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君纵论全球经济演变新特点

编者按：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进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国际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辩论。此次危机是预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新特征?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确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现实意义。为此，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小君撰写的八篇系列研究报告，以飨读者。(中国经济时报连载)

之一：长期结构调整将是未来西方国家的新常态

2008年金融危机的坐标意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周期中，危机是始终存在的现象。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坐标意义。有的标志着“程度”的变化(阶段性调整)，有的则标志着“类别”的变化(方向性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以及此次金融危机，均属此类具有坐标意义的“重大危机”。

如果从“预示”新发展方向的全局意义看，此次金融危机的坐标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长周期波动看，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在本轮危机之前，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20—30年经济持续增长。随着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以“大稳定周期”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走向终结。未来30年，资本主义将从“大稳定周期”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从世界矩形经济结构看，资本主义世界进入调整期。根据英国葛霖“宏观经济矩形”理论，可以把世界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由此也产生了四种发展模式。第Ⅰ类是消费国——消费主导与金融膨胀模式，以英国、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最为典型。第Ⅱ类是工厂国——低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第Ⅲ类是资源供应国——初级产品生产模式，包括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第Ⅳ类是资本—货物出口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四个角色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不可能存在。全球市场联动性达70%—80%。可是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平衡，危机后，四种发展模式均在进行全面调整。

从发展阶段看，资本主义进入到了金融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高度融合阶段。此次危机爆发，资本主义意识到虚拟经济不能长期脱离于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努力实现生产中心和金融中心高度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复合优势。如果说，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实物生产国是被掠夺的对象而不是竞争对手，而在金融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高度融合阶段，实物生产国却成了主要竞争对手。

资本主义全方位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战略准备

历史规律表明，资本主义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对资本主义既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纠正，资本主义在变革和重组中将以一种新形式生存下来。此次危机后，资本主义再次面临新一轮重大变革，这将全方位地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

从“持久利益”出发，全面“提升自身实力”。危机后，美国维持霸权方式从着眼于“打击对手”到“提升自身实力”的战略调整。美国早在2010年5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美欧围绕不同主线，重塑全球财富规则。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现“旧常态”下的财富规则，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打破旧有规则，重塑全球贸易版图成了“新常态”。美欧主线略有差别。美式资本主义主要围绕“深层修复美国霸权”这条主线进行财富规则的重构，从开放的全球主义向整体的区域主义转变。欧式资本主义主要围绕“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这条主线，进行财富规则的重构，更加凸显自身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

重新寻找货币“锚产品”，重构货币信用体系。从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美元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链条曾出现过断裂。美元要再度复兴，必须找到具备石油这样品质的“锚产品”，使之重新成为美元捆绑计划。为了重构美元信用体系，美元稳定“锚”正从“石油—美元”向“碳—美元”切换。但欧洲比美国早20多年就进行了“碳—货币”的布局，目前，在碳交易结算中，欧元具有绝对优势。

产业政策着眼点，从需求方的政策转向供给方。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再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普遍共识，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重新洗牌。在此大背景下，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纷纷提出了自身的战略发展概念，典型的有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德国提出的“工业4.0”。

新能源革命将会成为西方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下，西方各国都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经济复苏的引擎。金融危机后，新能源革命发酵的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新能源革命导致的能源替代，将会导致整个经济系统发生全局性变革。

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基础性创新”将爆发式出现。历史规律表明，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共同点。“创造性破坏”使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扩张。

应对西方“新常态”的思考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升迁的机会。纵观历史，每逢重大危机，代表进步的力量如果把握住了机遇，必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面对危机后资本主义变化新特点，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未雨绸缪，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转变观念，直面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隐性变化，不仅表现在产业、能源、货币、金融和技术等“硬实力”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规则、标准、评级等话语权的“软实力”方面。只有及早准备，才能弱化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何为西方优势、何为中国优势，还要了解西方软肋以及中国自身短板。只有探求事物本质，才能确定国家长期战略。

中国经济“新常态”应该放在世界经济战略转型这一大背景下理解。目前，个别国内业界及学者，对中国经济下行持悲观论调，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具有片面性。理论界需要进行正面引导，深刻阐释其原因。一方面要明确指出，在危机后世界矩形经济结构失衡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运行轨道;另一方面要从创新周期理论来全面认识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一系列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要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经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为中国下轮长周期的繁荣寻找持久的动力。

对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国家立项长期跟踪研究。理论创新要从问题开始。比如新一轮工业革命，至少有几个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将如何影响上层建筑?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能指导经济实践吗?如何重新定义劳动生产率?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越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就越大，熵(负效应)就越高，当熵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的危机就要到来。目前中国在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在发展规划中，有没有考虑与未来的新能源网、物联网及信息网对接呢?如果不对接，将来要推倒重建吗?那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推倒重建，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障碍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将中国自身的利益及理念在世界体系中得到体现。长期以来，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缺乏公平性。危机后，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由以大国格局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向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存互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转型。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将自身的利益及理念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得到体现。

之二：西方“三位一体”话语权呈现新动向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财富和权力：一种是“硬财富和权力”，即空间疆域内的财富和权力;另一种是“软财富和权力”，即符号性存在的财富和权力。规则制定、标准控制以及评级话语权，正是这种符号性“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体现。规则意味着国家财富话语权，标准意味着一国产业话语权，评级意味着引导全球资金流向的话语权。

世界规则体系、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本质上是全球财富流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全球流动的系统，它制约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则—标准—评级”体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主宰的权力。“规则—标准—评级”非中立性，决定了大国必争的领域。危机之后，新一轮全球“规则—标准—评级”三位一体话语权正在快步形成之中。较之以往，新的话语体系将更加严格，更具有针对性，其非中立性也更加隐蔽。

世界贸易规则：从开放的全球主义向整体的区域主义转变

WTO规则是一种开放的全球主义，在现有规则下，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基于政治战略考虑，转向了区域贸易安排。

