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王立胜 刘岳 姚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关
姚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行为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
智编导读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5•17讲话”精神，2016年第7期《学习与探索》即在首要位置推出‘‘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专栏，一年来连续组织刊发16篇精品研究成果，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影响。在“5•17讲话”发表一周年前夕，《学习与探索》主编张磊、副主编房宏琳来到北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博士、刘岳博士、姚宇博士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长谈。以下是部分谈话内容。
内容提要：把5·17精神的学习引向深入，就是要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各学科的建设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须贯彻“5·17讲话”精神。重提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反思，必须跟上时代，立足现实，独立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运用《资本论》的精髓和灵魂，借鉴古今中外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要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学说为哲学基础。
关键词：“5·17讲话”精神；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方法论
一、“5·17讲话”精神的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张磊：三位老师，晚上好！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和贯彻讲话精神，结合各自的学科思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例外，除了去年8期我刊在“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专栏为您刊发的“国家主体性”文章外，我们从其他报刊上也读到王书记的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在“5·17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我和宏琳到北京来，就是想与王书记、姚宇研究员和刘岳教授交流一下，希望诸位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谈谈学习讲话的体会。
王立胜：欢迎张主编、房主编到北京来，很高兴能够与两位主编聊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正如张主编所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就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表重要讲话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都迅速行动起来，各种与此有关的会议、论坛纷纷召开，报纸杂志不断发表文章，大家普遍感觉到哲学社会科学界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不仅非常重视对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研讨，而且还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推动这种研究，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智库”，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增设了“《资本论》研究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一年来，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而且承担了一些重要课题。比如，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规划办2016年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于2017年4月16日举行了开题会议。5月16日经济所还要召开纪念“5·17讲话”一周年专题会议，6月份所里还要就“5·17讲话”精神对全所职工进行专题培训。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会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房宏琳：感谢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我们想请您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谈谈您对习近平讲话精神的理解。
王立胜：“5·17讲话”首先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达到的总体目标，那就是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体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就是要建构一个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早在1998年他就在《经济学动态》第7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的论文，2001年在《东南学术》第4期又发表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这些文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从学理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必须而且能够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对在中国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党的十八大之后，从2014年7月8日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2016年7月8日号召“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两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政治经济学建设问题。有人统计说共讲了6次，除了前述两次外，还有2015年11月主持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2016年1月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再一次就是在“5·17讲话”中通过讲《资本论》谈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
二、为什么重提政治经济学
王立胜：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政治经济学呢？我觉得起码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我在2016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简单讲一下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完成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世界话语急转，转而承认‘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并争夺其理论解释权，试图将其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他们的逻辑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贯彻新自由主义思想还不彻底，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要发展，必须全面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进行彻底改革。这是他们争夺中国奇迹解释权的根本目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中国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学者必须要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对中国奇迹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理论，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的故事。在这里我觉得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析，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有可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可以进行研究，我体会也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
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5·17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就学科分类来看，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
