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谨治教春雨润物细无声 怀念陶髦教授
立德树人谨治教春雨润物细无声 怀念陶髦教授发布时间：2017-10-25 15:30 星期三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陶老师已经去世整整20年了,20年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一段很长的光阴,在这20年间我尽管时常回忆起老师,但每次想细细梳理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大概是因为与陶老师有太多的缘分,太多的故事了,不过现在每当与当年的同学、老友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谈起陶老师,不仅谈老师的教诲,更会谈起老师的趣事,最不能忘记谈起的是老师对我们的帮助,陶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在这一次次的谈话中,点点滴滴的趣事中,温暖备至的帮助中,便仿佛穿越了泛黄的时光一般,变得清晰立体起来了。如今大家怀念陶老师,原因当然不仅在于他精深的学问,更是由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的使然。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今天写下这篇短文,以为纪念。
回想我初识陶老师,坦率地讲我虽然并非是陶老师的入室弟子,但老师对我却有格外殊恩,在本科、研究生阶段以及至今的学术生涯中,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可谓极为深重。1979年,那年我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陶老师亦在文革之后回到了教职岗位并任教于此。陶老师当时在学校教授刑事法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的课程,在那个年代的各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历经苦难跋涉过知识的荒漠,经历过精神上的荒芜后,其所热切期盼,日夜沉醉的事物便是知识,而每次陶老师授课时门庭若市的教室,便是对当时青年们的这种奋发向上,渴望知识精神最好的注释,而我也在陶老师的课堂上第一次萌发了对刑事法律研究的浓厚兴趣。陶老师本身在课堂中治学严谨,同时日常生活为人正直,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后来我又因为与陶老师的夫人韩永葵老师有着同乡之情谊,文革期间老师亦在本乡生活几年,我便因此“近水楼台”地与老师有了更多的交流。
本科四年,除了学校的教室、图书馆、食堂这三点一线的生活外,唯一在我这枯燥但充实的求学之路上的分支便是陶老师的家,每逢周末假日我就背着书和材料往老师家去请教学问。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时陶老师还兼着学校的行政职务,而且正值政法学院复校不久,所以学校的日常管理事务十分繁重,但老师在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却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陶老师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参考资料,摞得有一尺多高,周末到老师家中拜访,每每当我走进老师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他埋头在积案盈箱的书本后伏案工作、奋笔疾书的身影。正是在这样“好似挤海绵一般挤时间”的工作状态下,陶老师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著成了《刑事诉讼法教程》《刑事诉讼法案件》《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等一系列著作,同时还发表了《试论审判独立》《改革诉讼制度,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化》等一系列精彩且内容丰富的论文,这些书稿文章的内容即使在今天用相当挑剔的眼光来看,仍有着独特的实用价值。
陶老师在专业知识的教授方面,也是尽职尽责,完全体现了古贤达“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精神,对学生总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而且每每论及复杂的理论问题,老师都会循循善诱,作出极为细致的讲解,从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有时学生会与老师意见相左,老师也不嗔不怒,反而鼓励我独立思考；有时我对讲过的内容不甚了解,记忆不清时,老师也总会耐心地再给我开个小灶。时至今日,每当遇见自己的学生与我观点不合、忘记了曾经讲过的内容,我仍克制不住会感到有些动气,但一想起当年老师之于我的态度,便觉得自己差老师远矣。还记得在大三那年,我首次开始尝试着自己写作论文,初成一篇便沾沾自喜地拿去给老师评阅,回想起那篇初稿,其中观点既稚嫩又有行文逻辑不畅的地方,但老师却并未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十分耐心地对文章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当我拿到老师修改过的文稿时,看着满是红笔批注与标示我既感动又羞愧,而且老师在课暇之余还亲自指导我进行梳理观点,校正文字表述,现在想来我能在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上屡屡发表受到好评的论文,真的是多亏陶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结实牢靠的学术写作根基。最终,这篇名为《谈谈诽谤罪》的文章发表在了《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这既是我独立署名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也是帮助我打开了通往学术道路的大门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第一把金钥匙。
后来临近本科毕业,出于四年间对于刑事法律的兴趣,我决定报考刑法学专业继续深造。当时人民大学的刑法学科正在高铭暄老师的带领下蓬勃发展,且当时正值人大招收出国预备生,陶老师便鼓励我报考,并积极帮我联系学校。在198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陶老师亲自带我拜访人民大学的高铭暄教授,因为陶老师也是人大毕业,更与高老师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高老师便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耐心讲解了考研的题型与注意事项,返回时已是傍晚时分。在灯火星星点点的街道上,陶老师敦厚温暖的声音透过有些刺骨的凛冽寒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术这条道路既艰辛又坎坷,一定要守住本心、耐住寂寞,你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句话和当时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不论是被期刊退稿还是研究成果被否定,每当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遇到挫折,老师的这句话都是我重新振作起来的最佳助力。
之后出于种种机缘巧合,我最终被人民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录取,师从张凤桐、陈士正两位老师,这却也反而拉近了我与陶老师的关系,因为与老师在学术上的交流变得更加多了起来。经过研究生期间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的深入学习,我对程序法的热爱逐渐加深,后来甚至每次与陶老师见面都疏于问候,而总是单刀直入地聊起刑事诉讼的理论问题。那时我时常与老师约时间探讨学术,一有时间就背着资料、骑着破自行车去老师家拜访,当时我们讨论的内容包括刑事诉讼的形式、同案被告人作证的问题、自诉案件的审判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的建构,等等。陶老师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关怀,提出的观点视野宏大又不乏深度,每次与老师谈完总是收获满满,一回到家便将自己的思路重新整理并写成文字。在陶老师以及张老师、陈老师的共同指导与点拨下,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我在相关报刊杂志上发表了21篇学术文章。除此之外,在陶老师主编的司法部“七五”规划项目“刑事诉讼法系列丛书”中,我独立完成了《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这部专著,这也是我出版的首本专著,虽然字数并不多,但它的审阅、修订、出版无不凝聚了老师心血,也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提携与关怀。
陶老师既是新中国法治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法治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见证者。1997年盛夏,老师在烟台休假,正值暑假我们几个胶东的青年学者至烟台探望,那时师生共聚,畅谈过去未来。陶老师与我们一起回顾新中国法治事业的历程,追忆五十年代法制建设萌芽勃兴时,苏联专家与国内教师一起研究法律制度,提出法律制定、制度完善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六七十年代法制被严重破坏,社会陷入混乱、法治不彰的苦涩过往。彼时新的刑事诉讼法刚刚实施,老师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充满了信心,他教育我们这些年轻人,要认真研究新制度的实施情况,积极联系实际,发现与解决问题,为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作出我们这一代的努力与贡献。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辞别陶老师后不久,我就收到了老师罹患癌症的消息。再次见到老师已是弥留时分,那时他说话已经十分困难,却仍旧慈祥如初,勉励我继续法学研究,为法制事业作出贡献。不多时已是仲秋,老师在病房里溘然长逝。追悼会上哀乐低回,耳边回响起的却是老师对我勉励的话语,要继续法学研究、要推动中国的法治事业。老师已故去廿年,但老师执著的身影与恳切的勉励依然回荡在我的脑海。如今,中国的法治建设已逐渐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也在不断前行发展,想必老师上天可见,也定能感到些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