奥巴马时代，美国凭借自身优势寻求“多哈回合”之外的主导平台，积极推进全球21世纪“T三角”(即TPP、TTIP和TISA)。企图以整体的区域主义架空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重新掌握全球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大选改变了TPP的命运，唐纳德·特朗普当选，退出TPP。他认为，TPP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退出TPP将制造真空地带，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是，特朗普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打贸易战。“最好”的是，美国部分退缩全球治理角色(如退出《巴黎协定》)，给中国积极主动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么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会走向何方?整体的区域主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三个对全球化有影响力的超大型区域集团联盟平台正在形成。

一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由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国共同推进与缔结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RCEP规则有利于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这些自贸协议纵横交错，协调成本高，这也是很多加入RCEP的经济体，同时也参与其他自贸区谈判的重要原因。由于美国缺席，再加上协调成本高，RCEP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尚待观察。

二是中美共同参与的亚太自贸区(FTAAP)。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从地域看，FTAAP包括TPP全体成员国和RCEP12个成员国;从条款上看，FTAAP比TPP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从价值链看，FTAAP充分体现了“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全球完整供应链，中美利益能得到充分体现。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 r i等研究人员的分析，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FTAAP非常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和BITT，意味着FTAAP将成为后“TPP时期”全球化的最佳平台。

三是中国与多个国家双多边机制，即“一带一路”。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范围的全球化进程逆转的风险。逆全球化，意味着再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平台，也是欧亚大市场形成的纽带。“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断层国家”，是西方秩序最难有效落实的地方。“一带一路”既能弥补“断层国家”秩序重建的短板，又能突破西方“排他性”贸易新规则对中国的排挤。它不仅要解决单一国家的发展问题，实现中国百年复兴之梦，更要解决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实现人类文明的复兴之梦。

标准制定：通过“第五生产要素”成为“头脑型国家”

当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后，新的国际标准便应运而生，直接影响国家产业的竞争力。

如果说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是物质生产所必需的四大生产要素，那么“标准”则是构成经济领域生产合理化的“第五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数据显示，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中国标准化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7%、25%、23%、12%、7.88%。纵观200多年工业化历史，每一轮工业革命浪潮，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标准化的推出与更新。可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这个世界未来的工业标准之争。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标准化实际上就是政治统治的隐蔽系统。更为关键的是，标准化会产生路径依赖，所有后来者都必须在这个已有的秩序中行动，这也是德国在工业4.0革命中，为什么把标准化排在所有8项计划的第一位。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酝酿新的标准化，将构成“世界新强权”，成为“转动世界的杠杆”，开创资本主义世界制造业的新纪元。目前，美、英、德、日等国都出台了国家标准化战略，争夺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和领导权。

从战略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目标定位在“争夺—控制”国际标准的战略制高点：欧美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就考虑标准化的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将技术研发与标准化活动，视为实现“标准全球唯一性”的车之两轮。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创新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进一步促进技术研发与标准紧密结合。公共领域及未来产业是发达国家标准化争夺的重点领域。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健康、安全、环境领域的技术优势，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利用标准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新的标准还充分体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属性。关键共性技术标准是争夺的切入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其关键是要解决兼容性问题，谁能解决智能制造中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重组、分工、关联和协作的“接口”问题，就能形成以谁为中心的国际标准。因此，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信息技术、新材料、战略产品、重大工程接口和通用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标准的研制。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要实现“国际标准本地化”向“国家标准国际化”的转变，在两类产业上争夺标准制定权。第一类是中国优势产业，与国际强国水平比较接近的产业，如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航天装备、船舶，中国要成为标准制定的主导者和产业引领者。第二类是战略必争领域，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目前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也必须保证自主可控。

国际评级体系：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转变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通过跨国运动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和汇率利率。在全球化时代，信用评级对全球资本流向起着引导作用。美国政治观察家洛甘·潘扎直接将评级定义为“政治武器，有着政治利益驱动”。穆迪也认为，信用是现代商业系统中关乎生死存亡的氧气。它对一国致富的作用比全世界所有宝藏的作用还要大1000倍。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信用评级引导国际资本的跨国运动，实现对全球资源和财富的控制。

现有的世界信用评级体系是一个失衡而又非公正的话语体系：一是评级市场高度垄断。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看，世界信用评级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据统计，美国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全球96%的信用评级市场。他们凭借在“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s)内的垄断地位，确立了“评级霸权”。寡头垄断的直接结果是市场竞争性的削弱，导致评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评级失误。二是维护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益。目前的国际信用评级本质是，债务国运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设立有利于债务人的评级标准，并给予自身高信用等级，以掠夺债权人利益。新兴债权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经济增长远远超过债务国，但信用级别却很低。2017年5月24日，穆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在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36.7%)大大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水平的大背景下得出的。不公平的评级，直接结果是，引导全球信用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15个国家全球债务总量达到60.6万亿美元，全球信用资本的81%以上流入了西方发达经济体。

信用评级拥有摧毁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巨大能量。弗里德曼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频繁地下调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造成市场恐慌，将欧债危机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

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危机后，世界信用评级体系将会从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演变。其一，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崛起，推动着国际信用评级从维护债务国最大利益向非主权性质转变。为了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2013年，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中国的大公国际以及美国的伊根-琼斯评级公司，联合组建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目前，已有几十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要参与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其二，世界各国已把建立本土评级机构上升到国家战略。欧盟委员会已考虑设立欧盟自己的评级机构的方案，到2020年欧盟的法律法规将停止引用外部的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日本政府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俄罗斯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印度大力限制外资评级公司的发展。目前，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增至200多家。

在新的世界信用评级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要做大做强本土信用评级，努力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在外资几乎控制了中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中，中国能否把我国评级机构的“国内评级”发展成“国际评级”，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采取合适的过渡期模式——在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包容性双评级体系”。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在保持现存国际评级体系运行状态下，构建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因此，“包容性双评级体系”，即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与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并存、包容、互补、制衡，这应该是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过渡期模式安排。二是寻找最佳的切入点——主权信用评级是中国评级机构迈向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不同类型的信用评级，方法、模型、参考数据等要求有所差别。相对而言，主权信用评级所需要的数据通常是公开的，比较容易获得。目前，三大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主要参考世行治理指数、国际清廉指数、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全球经济竞争力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数的设定及测度又深受政治立场与观点的影响，世界的多元化意味着这种主权信用评级很难获得一致认可。