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类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类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三类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类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类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资源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了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
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理解也是有偏颇的，他们往往都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归结为“经济人”假说，忽视了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十分丰富的内容。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自然是探讨财富增长规律，但其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这双重目标，这个双重目标是强调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经济学家们给了亚当·斯密三个相互联系的形象定位：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和鼓吹者，是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的理论家和鼓吹者。果真是这样吗？这是不是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六经注我”式的对亚当·斯密的任意解读呢?最近我认真阅读了著名西方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的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他的结论令人深思。阿里吉说亚当·斯密并不是被描述的上述三种形象，这是因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未发表的《法理学讲演录》中，非但没有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理论，反而预先设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创造并不断催生市场存在的条件，利用市场作为政府的有效工具，调节市场运行，还积极干预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产生的不良后果。他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既是要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的财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阿里吉重新解释了亚当·斯密，这种解释揭示了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政治前提。
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 “术” 和 “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中央民族大学刘永佶教授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你的立场，你是为谁做经济学？这个经济学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 和 “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辉煌的过去有目共睹，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是，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逆全球化的潮流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变化多端。中国自身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低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而这一切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要求“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告诉大家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的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是，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凶猛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前十年这个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对价值规律作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尤其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引进中国以后，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于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杭州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比如，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写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思想意味着他立足中国建设的现实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觉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是写不出一本好的政治经济学的”。再比如，毛泽东还谈到了政治经济学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毛泽东还强调说，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的研究和上层建筑的研究都不能太过了，否则对生产力的研究就变成工艺学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就变成国家学了。言下之意那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了。再比如，毛泽东还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个 “纲”，这个“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要围绕着这个“纲”来展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记录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多次批示，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资料。说其宝贵不仅仅因为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方法值得借鉴，更应该重视的是他在谈话和批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路传统的一个体现，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习近平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这些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5·17讲话”中。
另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过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了三个理论资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再次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由此可见，习近平并不反对外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辩证借鉴，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外国的经济思想，是全盘接收还是辩证扬弃？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思维和做法上确实存在照抄照搬的现象，没有使西方的一些经济学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洋教条盛行的问题确实存在。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我不仅接触了经济学的著作，也读了很多社会学著作，深切感觉到社会学的中国化似乎比经济学要做得好一些。刘岳教授是搞社会学的，你可以谈一谈社会学领域的情况。
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值得反思
