有专门的注释，是根本看不懂的。其次，即便你理解了，是否在译成法语的时候，可以把那种风格呈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只能说我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个我的版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至今中国的许多经典著作恰因文言文翻译问题而在对外传播上面临艰难，甚至无法走出国门——比如有些唐诗宋词的翻译读起来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董强：文言文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它甚至美过我们的白话文。它只是要求我们进入古人的情景，或感受到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古典的东西翻译起来之所以难，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概念，二是风格。概念就是比方说，中国人说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在外语中到底是什么？而风格简单说就是我们说的味道。李白的诗，翻译之后，可能显得过于直白，杜甫的诗正相反，可能特别拗口，典故太多，等等。这些都需要译者自己去领悟，并在领悟后加以处理。所以，翻译家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向法国读者推荐莫言贾平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5年您在法国曾协助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王蒙、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作家作品得以与法国读者见面。这些年，中国文学在法国经过了怎样的接受情况？

董强：我当年在法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东西在西方介绍得太少，尤其是现当代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协助一位法国友人创办了“中国蓝”出版社。这个出版社规模比较小，只能出版一些篇幅不大的作品。法国有些大的出版社，如瑟伊出版社，出版莫言的小说，也是我推荐和做专家论证的。贾平凹的《废都》得了法国的费米娜外国文学奖就是我校对的。我采取的战略是，小的能出的就通过“中国蓝”，出不了的就推荐给大出版社。这是我做过的最自豪的事情之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还是“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从2009年创办至今，都坚持奖励译自法文的最优秀的中文作品，这也可以称是您文化理想的一种实现？

董强：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翻译的大时代。进入了21世纪，好翻译越来越少。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投身于翻译事业。随着老翻译家们一个个去世，这项事业很快就会青黄不接。所以，从2009年起，我成为傅雷翻译出版奖的首届评委主席。傅雷是一位具有现代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大翻译家。我希望通过这个奖，让大家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提高翻译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如果让您可以重新选择，您依然会选择回到中国发展吗？或者说，如果当年一直留在法国，您如今的翻译研究和文化传播抱负同样能得以很好施展吗？

董强：我回国是必然的。所以肯定会依然选择回国。我如果留在了法国，肯定在法国名气很大了，我也肯定可以做不少事情，但我对中国的了解，就很可能隔了一层。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可不能成为假洋鬼子啊！

来源：深圳商报 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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