之三：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管控世界新方式

“低碳经济”表面是气候问题，背后实际上关系着各个国家未来的核心利益。当前，低碳经济之所以从一个技术创新和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范畴,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它必将反映在货币结算、全球投资、贸易标准和技术竞争中。

气候协议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规则

近代世界文明发展史形成了两个规则——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气候协议是正在形成的第三个世界规则。

一是《联合国宪章》——制定国家间“领土瓜分完毕”的规则。1945年6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是在战胜国完成对战败国清算的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带有大国主导的色彩。它的出台，意味着发达国家实施的“领土竞争战略”的结束。

二是《关贸总协定》——制定国家间“有形财富”竞争的规则。1947年出台的《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WTO)，意味着发达国家从“领土竞争战略”向“财富竞争战略”的转变。所谓“财富竞争战略”是指经济实力更加立体的战略，即只有拥有坚实的产业，再加上繁荣的贸易，才能够使国家发展。

三是《国际气候变化公约》——制定国家间“无形财富”竞争规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由所有联合国成员参与的世界规则。如果说WTO制定了世界有形商品的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京都议定书》则制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产品贸易体系。

如果说《联合国宪章》是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终结，《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宣言，那么《国际气候变化公约》则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法律文件。

欧美围绕“低碳经济”进行着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围绕“低碳经济”展开了国与国间的“政治经济”较量。

(一)欧洲引领气候谈判：为了夺回世界控制权

随着欧盟的成立，欧洲不再满足于长期受控于美国的局面，要把世界控制权夺回来。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正是最佳的切入点。欧洲为此进行了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第一步，建立全球“认识共同体”，在道义上获得全球人支持。在国际层面上，“认识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些组织通过“有价值的分析工作和科学研究结果的交流”影响政治领导层的偏好。促使政治领导层放弃“化石能源消费率与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理念，从而改变原有的过分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经济的偏好。

第二步，通过改写国际法来凸显欧洲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过去30多年，欧洲尽管在信息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却相形见绌。其原因在于中国、美国、印度、巴西等能源消耗大国依然在使用传统化石能源。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政治”也是为了通过设定全球法律规则来发挥其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因为如果各国要实现实质性的“减排”，无疑要向欧盟国家购买新能源技术。一个巧妙的新能源技术输出机制正是产生于基于项目交易的两个机制，即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第三步，将欧元与碳交易计价绑定，使欧元变成关键货币。货币与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往往标志一国货币崛起并成为关键货币。欧盟之所以从《京都议定书》以来一直比美国更热衷于气候协议，是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欧元成为关键货币的机遇。据专家测算，碳排放权有可能与石油成为最为重要的商品，如果碳排放交易以欧元计价，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何况目前全球碳交易的85%己经以欧元计价。

第四步，改变世界经济增长基因：从传统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切换。过去200年，世界经济增长基因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欧洲发现这种增长模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消耗了大量的传统化石能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增长。未来欧洲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基因变成清洁能源，在这种低碳增长模式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排放的产品就有可能出口不出去了，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是低碳产品，它可以出口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二)美国重返《京都议定书》：为了重构美元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社会建立了“美元—石油”计价体系，美国又一次掌控了全球的经济命脉。本次金融危机，美元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链条出现了断裂，美国需要创造新的制控权，来衔接美元链。那么，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担当起衔接美元的链条?美元要再度复兴，必须找到具备石油这样品质的“锚产品”，使之重新成为美元捆绑计划。这个“锚产品”必须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需求上的普遍性，即像石油那样，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它。二是价格上要像石油那样与美元成负相关关系。“碳排放”就具备这两个特点：其一，全球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避免产生碳排放问题，而且“碳排放”需求比石油更普遍，比石油更致命的是，碳排放权不存在勘探开采的可能，而只能通过政治家们的一锤定音。其二，一旦美国建立了庞大的碳交易金融市场，便足以取代欧洲碳交易市场。碳交易一旦以美元计价，那么，碳交易指数与美元也必然呈负相关关系。在低碳经济发展阶段，超出碳排放定额的部分需要到国际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在哪购买?答案自然是美国，而且必须用美元。于是，建立全球“碳本位”或许成为美国控制世界的再次货币创造。

中国应对战略：促成国际社会建立四个公平减排机制

为防止气候治理演变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利益输出的渠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要善于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包装在国际利益之下，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输出气候治理秩序。要努力促成气候大会建立四个公平减排机制。

机制一：提出“碳排放峰值与工业化进程相关联”综合考核机制。目前中国尽管采用“碳强度指标”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标准，但发达国家不可能容忍中国长期采用这样的“软约束”考核指标，最终会要求中国采取“总量指标”这样的“硬约束”标准。那么，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建议中国推动“碳排放峰值与工业化进程相关联”综合考核机制，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考核机制下，中国可以提出两个阶段考核指标方案：第一阶段(2030年碳排放峰值到来前)：坚持以碳强度指标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第二阶段(2030年碳排放峰值开始下降后)：可以接受总量约束指标，但要坚持考虑“人均累计排放”因素。

机制二：推出“消费端、生产端”两端减排机制。目前国际社会减排模式是：“谁制造谁承担减排责任”，这是很不公平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人均在消费领域的能耗为发展中国家的10倍。发达国家的高碳排放与消费方式有密切关系，30%的碳排放量是企业排放的，70%的碳排放量是居民排放的，属奢侈型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工业化过程，7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3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属生存型排放。两端减排考核机制，不仅有利于倡导国际社会更加节能的生活方式，也有利于中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机制三：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完善国际碳交易体系。目前国际上碳交易市场有四种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市场，联合履行机制(JI)是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的交易市场，国际排放贸易(I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市场，欧盟排放交易(ETS)是欧盟内部的交易市场。这四个市场交易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境外减排”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灵活履行减排机制。但目前国际碳交易体系明显缺失一个市场，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这对于未来(比如2030年后)接受“总量指标”考核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目前，在国际碳交易中，中国是供方，未来不排除是需方，当中国一旦从供给方变成需求方时，就会需要更多的碳信用额度。届时，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来输出自身的“压力与成本”。