刘岳：社会学研究虽然也有比较严重的食洋不化的问题，但是首先，它关注的毕竟是社会现实，从社会结构、运行到文化结构和人的心理状态，哪怕是在经验观察中也都必须承认，中国和西方存在重大差别，这客观上决定了社会学的反思性特征要比经济学强烈一些，能够认识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移植要比经济制度的移植困难，认识到“试图把新的最好的东西和旧的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努力由于奇异的依存性不可避免招致失败”，认识到不太可能存在超时空的所谓普世制度，所以说社会学这个学科对于本土化问题可能关注会更多一些，会更加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一方面，在研究中“问题意识”会更强，因此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也许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上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其次，社会学方法论上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更加明显一些，倾向于将社会作为彼此关联的体系加以看待，西方社会学界将马克思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是认识到了马克思的研究本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力图解释人类社会运转发展的奥秘，从矛盾、冲突的角度解决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以及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问题。这种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大概有助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最后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学学科不是经济学这样的“显学”，掌握资源比较少，社会影响力也会比较弱，因此与利益的直接关联不那么明显，受利益驱使进行理论扭曲的情形大概会少一些，研究的纯正性会比较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正因为社会学不是显学，所以不容易形成垄断性的、具有强大压迫能力的、甚至被神化成为不证自明的概念和理论，比如经济学中的“产权”“交易成本”等等，不容易建立学术霸权，从而为学术争论和创新留下了比较宽裕的空间。而经济学中的很多概念已经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治上正确”的话语，在研究中会无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这一点在我所从事的农村研究和基层政治研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从我的角度去看，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是等同于“造神”。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再补充王书记说的一点，就是他一开始讲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被边缘化？我觉得起码存在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学科会被边缘化，一定是自己的解释能力出现了问题，否则另外一种学术思想的攻击是无法让它边缘化的。这种边缘化不是来自于别人的攻击，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弱化，就是说它已经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现有的现实世界，所以采取了一种甚至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一种类似于躲避的方式，相当于“我不与你们交流了”的态度，所以越来越自说自话，成为类似于自我封闭的一个圈子。所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也罢，成果也罢，越来越只和自己人在进行沟通，他几乎没有办法和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从而近乎自动地放弃了解释和言说的权利，失去了对中国实践进行说明和指导的能力。同时，政治经济学中现有的学科体系理论，如果能够比较好地解释前30年的问题，就不太容易很好地解释后30年，反过来也是一样。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两个不否定，既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但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领域当中，这个问题以前存在得比较严重，这就造成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由于解释力的缺乏，它只好回避真正需要政治经济学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理解，总书记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就是提醒我们，要全面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将这一历程作为前后相续的整体，作为前后联系、内在一致的逻辑体加以看待，不是片面强调“变”，不是片面强化“分”，而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彻底弄清楚新中国成立的“变与不变”“同与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表面上看来差别很大的具体政治经济道路、提法、政策中找出共通的关键问题、基本逻辑、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向，找出表面差异下的内在勾连，统一地、一揽子地解释和说明新中国的实践，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在理论上割裂地分析解释“改革前后”，避免在理论和思想上人为地强化这种“割裂”状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使命。
王立胜：刚才谈到了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问题，每一个学科有一个严格的学科界限，是哪一个学科的就必须在这个学科的界限内说话，这当然是必要的，这是科学发展日益专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学科界限本身就是局限，就是片面的深刻性，所以，在强调学科界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方法论层面上的相互借鉴，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这个问题。刚才刘岳教授讲到政治经济学可能是自己封闭在自己这个圈子里面出不去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切断了与重大现实问题的联系，或者解释不了现实问题就干脆不去解释，也无力解释。无力做解释而又不吸收别的方法，这样就放弃了学科本身的开放性，就越来越不敢面对现实也无力面对现实。所以现在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有问题意识，要面对现实，要以现实为出发点。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要回到马克思所说的要“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实际上就是聚焦到发现和解决问题上来，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来思考。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对学科意识的突破，要解决问题就要突破学科的界限，冲决学科的藩篱，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不管哪个学科的方法都可以用，各个学科的方法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我可以随手拿来用。
张磊：就像人才政策一样，只要是人才，有用就行。为了解决问题，我不拘泥于哪种方法，不局限于哪种学科，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王立胜：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意识是不以学科划界的。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探讨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几乎用了社会科学的所有方法，能说《资本论》的写作就是用了哪一个学科的方法吗？《资本论》既是哲学著作，又是经济学著作，又是其他很多学科的著作。我们当然首先把《资本论》当作经济学著作来读，但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隐含在这个文本中的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所以列宁说如果你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你就读不懂《资本论》。《资本论》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都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研究的确实是经济学，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样一个政治学的结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打算创立一个什么学科，他是以解放全人类这样一个综合性问题为目标的，所以说他的著作既不是在讲哲学，也不是在讲经济学，更不是在讲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讲如何动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后来之所以把它概括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从学科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有意识创立的学科。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是他创立了唯物史观，二是他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因为如此，他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也可以说，自从有了《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就从假说变成了科学，自从有了《资本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由假说变成了科学，所以，我们没法用某一个学科来解读马克思。
