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依扎凭借北京人特有的耿直，与微博上对其恶言相向的网民“以暴制暴”，以“挂人”的方式对一些恶意网民“公开处刑”，引得其粉丝群起而攻之，让其感受“大家轮流不间断不重样骂你的滋味！”热依扎“以怨报怨”的选择也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转变为“孤胆英雄”。 热依扎在网络上发表“不畏网暴”的宣扬的同时，也在和网友“以眼还眼”的互怼互骂（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网络带来了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它的副产品——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在中国互联网诞生之初即已有之，常常成为网民进行道德审判的方式。“人肉搜索”技术最早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接。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2006年的“虐猫女“，”铜须门“，以及2007年的网络暴力第一案——姜岩案，都以一种群体性、匿名化、持续性的网络言论攻击，将网络的道德审判延伸至现实世界中的行动。网络暴力以一种言论的方式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作为一种言论，它常常享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但是，网络暴力一旦使这种言论向现实世界的行动延伸，就不得不受到法律的制约。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构建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法律屏障。2014年最高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对“人肉搜索”说不：“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到来，提供与出售个人隐私的行为将纳入刑法保护。网络实名制的国家认证实现对网络造谣与诽谤言论的法律追究。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网络言论不在那么“任性”。虚拟的网络暴力套上了现实法律的紧箍咒，似乎驯服了许多。即使如此，制约现实暴力的刑法并未延伸至虚拟世界中。 但是，现实社会与虚拟网络的不断融合却也催生出新的网络暴力。以道德审判为目的的网络暴力变为了“价值无涉”的谩骂与宣泄，行走在各大流量中心、偶像与公众人物之间。暴力的力度熄火，频率却也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明星粉丝以社交论坛为征地互相攻讦，一场场小规模“网络战争”背后牵涉的不再是现实社会的道德秩序，而是娱乐产业化运作下的明星名誉。 偶像艺人蔡徐坤面对网络暴力的“律师函警告”招来了更强烈的“恶搞”（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不过，明星在面对普通网友的谩骂的时候，多数选择沉默，而不会激烈反击。即便是要回应网友的质疑，也是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回应，或者是在个人社交网络上统一回应，而不太会针对某个具体的网友进行个别回应。即便是有人一时耐不住性子和网友针锋相对，事后在经纪人或者背后的公司的劝说下，都会马上全部删除，避免进一步发酵，造成不良影响。热依扎的不同之处在于，她选择了和网友正面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在高度产业化运作中，作为明星的热依扎也不同于传统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首先，她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隐私权。作为娱乐明星与公众人物，一定程度的热度是由隐私的自我牺牲来换取的。热依扎主动公开自己的抑郁症史和一些富有争议的生活照片，的确实现了“蹭热度”的效果。 这并非是不尊重自我的隐私，而是当代娱乐产业的运行规则。从法律上讲，肖像权的诞生不就是影视娱乐产业化初期所催生并予以保护的一种商业模式吗？随着商业影视、商标授权、形象代言、商业广告等商业模式的成熟，肖像权逐步从“天赋”的人格权转变为可剥离、交易的民事权利。 热依扎的一组机场照片也曾引发舆论对于“穿衣自由”的讨论，也让热依扎遭受到一些非议 但同时，明星流出的“机场照”往往并非“隐私”，而是明星团队专业打光跟拍并精修后放出增加曝光率的（图片来自网络，图中女星为林允） 网络的普及催生了娱乐产业的新商业模式，流量成为了衡量明星市场价值的标准。话题、热点、爆料都是明星维持流量的重要方式。高度产业化的结果必然是明星的所有个人生活，包括网络社交都应交由专业公司来运营。由此，隐私权也可不再是一种防御性的人格权，摇身一变为新的商业模式的法律保障——只能由我自己公布，而不能由他人公布生活信息。自己成为自己的“狗仔队”，使得明星的隐私权不再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