机制四：构建“碳—人民币”交易体系，提高全球碳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能力。国际碳交易中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具有可行性：一是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出口方);二是中国是国际碳交易市场出售年减排额份额最大的国家。根据Gr assman法则，商品出口国和最大的卖方有选择货币结算的主导权。那就是说，中国在出售碳排放额度时，应该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之四：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及实现路径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后危机时代，推动科技领域革命性突破，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这场世界级的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需要全面正确认识，才能避免中国的发展偏离世界运行轨迹。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

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学界有不同解读。有的从低碳经济视角，认为谁能牢牢把握能源变革这个根本，谁就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有的则从信息技术与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融合角度，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变革和发展制造业，把新能源只看成是其中的一个领域。

历次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与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聚合。一个完整的“工业革命”，在范围上应该包括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而技术革命贯穿于始终。在过程上工业革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往往发端于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制造业革命(技术在产业部门运用与扩散)→能源革命(生产获得新的动力)。在时间上，一次完整的工业革命包括两个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约100年左右)。

新一轮工业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工业革命从1.0到2.0再到3.0，复杂性不断地上升，成本越来越高，成本越高，生产过程也就越难控制。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造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工业化的矛盾要求人类用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来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矛盾。因此，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中指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收益—成本”之间的矛盾。如何把复杂变成简单?工业化和传统产业做不到，而互联网则能够非常容易地控制复杂性，越复杂成本越低。因此，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从传统产业到互联网经济的转变，其本质就是从复杂性越大成本越高，向着复杂性越大成本越低的转变。这便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也是历次制造业革命的普遍规律。

新一轮工业革命不同的实现路径

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的优势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工业革命道路。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2.0(AMP2.0);德国提出工业4.0，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实现路径。

美国路径——“互联网+传统制造”，侧重于从软件出发打通硬件。技术创新能力强是美国的优势，其改进方向是以互联网激活传统制造，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占据制造业上游。

主要特点是：在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企业关系上，强调互联网企业主动与传统制造企业合作。如Facebook以研发为先导，进军终端领域;亚马逊做云服务供应商，为传统制造企业提供一揽子互联网解决方案。

强调商业模式创新。美国更强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管理理念的创新，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的新形态，颠覆性创新多、不可规划，可形象比喻为化学反应。

普惠开放。美国版通用性强，云和大数据公有，硅谷有大数据服务公司，降低了传统企业接入互联网的门槛，投入成本较低，不受企业规模的影响，中小微企业也能成为客户。

在机器与人的关系上，究竟是人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人?美国认为机器替代人是解决高人力成本的重要手段，较少考虑机器对就业的影响。

德国路径——“传统制造+互联网”，侧重于从硬件打通到软件。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中间环节，其改进方向是，用“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 ems，简称CPS)”使生产设备获得智能，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以控制工业的复杂性，降低成本。

其特点是：在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企业关系上，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德国很关注生产过程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刻改变，并建立完善的工业生态圈。如西门子“数字工厂”通过端到端的数字化，实现了“机器控制机器的生产”，生产设备和电脑可以自主处理75%的工序，工厂产品合格率达到了99.9985%。

进入门槛高。由于突出技术优势，而核心技术又往往掌握在大企业手中，创新周期长，需要持续投资，成本高。能够实现的，往往只有那些具有雄厚传统工业制造背景的大型企业。

封闭体系。由于突出核心企业主导作用，工厂内的制造场景在方案中居于中心位置，云和大数据是少数企业内部沟通的私有产物，最大用户是企业自己，如GE炫工厂2015年落地在自家的Pune。因此，德国制造出现了很多“信息孤岛”。

在人与机器关系上，强调人机充分融合。德国与美国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始终把人放在制造业升级的核心位置，2016年底德国发布《劳动4.0白皮书》，德国政府在此框架下充分考虑工业4.0对就业的影响。

中国战略：扬长补短，“软硬兼施”

历次工业革命都为后进国家赶超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乔·瑞恩、西摩·梅尔曼明确指出，制造业缺乏的国家很容易被制造业强势的国家控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如何成为领跑者?现阶段，中国强在互联网支撑服务业，短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何扬长补短?中国应采取“软硬兼施”的“混合版”模式，即通过CPS，实现信息的软与物理的硬之间融合。一方面，向美国学习，努力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型，关注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制造业领域的运用;另一方面，中国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广阔市场，在制造业中间环节，中国选择德国的标准更适合。从国家战略上，现阶段中国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五个关键问题。

(一)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在这场革命中，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都注重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从而实现整个工业发展的质的飞跃。并不拘泥于工业产值数据这个层面上“量的变化”，而更加关注工业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中国制造2025》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工业制造水平和技术上，通过“互联网+”这种工具的应用，实现结构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加。这种区别就好比中国是在工业现阶段水平和思维模式上寻求阶段内的改进和发展，美国和德国则是寻求从工业3.0阶段跨越到工业4.0阶段，实现“质的变化”。

(二)加强对革命性技术的研发。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不约而同都把CPS作为革命性技术。如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把CPS系统作为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优先发展方向。德国把CPS列为工业4.0的核心技术，欧盟的第七框架计划在2008年—2017年投入27亿欧元开展嵌入式计算与CPS系统相关技术的研发。我国于2012年启动了《面向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平台》主题项目，列入国家863计划。这种CPS系统小如心脏起搏器、大如国家电网，其意义在于实现了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整合与统一，将让整个世界互联起来。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CPS将会改变人与物理世界的互动关系。

(三)建立统一数据中心，对公共数据实行开放。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和相应的数据处理技术，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在科学数据方面，欧美国家建立了汇交、共享的开放平台和机制，同时还有科学数据的共享法律。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大大降低运营成本。但目前，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太封闭，从源头上有碍于创新。我们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开放公共数据。现阶段，可以采取“阶段性逐步开放”策略，根据数据需求度、涉密度等多个因素，将数据划分为立即开放、短期内开放、计划开放、暂时无法开放四个类别。

(四)用标准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这个世界未来的工业标准之争。中国要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及时制定量化深度融合标准化路线图。着力实现标准的国际化，使得中国制定的标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采用，以夺取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时，要突出标准的高技术性、协调性、动态性、开放性。