刘岳：这让我想起当年毛主席批评新闻界，说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这个话似乎可以拿来评论当前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用政治家办报那样的胸怀去对待他关注的对象，真正地去关心现实、解决问题，要有这种视野才能真正履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使命。如果这种视野本身很狭窄，层次本身已经降到了王书记刚才讲的 “术” 和 “技”这个层次上，自然就没有办法履行“道”和“法”这个层次的使命。总书记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鲜明表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邓小平到日本访问乘坐新干线火车，当时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感受？小平说感觉就是快，有催着人跑的意思。这一方面是说我们有这种决心，有这个信心能跑得很快，能赶上去；另外一方面表明内心有这种紧迫感，对这种巨大的差距的承认溢于言表。国门一开，确实觉得我们事事不如人，在物质生产方面、生活水平方面、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尖端技术、生产能力各个方面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迫切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以前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话不是形容词，而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心里没底，而现在心里越来越有底了，已经越来越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规律，这些规律成为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实现中国奇迹的奥秘所在。现在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把这个奥秘整理清楚，各方面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资格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资格能够根据中国的现实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时代要求。这是我对王书记刚才说的一点补充。
张磊：不仅仅是有基础了，而且是到时候了，已经到了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了。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握三个维度
王立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起码要有三个维度：一是唯物的维度，二是历史的维度，三是辩证的维度。这和毛泽东讲的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也和习近平“5·17讲话”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方法论相一致。首先说唯物的维度。马克思说“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毛泽东说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强调要实事求是，习近平强调“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这些表达都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理论要反映客观现实。我们首先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就承认客观事实，承认规律的客观性，承认规律存在于客观的历史实践之中，理论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等思维手段，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地臆造规律。我们得出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基本原则和结论都应该来源于客观历史实际，我们既不能从国外直接移植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能直接从《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中直接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体系只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真理性反映，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能不断解决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刘岳：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英国的现实，是针对当时马克思认为的标准的资本主义，当时事实上确实也是最完善、最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种研究。如果我们全盘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僵化地套用，简单化地、教条式地对号入座来研究今天的中国现实，从时间、空间上都会有不匹配的问题。
王立胜：说的很对。我再谈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历史的维度。恩格斯讲过，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就是说，经济学其实也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政治经济学是基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虽然不是直接去讲历史，但它的每一个原理和结论都来源于历史事实，都蕴含着历史感和实践感，都是历史在理论系统中的思想反映。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无视历史，隐含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追求所谓的普世规律和普世价值，它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事实和时代现实中得出的反映客观实际的理论结论。它在时间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在空间上就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快就走过70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也有近40年的历史，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把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已经具备历史基础。当然了，我们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时也不会忘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也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好的经验。历史性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方法。什么叫历史性的原则？历史性的原则就是我们思考今天的现实问题时，一定要有历史的视野，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今天的问题。毛泽东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不能离开历史的回顾和研究，理论的逻辑存在于历史的逻辑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要反映它的历史逻辑。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凭借。要建构理论体系必须搞清这个理论建构所使用的重要范畴，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史的研究，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个理论的核心范畴、标志性范畴，以及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梳理才能说清楚。比如，“经济发展”这个范畴，就有一个逐步演化发展的过程。财富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课题，但是，使用何种概念和范畴，以一种什么样的范式去研究这个问题，就造成了经济学流派的区分。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之类的说法，但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动员经济发展的口号或者政策层面的称谓，而不是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的经济学范畴。就此而言，在计划经济的经济学中，“经济发展”这个概念在范畴的意义上也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的范畴也没有出现，那个时期规范的说法应该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彻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学的话语表达一开始也是用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直到国外的宏观经济学引进来之后，“经济增长”的概念才被广泛使用，由此，GDP就成为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主要指标。注重经济指标增长的考核体系的负面性逐渐凸显以后，尤其是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代之以“包容性增长”或者“经济发展”。很多范畴和概念都有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接着谈第三个维度，也就是辩证的维度。唯物辩证法是贯彻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方法。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历史和现实、国外和国内诸多关系，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古今中外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有了新的概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还针对中国文明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习近平的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的，但是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这些论述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
唯物、历史、辩证三个维度的综合，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五、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跟上时代，立足现实，独立创新
刘岳：1957年毛主席提出向自然界开战，这句话是出于哪儿的？是出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当时要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重要问题来提出，是因为我们要向自然界开战，实际上就是要搞经济建设，要发展生产力，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主要是要在尽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要在社会基础（王书记以前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会基础问题的）方面进行全面改造，使得社会基础一方面与我们的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相契合；同时又使社会基础能够成为战略目标的坚实基础和支撑要件，使两者之间形成高度的匹配关系。在毛泽东同志以“经济建设”指导经济运转的年代，社会联结体系（社会基础）与经济运行目标之间的契合方式是怎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基础方面进行了哪些改造，使得中国基本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联，使得这种联结方式能够支撑当时提出的经济增长的这个战略？2000年以后，我们在社会基础方面又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造，使得它能够支撑我们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到了今天，我们的新的战略目标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与之进行匹配才可以实现？这不是通常所说经济结构“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这种含义，完全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我们通常所见的西方经济学似乎并不关注这个层次、领域和方向的问题，而这个恰恰可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建设、增长和发展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是改革前后一以贯之的基本逻辑。
王立胜：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要拓展，要引入和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政治学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否则很多问题就难以说清楚。刘岳提到我写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的情况，那本书是研究农村发展问题，但引入了社会学的方法，很多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比如，现代化应该主要是谈工业化、城市化，谈经济发展，但我引入了社会学的方法，就是研究了适应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建构问题，把经济学和社会学联系起来去分析和研究问题。前些年，上海和南京的哲学界倡议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来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单靠某一个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经济哲学这个学科也蓬勃兴起。上海财大的鲁品越教授和张雄教授、南京市委党校的陆剑杰教授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鲁品越有《走向深层的思想——从生存论哲学到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张雄有《历史转折论》《经济哲学：从历史哲学向经济哲学的跨越》。为了推进经济哲学的研究，他们创办了《中国经济哲学评论》，陆续推出了《货币哲学专辑》《资本哲学专辑》《财富哲学专辑》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专辑》。这些成果把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经济学和哲学本身不好解决的问题，而且形成了经济哲学本身的一些核心范畴，比如“经济权力”等概念。经济哲学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很多启示。
姚宇：下面，我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谈一谈我对当前政治经济学重新被关注现象的理解。有不少人说，2016年的“黑天鹅”事件比较多，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非要说这是“黑天鹅”事件，那是因为天鹅本来就有黑的，过去的不少理论本身就不完善，而不是客观世界的事情被搞错了。事情本身没有对错，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或者说，过去把天鹅描述成白的，这就是有问题的。
刚才王书记说，当代西方的经济学把历史的维度抽掉了。在我看来，现在中国大学里教的所谓西方经济学，不仅把历史的维度抽掉了，把现实也抽掉了，它实际描述的大部分事情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站在理性人假设这个基石之上垒起了整个理论大厦。遗憾的是，理性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是假设出来的一个概念；同时，它所有的模型也是基于这个假设，然后根据各种各样的均衡来推导。而在现实世界中，大部分的均衡关系是很难被观察到的。新古典主义的很多公式，大多是基于这样那样的假设，再出于数学求解的需要，经过推理而得到一个计算结果。这些计算求解的过程，与现实世界常常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很多假设也是被想象出来的，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所垒起来的理论体系在形式上非常完美，可惜的是，它描述的事情，历史上没有，现实中可能也看不到。
其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天然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做经济学研究之前都有一个研究前提，为他们各自的经济学理论做准备，无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还是边沁等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其实都是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前，都做过关于人的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心理学方面来做的，他们把心理学研究成果作为经济学研究工作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在心理学领域的成果，后来也成为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但是，后来因为心理学一度发展缓慢，尤其到了19世纪末期没有太大进步，这个时候马歇尔非常聪明，他把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进行了更高度的抽象，然后跟数学进行结合。渐渐地，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合作淡了下来。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这一百年的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创造了很多精彩的经济学理论，出现了许多精巧的模型，并且能够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做一些严密的推理。在马歇尔为经济学开创了新的发展方向之后，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微电子技术推动了心理学的革命，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让人们对于人大脑内部的运行机制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可以通过实验，使用电子仪器测量对人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过去经济学中经常举的例子，是说人们吃了食物之后的效用如何变化，现在可以不再依靠数学的方法去推导证明，而是可以采用电子仪器来对人身体上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