(五)建立“基础研究→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基础研究产业化率很低，仅是发达国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这是中国在创新方面的短板。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和美国《拜杜法案》的做法。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公益性、非盈利的科研机构。主要为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有偿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该协会年平均可为3千多家企业完成1万多项科研开发项目。1980年美国的《拜杜法案》专利制度，作为一种“为天才添加利益之火与油”的制度，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授予发明者一定的垄断权换取技术的公开，从而促使创新。目前，美国通过“制造创新网络计划”，要建立15个全国性的制造业领域的产学研联合网络。中国也应该组建一个由高校、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研发合作的平台，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工作，促进创新技术更“接地气”地与传统产业相结合。

之五：认清发达国家能源革命的战略意图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能源变革。伴随新一轮工业革命，必然是能源革命。哪个国家能抓住新一轮能源革命与工业革命机遇，就能顺势崛起。

大国崛起规律：低廉能源优势是造就复合优势的基础

掌握能源就等于掌握了工业革命的命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在《能源帝国》中指出：500多年来，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拥有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低廉的能源优势直接转化成了经济、货币、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

(一)低廉泥炭优势与荷兰的工业、军事与商业资本复合优势。煤的前身是泥炭。16世纪，荷兰的强大与荷兰拥有丰富而低廉的泥炭资源是分不开的。泥炭资源推动了荷兰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1560-1680年，荷兰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利用了自己的廉价能源优势，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荷兰把泥炭优势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撑不断提高的战争费用，并由此建立世界性的商业网络。17世纪，荷兰殖民据点遍布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开启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低廉的煤炭优势与英国产业、军事和货币复合优势。17-18世纪，荷兰和英国都面临能源转型的任务。荷兰因缺乏煤炭资源以及对泥炭的路径依赖，转型失败。而英国抓住机遇顺利地实现了从木材向煤炭转型。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从1780年到1880年，英国利用煤炭优势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基于煤炭优势的强大经济，英国建立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皇家海军。在19世纪,英国发展出了自己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在全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殖民体系。也正是对能源的控制力，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英镑代替了荷兰盾，成为世界关键货币。

(三)低廉的石油优势与美国称霸世界的综合优势。在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转型中，美国登上了称霸世界的舞台。英国因缺乏石油资源能源转型失败。美国成为这次能源转型的赢家，走了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世纪末，美国的煤炭生产和国际贸易超过英国。1910年，美国煤炭产量几乎等于英德两国产量之和。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和金本位制的解体事实上也是在这段时间。第二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美国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掌握世界原油产量的2/3。美国迅速利用了石油的潜在优势,建立了能源密集的军事和工业复合体。石油成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和美元成为关键货币的重要助推器。第三步，建立“石油—美元”计价体系。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不可动摇协议”，将美元确立为石油唯一计价货币，意味着美国能够有效地部分控制世界原油市场。

发达国家基于自身能源特点提出不同能源转型战略

奥巴马说“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为了控制自己的未来，欧美提出了各自的能源战略。

(一)欧洲能源革命的本质：意在推动能源真正转型。在这场能源革命中，真正希望并能够引领全球“去碳化”和能源转型的是欧洲。欧洲推动能源转型是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一是基于自身能源结构特点——化石能源短缺，新能源占比全球最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欧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53%，其中1/3的石油产品来自俄罗斯。但同时，近20年来，欧盟由于拥有清洁能源核心技术，新能源产业发展非常迅速。2001-2014年，欧盟新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上升了63%，平均增长率为69%。二是通过能源转型使技术产业重新回到世界领先地位。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基因是传统的化石能源，在这种能源结构下，中国和美国这样碳排放大国，产业具有显著优势。如果将世界经济增长基因切换到清洁能源，依赖传统化石能源的产业必然失去竞争力，欧洲的“核心环境产业”将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因此，欧盟视全球绿色技术市场为巨大机遇。

为了推动能源转型，欧洲在新能源发展上，非常注重低成本与兼容性。一是通过分布式能源全面降低供能成本。通过分布式供能方式，欧洲不仅把小型、分散的可再生能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把可再生能源与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目前，分布式能源系统在北欧国家的发电量份额超过30%-50%。二是能源网络设计的兼容性。为了解决新能源系统的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欧盟能源网络设计，不仅实现邻国之间能源网络对接，而且实现整个欧洲能源网络对接。更为重要的是，还努力实现欧盟与北非、中东等国家的能源兼容。

(二)美国能源革命的本质：寻求能源独立。美国在能源发展上，长期面临三大挑战：安全、经济活跃和气候变化。能源独立能很好地解决这三大挑战。一是能够降低中东和俄罗斯对美国博弈的筹码。不仅能实现对亚太地区的布局，而且在战略上让西欧国家能与美国保持一致。二是将改变贸易长期逆差格局。多年来，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若美国能成为油气出口国家，将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改善美国的财务状况，进而影响全球贸易格局。三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更加主动。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直比较被动，随着清洁高效的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煤炭、石油被大规模替代，会给美国减少排放、增加减排话语权提供有力支撑。

因此，在战略上，美国的能源革命并不完全跟随欧洲的“新能源革命”走，而是根据自身能源结构特点，实行能源“多元化”战略。一方面，大力推动对传统化石能源“页岩气”的开发。美国由于在页岩气开采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减少了原油净进口，大幅提高了美国能源自给率。《BP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美国将在2021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到2035年，其能源总供应的9%将用于出口。另一方面，加大“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向北欧学习，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网络。二是利用信息化优势，大力发展“互动电网”。三是建设超导电网，营建能源高速公路。

中国能源革命：从能源安全到能源转型应采取“渐进式”战略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究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现阶段，中国不可能像欧洲那样，真正实现从传统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通过页岩气的开发，实现能源独立。中国能源转型，应采取“渐进式”战略。第一阶段：2015-2030年，实施“能源安全”战略。在2030年中国碳排放峰值到来之前，可再生能源还难以从补充能源变为规模替代化石能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能源生产的重点仍然是传统能源和化石能源。第二阶段：2030-2050年推动“能源转型”战略。中国只有在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以清洁能源为主、化石能源为辅”的根本性转型。

应该说，中国能源革命，既要符合自身的逻辑又要符合世界的逻辑。现阶段，能源领域需要进行以下两场革命。

一是基于我国能源特点的传统能源革命——煤炭革命。目前，有专家提出中国要“去煤化”，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可以说，以煤炭为主体的基本国情，“革煤炭的命”不仅会要中国经济的命，还会要世界经济的命。实际上，煤炭一直是世界能源的主体。据《BP世界能源统计》提供的数据，世界已探明的储量可供开采年限，石油只有42年，天然气只有60年，煤炭只有122年。在过去10年里，世界2/3的电力增长来自于煤炭。而且在很多发达国家，煤炭正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资源。七国集团尽管有高效且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可用，但是仍然在大量使用煤炭。因此，现阶段，中国不是要“革煤炭的命”而是“煤炭要革命”。煤本身不是污染物，只是不清洁地使用。目前，国有企业神华集团和民营企业神雾集团，在煤炭清洁使用上已发明了全球颠覆性技术，如果能在全国推广，燃煤发电可达到“近零排放”。

二是基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革命——新能源革命。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新能源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设计，从新能源对内利用体系、对外利用体系、运转体系、效率体系四方面，加快构建“四张网”。第一张网，新能源对内利用体系：以“分布式能源网络”对国内能源“用尽用足”。大力发展分布式电网，关键是要突破体制障碍。目前，我国分布式天然气发电项目介入电网太困难，使得分布式能源发展举步维艰。建议采取特许经营权方式来解决这一体制难题，有了特许经营权，分布式能源项目就可以卖热、卖电，从而推动分布式天然气能源发展。第二张网，新能源对外利用体系：以“洲际兼容网络”对全球能源“充分利用”。要实现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网络对接。“一带一路”国家主要使用管道运送石油。我国应加速建设与这些国家的跨国管网、中央干线管道、联络支线管网和液化天然气管道，形成互联互通的多层次输配网络。第三张网，新能源运转体系：以“智能能源网络”实现能源“互联互通”。针对清洁能源随机性和间歇性的特点，必须构建以电为中心、具有全球配置能力的能源平台。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北美、欧洲、俄罗斯-波罗的海三个特大型互联电网。中国要大力推进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互联网到“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国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的成功实践，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四张网，新能源效率体系：以“超导电网”修建能源“高速公路”。修建超导电网“高速公路”是解决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容量、低损耗输电的最佳途径，尤其适用于我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据专家测算，从内蒙古到上海通过传统输电方式输电至少需要500千伏的电压，如果通过超导电缆则仅需要220伏的电压。

之六：深刻认识发达国家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开放有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特点。一方面，对本国市场的开放，往往利用法律传统、市场力量，通过技术性的要求、程序化的规定等，实行一系列可解释性的限制措施，从而形成了“大门开放，小门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经济体市场开放，要求采取“负面清单”方式，迫使其更大程度地开放。了解西方国家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找寻规律、把握脉络，对于我国实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在开放中设置了有效的政府保护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以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著称，但出于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他们在提高名义开放度的大背景之下，设置了种种限制，形成了“形式上总体开放，实际上有所限制”的事实格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外资实行安全审查制度，建立国家安全壁垒。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进行了全面的限制。2007年，美国出台了更加严格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FINSA)和《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规制：最终规则》(作为FINSA的实施细则)。韩国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把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股权和资产转让、投资用地、政府服务等内容排除在外。法国《统一的法兰西货币和金融法典》规定外资要收购“敏感部门”的股权要事先得到批准。这些国家安全壁垒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是安全审查过程复杂而耗时，通过复杂的审查程序迫使不堪重负的外国投资者主动撤出并购。二是涵盖领域宽泛。美国“国家安全”可涵盖一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系统与资产”。在中美谈判中，美方在“负面清单”中列举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但对此均不作定义。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在美投资的不确定性。如2009年华为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公司(3COM)、西北有色收购美国金矿公司优金、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及其美方合作者罗尔斯公司在俄勒冈州的风场发电项目，均被美国认为对其国防安全构成威胁，最终使这些并购走向失败。

(二)“负面清单”所涉及原则与领域宽泛。西方国家在产业开放方面兼顾本国和缔约国产业特征，设置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负面清单”。一是对高度敏感行业、重点领域设置限制。多数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投资金融、电信、国防等重点领域、关键行业都存在一定的限制，规定必须由本国公民、企业或组织控制。在韩国与新加坡、美国等国签署的FTA中，用“例外条款、保留措施和不符措施”，对一些敏感、重要或者竞争力较弱的领域进行保护。二是针对投资国绝对优势产业设置壁垒。在韩美FTA当中，韩国针对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明确规定“除非特别指明，否则第11章(投资)和第12章(跨境服务贸易)当中的条款不适用于金融领域”。三是措辞灵活，保留最大自主处置权。西方国家“负面清单”大量使用一些模糊和宽泛的表述，如在韩美FTA的附件二中，大量使用了“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以及“有权采取，但不局限于以下措施”这样的表述，力争将尽可能多的不符措施涵盖其中。美国“负面清单”中大多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措施的权利”来表述，最大程度地扩展了缔约国不符措施的范围。

(三)在管理和股东层面上采取限制措施。这在美国、加拿大和韩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是在管理层面上，控制外企高管比例。韩国对外企的高管构成，要求主要负责人必须为韩国国籍。美国要求国家银行的所有董事必须为美国居民，虽然货币监理署的国籍要求可以放宽，但是比例不超过50%。这样，美国全国性的银行业务只能由美国自己的国民银行从事。在直接保险方面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路易斯安娜州要求100%、华盛顿州要求75%，俄克拉荷马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要求2/3。二是在股东层面上，对外企股权实行“广泛持有制度”。《加拿大银行法》规定，外国银行母行必须在10年内在本地股票市场上出让其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使原来由外国母公司全部或大部分控股的外国银行子公司最终成为“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持有子公司任何类型股票数额10%以上的广泛持有银行”。10年后的外国银行子公司将成为挂外国银行招牌，实际是本地人持有的“本地外国银行”，而非“外国”银行了。