新古典经济学可能会告诉我们，人都是理性人，无差异的。认知心理学也揭示，身体的各种激素的分泌，不会因为我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在面对各种物质刺激的时候没了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正常的人性。但是，行为经济学却开始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论，开始研究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和决策过程中所需要耗费的能量，以及大脑抵御各种诱惑所需要耗费的能量，并把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了市场利益、决策科学领域。例如，我们去超市，常常看到超市的出口结账台边上放着各种糖，或者含糖的饮料，或者电池等等，大家仔细看看，总是摆这几样，其实这都是计算好了的，人走了40分钟，需要耗费能量，这时候大脑血氧含量水平肯定下降了，抵抗诱惑的能力也下降了，此时人看到含糖分的饮品或糖果，就会联想食用后的感受（要是不这么想的话，就不符合人的大脑的功能机制），就会勾起购买的欲望。实验证明，如果这时候给一部分人喝点糖水的话，喝过糖水的人购买那些结账柜台小食品的行为概率会大幅度下降。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这些年心理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研究的人，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心理学的进步引起了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重新回归与心理学的结合，一部分人又开始把经济学的“理性人”回归到了现实中真实的人，不再把人抽象为“理性人”，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对理性人的假设，转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人的活动行为。比如说，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那就是政治选举，因为研究选票的投向与研究货币的投向，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现在美国社会政治竞选活动中，甚至有团队连演讲词都是在实验室里做的产品。这些实验室，甚至可以定量计算出听完这个演讲需要耗费多少能量。当然，这类研究成果不太适合公开发表。在有的人看来，是用“朝三暮四”变为“朝四暮三”的手段来忽悠人，所以他们的成果一般也不发表，主要致力于在现实中的应用，因此这个学科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不是很广。但是，行为经济学这门学科，一直在宣称它在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墙角。
除了行为经济学，其他的自然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据美国的朋友说，他们是真心支持特朗普的，但他们在大选之前，要么不愿意说出来，要么媒体也不听他们的意见。还有一部分人看到主流媒体在宣传希拉里，如果自己公开表现出和主流媒体不一样的偏好，就会感觉在社会上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大多数人就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到了真正投票的时候，谁看得见他究竟把票投给了谁呢？这说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需要换一种思路了，传统的一些方式已经不灵了。我们现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可以做其他方面的测量，比如说通过表情分析做情绪分析，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我只是想说明，现在对市场中的主体开展研究的手段已经不是过去了，也不是把人假设为理性人之后再做研究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回到真实的人上了。
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在革命，已经不是过去20年引进的教科书上的经济学了。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必修课也不是过去的宏观、微观、计量三门课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的经济学在发生革命，不但把微观基础做得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而且宏观方面也和以往不太一样了。比如特朗普竞选时所做的事，他把穷人拉拢过来，把农民绑上他的战车。他做的事情也没有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但他已经在实践的层面上做了。西方国家的学者其实一直是在把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最近这些年，因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西方的经济学似乎又开始回归到100多年前的一些理念上，回到原来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去了，但并不是简单的低层次的回归，这时候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脑认知神经科学，来支撑新的心理学的微观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已经服务于宏观政策实践了，非常成功地应用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治理项目上去了。所以习总书记前几年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这也是国际大趋势，是因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王立胜：姚宇的意思是说，我们重提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不仅我们要讲政治经济学，而且奥巴马、安倍晋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要们也在讲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也在发展中，而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却把人家几十年前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食洋不化地照搬过来奉为圭臬并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而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好的东西弃之如敝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
姚宇：因为脱离现实的问题，所以总书记的“5·17讲话”是给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做的一些工作是在重复西方学者几十年前的事情，有必要吗？他在告诫大家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回到社会现实问题上去。
刘岳：也许也因为形成了学术利益圈子。各自掌握一部分学术资源，而学术资源又可以很方便地转化为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因此，项目、课题、评奖在很多时候成为利益的交换场域，不再是针对当前真正的中国问题，不再回应紧迫的时代要求，项目就是为了项目，课题就是为了课题，这样一种学风和文风使得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距离真实问题、距离人民要求渐行渐远。政治经济学回应的是宏大主题，是要针对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现实构建起宏大的体系，这种宏大要求在日益细碎化的项目和课题制度中是无法实现的，这样的理论创新在学术利益圈子里也是很难突破的。中国的经济学发展还没有进入实质性创新的阶段，而引进又缺乏理论自觉，也没有文化自觉，所以就成为一种惯性发展。在实践中导致严重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各个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性很差，这里当然有制定政策时部门利益的因素，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每一项具体政策都有隐含的理论前提，而指导各项政策制定和生成的理论又是彼此冲突的、相互矛盾的、支离破碎的、就事论事的，从无法达成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彼此矛盾的理论中，没有办法推演出具有高度配套性、无内在冲突的政策体系来，这已经不是在技术层面和机构设置层面上可以解决的严重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结束混乱状态，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自洽的理论体系，根据一致的理论前提指导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我个人理解，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实际意义。
王立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独立创新阶段，还处于引进国外经济学的状态，而对这个引进又没有什么理论自觉，更没有文化自觉，没有改造成本土化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更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事实”进行理论抽象。
姚宇：我是这么理解的：为什么我们把西方经济学理解成今天这个样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占据高校经济学重要岗位的人，大多是海归，这些海归学者在国外求学的时候，他们参加导师的课题总是做着局部的一点工作，帮导师算点东西而已，但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计算？因为留学生不是在当地社会出生、在当地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掌握不了整个研究项目的思想。这也不能完全怪外国老师，因为很多事情，尤其是思想层面的事情，不是相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沟通起来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人家也没工夫跟学生多谈。这些留学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常常只能承担导师课题中局部的小块技术任务。等他回国后，又来一遍遍地重复这个技术工作。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国外经受过经济学的战略层面和社会现实关系层面的思维训练和学术训练，只能说，他们仅仅在 “术” 和 “技”的层面上受到了严格的训练。