(四)对外资准入设置“对等权原则”作为前置条件。对等权是指甲国企业要想进入乙国，那么甲国也必须保证乙国企业在甲国拥有同等的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条件。美国通过设置外资准入前置条件加以限制，如依据美国《公共土地法》与《采矿许可法》，外国投资者可以在美国的公共土地上面铺设煤气和石油管道、开采矿藏并修筑铁路，但以投资者本国政府向美国投资者提供对等权利为前提。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开放都有对等权的规定。法国规定，如果非欧盟成员国要求在法国设立金融服务机构，其母国必须给法国金融服务商同样的待遇。

中国在开放的同时也要设置“第二道安全锁”

基于西方对外开放安全机制的设置，中国也可以用国际惯例，建立内部安全审查制度，既不损害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又有效贯彻维护国家安全，为经济安全设置“第二道安全锁”。

(一)特设“外国投资委员会”，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国投资委员会”作为外资安全审查的执行机构，拥有对外资并购的调查权和否决权。这是个跨部门机构，可以由国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等组成。国家领导人担任该机构首长并拥有“一票否决权”。安全审查考虑的因素包括两大类：一是行业因素，若被并购企业与国防或关键基础设施相关，则可能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存在潜在威胁;二是主体因素，若并购主体代表外国政府利益，则可能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存在潜在威胁。该机构不是为了否决多少并购交易，而是要有效帮助并购交易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二)“负面清单”的设置要基于国家安全目的，不要显露产业保护意图。2015年，中美各自完成“负面清单”出价。目前，中国“负面清单”达1000多项，而国际上一般是50—80多项。为什么差异那么大?这是因为在“负面清单”研究上，中国还缺少经验，必须全面提高技巧。一是不要依据行业分类标准罗列“负面清单”。美国“负面清单”不涉及任何一个制造业。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中由于依据国内行业标准分类罗列限制行业，不符措施内容繁杂，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很大，产业保护意图一目了然。这使涉及所有行业的水平型限制措施无法体现在“负面清单”中。二是尽量采用较宽泛的表述，给自己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对金融领域的开放要多使用“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措施的权利”“保留自行决定权”“在个案基础上”“在符合正常条款与条件的前提下”等较为灵活的措辞，给予我国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多设置“例外条款”，减少“特别管理措施条款”。将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行业从“负面清单”上清除，减少“特别管理措施条款”。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直接可以通过行业法律法规对国内外企业统一进行监管。通过设置“例外条款”，如国家核心安全例外条款、政府采购例外条款、金融服务例外条款、税收例外条款等，来保障国家安全。

(三)对敏感和重要产业进行保护。目前，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些产业发展滞后，企业竞争力弱，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不高，这些行业应慎重开放。建议对以下五个敏感和重要产业采取保护措施：一是自然资源及土地的使用;二是能源;三是海洋及航空运输;四是广播及通讯;五是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如对“金融服务”可制定一套综合性的原则和方法，对管理金融服务的政府措施进行约束。

(四)利用“对等权”原则，与发达国家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是通过对等原则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创造条件。可借鉴德国的做法，外国保险公司如要求在德国境内设立公司，德国联邦保监局会提出对等原则，即要求对方国家也同意德国的保险公司在其境内设立公司。坚持对等原则不仅能够为这些金融机构未来跨国经营预先开辟道路，而且能够起到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不付出代价大规模涌入的作用，扶持中资企业“走出去”。二是实行股权互换或交叉持股。比如，我国国有银行上市时，高盛集团持有中国工商银行4.9%的H股，苏格兰皇家银行持有中国银行8.25%的H股，美国银行公司持有建行19.13%的H股，按照“交叉持股”做法，外资银行持有中国多少股份，中国金融机构也应该持有对方同等的股权。这样双方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捷径。

(五)对重要行业进行股权及管理层的限制。一是对金融及通讯等重要行业，要求外资在中国注册子公司，并实行“广泛持有制”。由于子公司在境内是独立法人，有完整的公司制度，撤资较为困难。在“广泛持有制”的约束下，外国银行子公司的90%股权由中国人持有，就算外国银行撤去那10%的资本，也难以对本地金融造成很大的冲击。二是对外企高管设置中国公民参与的比重。学习美国的做法，要求外资机构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必须有一定比例为中国公民，不仅可以学习其管理经验，还可掌握其核心技术。

之七：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演变呈现新特征

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与演变，历来是西方国家输出其政策主张的一种方式，也是金融强国博弈的重地。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迎来了新一轮博弈与演变。如何在“防范国内金融风险与保持国际竞争力”之间平衡，不仅是西方国家推动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动力，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战略问题。只有准确把握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演变的新特点，才能制定出适合中国利益的金融监管体系。

历次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演变的本质

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推动过三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其本质是：世界主要金融强国通过“上传国内规则，推动国内和国际并行改革”，以达到既能最小化其监管改革的成本，又避免使其陷入不利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

第一轮：20世纪80年代，美英与日德博弈，美英联手推出“巴塞尔协议Ⅰ”。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受到了日德两国的挑战。拉美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加大了对银行资本金监管。但过严的监管会导致本国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削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里根政府决定利用美国的政治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统一的银行业监管标准。美国与英国结盟，迫使日德妥协，加入“巴塞尔协议Ⅰ”(下称巴Ⅰ)。巴Ⅰ实施后，美国银行业逐步走出低迷，实现了对日德同业的赶超。

第二轮：20世纪90年代，美英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博弈，美英联手推出“巴塞尔协议Ⅱ+金融自由化理念”。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上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美国再次面临既要给金融创新这匹“烈马”套上缰绳，又不能令本国金融机构失去活力的难题。基于同样的逻辑，美国再次主导第二轮国际监管规则变革，与英国联手，耗时8年，推出“巴塞尔协议Ⅱ”(下称巴Ⅱ)。不同于巴Ⅰ简单易行，巴Ⅱ所推崇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充足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以及用于衡量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的内部评级法，是美国大银行广泛使用的风控手段。巴Ⅱ的推行，一方面削弱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美英企图通过提高风险权重等方式，剑指德国庞大的抵押债券市场以及德国的中小企业。通过加大已获外部信用评级的资产对资本充足率的抵扣作用，打压持有大量未评级资产的欧洲国家。为了与之抗衡，欧盟于2002年倡导实施《金融集团指引》，拟对美国投行在欧分支机构实施欧盟监管规则，最终因美国的周旋而告失败。与此同时，以澳荷为代表推出“双峰监管”理念，但因其政治影响力有限，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主流。另一方面，全面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本。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风险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实施巴Ⅱ不得不倚仗标普、穆迪、麦肯锡等国际咨询公司，发展中国家为此支付了数额庞大的咨询费用，而这些公司几乎无成本地获得大量数据和信息，成为美国窥视发展中国家金融运行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