今天一些处于中国高校经济学领导地位的学者，他们在海外求学时，因为文化差异，不可能申请到什么正式的课题，练习过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这给他们回国后的科研思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六、马克思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王立胜：我们已经谈了很久，现在已是深夜，最后我再说几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很成功，基本上聚焦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上了，特别是姚宇介绍的西方经济学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大家取得了基本的共识，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进行哲学前提的思考。这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是没问题的。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是一样的吗？我想应该是不一样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的一种转化形式。如果这个命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转化形式又是什么？这段时间我在重读《资本论》，每每有新的发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出版于1867年，到今年整整150周年，后来又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中间还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在这些版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序言和跋。正是在读这些序言和跋的过程中，我发现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尤其是在写作《资本论》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他一直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的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来予以解剖，社会有机体成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方法就是他的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转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的特殊形式。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唯物、辩证和历史三个维度的综合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就曾经发表过《社会有机体刍议》一文，后来他一直关注社会有机体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顾海良教授则将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转化为“总体性”的术语来表达经济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但是，总体上来说，政治经济学界对社会有机体的关注是不够的。相比之下，哲学界却高度重视，不仅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有专著出版，孙承叔和王东在1988年就出版了《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该书认为社会有机体学说是贯穿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主线。不仅如此，在1994年社会有机体学说还进入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两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一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另一本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这两本教材都辟专章讲社会有机体理论。这样，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哲学界就影响比较大。也可能与此有关，近些年哲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取得的成果也很多，相对来说，经济学界的《资本论》研究成果反而少了些。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真正教材，读《资本论》是掌握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是直接讲辩证法问题，而是把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转化为社会有机体的思想，用社会有机体的理论来研究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我们都知道，有机体是一个生物学领域的概念，由社会学家孔德和斯宾塞引入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当然，在孔德和斯宾塞那里还存在将生物有机体机械地移植到社会分析的缺陷，马克思吸取了他们的有益成分，但又把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区别讲得非常清楚。他是把一个社会当作一个活的运动着的有机体来看待，从而对这个社会进行研究。社会有机体首先承认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在《资本论》中他首先把英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以《资本论》的辩证法首先体现为整体方法论。虽然在写作过程中很少提到整体问题，但整体方法论在《资本论》中是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存在的。很显然，由于革命的实践对《资本论》中矛盾方法的现实需要，在《资本论》的传播过程中，大家很容易注意其中的矛盾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最早探讨了马克思整体论的方法问题，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整体论方法论的重视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逐渐引发的。这种重视也是先从哲学界开始的，在经济学界直到21世纪初，随着顾海良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认同。可以说，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界普遍应用的方法论是矛盾方法，当然这也是《资本论》的重要方法。《资本论》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经过对劳动二重性的研究，才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之间的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根源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因为正是这个矛盾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结果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传入中国的实践背景是中国革命，这种实践逻辑很容易接受矛盾思维。所以，毛泽东的哲学突出的思路也是矛盾论的。不仅革命时期是这样，就是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论十大关系》等也都是矛盾论的思路。虽然在毛泽东那里中国社会这个有机体或者说社会这个整体始终作为前提存在着，但在人们接受、传播和应用这个理论的时候，却很容易出现偏颇和走形。本来整体是矛盾存在的前提，矛盾是整体中的矛盾，整体又是矛盾的整体，但是，往往会出现把两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情况，讲矛盾时忘记了整体，讲整体时又忽视了矛盾。
当我们拯救出整体论的方法论之后，有些偏颇可能会随之出现，那就是将整体看成一个既定的存在，这很容易陷入静止的方法。所以，我觉得用社会有机体来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就比较容易克服以上问题。因为作为有机体，它必定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它应该首先是个整体，这个整体又是运动的，而运动的动力根源于内部矛盾。社会有机体作为方法论，它内含着整体论的方法、矛盾论的方法和过程论的方法。这应该成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7.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451.
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5.
[期刊责编：房宏琳]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感觉不错，请点赞 ↓↓
【理论探索】王立胜 刘岳 姚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关于学习习近平“5•17讲话”精神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