第三轮：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与法德博弈，美英联手推行“巴塞尔协议Ⅲ”(下称巴Ⅲ)。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试图效仿前两轮变革，推行巴Ⅲ，然而，在法德等国的抵触下，巴Ⅲ并未达到巴Ⅰ和巴Ⅱ的效果。相比于巴Ⅱ，巴Ⅲ提高了对核心资本充足率、杠杆比率以及流动性等监管要求。这些要求对于危机后经过数轮去杠杆化和政府注资的美英银行业而言不难实施，但对于高度依赖短期市场融资和受欧盟救助条件制约的法德等欧洲银行业影响较大。为制衡巴Ⅲ，法德不顾英国的反对，于2011年7月力主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资本要求监管条例和第4版资本监管指南，大幅放松了巴Ⅲ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同时，通过法国的施压，迫使巴塞尔委员会放宽了巴Ⅲ流动性覆盖比率中“高质量流动资产”的定义要求。对此，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开批评欧盟“在实施巴Ⅲ的关键条款上‘放水’”。

经过三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美国国内监管标准被包装成国际准则。反观美国，却没有如约履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协议的约束，无论是巴Ⅱ还是后续的巴Ⅲ，美国都以各种理由延缓执行。

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演变的新特征

本轮危机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领先地位。甚至，美国在与法德等欧洲国家博弈升级中，渐失对巴Ⅲ的控制力。面对内外交困，美国改变策略，开始实施第四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与前三轮相比，新一轮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呈现以下新特征。

第一，从承认“母国监管”转为直接“东道国监管”。危机前，无论是国际性的巴塞尔协议，还是区域性的欧盟银行指令，均推崇“母国监管”原则。但危机以来，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母国监管”束缚，转而对其他国家金融机构进行严苛的“东道国监管”。目前，主要针对两大类在美外资金融机构：一类是银行类，即在美国境内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合并总资产达5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银行集团，约20余家，基本覆盖了当前非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另一类是非银行类，即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认定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外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此类机构认定范围及监管标准灵活度较大。

第二，从“事后监管”模式转为事前“压力测试”。危机前，美国与其他国家类似，采用“事后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是运用传统金融监管指标，属于事后观测性指标，大多反映的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营状态而非危急状态。危机后，美国更多运用“压力测试”方式，即通过情景模拟对金融机构进行“事前预测”，并实施更具前瞻性、更为严苛的监管标准。对于大多数以传统“事后监管”为主的国家而言，这种新模式是一个极大挑战。最近，欧洲第一大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就是新旧两种模式交锋下的牺牲品，其主要指标均满足德国和欧盟监管合规要求，却连续两年未通过美国“压力测试”。

第三，从“主导规则”转为借助司法实施“长臂管辖”。危机前，美国主要通过国际组织，主导监管规则的制定。“主导”并不意味着“完全控制”。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对外战略中更多运用“长臂管辖”权。“长臂管辖”是指美国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的特殊地位，用一国国内之法去“管辖”他国经济金融实体。其中，反洗钱和直接制裁是“长臂管辖”的两件新武器。从战略对手国(德、法、俄等)，到战略盟友国(英、日)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均是其打击对象。

第四，从强调“独立信息统计”到注重“微观信息共享”。危机前，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数据统计标准迥异、共享机制匮乏。直到危机爆发，美欧等主要监管机构尚不能掌握全部信息，延误了干预和救助的最佳时机。对此，美国于2010年首次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从摇篮到坟墓”式的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下称LEI)。LEI系统是全球性开放式标准化的微观金融数据收集和共享系统，能够为各国宏观审慎管理部门监控和分析系统性风险提供可靠的数据保障，有望成为与巴塞尔协议并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新框架。

把握窗口期，寻求破局之策

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我国既无法回避和反对，又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平台，积极参与，寻求破局之策。

一是警惕G20演变成西方新的规则“上传平台”，努力打造“以我为主”的亚投行等平台。英美作为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他们在历次监管规则演变中多次联合，是历史的必然。我国也应与印度、巴西等发展模式类似以及俄、德、法等政治诉求共同的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借助由我国主导的亚投行等平台，尝试以区域监管合作等形式，共同应对美国此轮金融监管演变的冲击。针对金融监管领域国际协调难的问题，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从最容易取得国际共识的地方入手进而打开整个局面。

二是集中内外部优势，有效回击“长臂管辖”权滥用行为。“长臂管辖”权的运用是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革的特色之一，从当前美国对外监管措施分类看，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监管合规等都有可能成为监管处罚的依据。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形下，我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提早制定预案，成立国家层面的“海外事务应对协调小组”，统一国家司法、商务、会计、金融等领域资源，做好大数据时代金融数据安全防范工作。

三是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的构建。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可能成为与巴塞尔协议比肩的国际金融监管的基石。目前，中国应积极参与该系统的筹备工作，特别是要参与各项细则的制定，一方面在规则制定阶段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加强与各国金融当局的沟通与交流，通过本土金融市场LEI系统的建设，尽快弥补传统独立微观金融信息统计与现行宏观审慎管理对数据整合的需求之间的“信息缺口”。

四是警惕美国金融监管对外战略演变动态，鼓励中资金融机构主动从高风险领域撤离。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从大局出发，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理性发展。中资金融机构宜正确评估合规成本与收益，加快战略转型和调整业务发展模式，对于高风险领域应主动撤离。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欧债危机后德意志银行盲目海外扩张失败的覆辙。

(中国人民银行副研究员钟震参与本篇写作)

之八：准确把握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国际资本流动的实质是资本在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的平衡。判断国际资本流动趋势时应考虑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一个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间的套利投机等因素有关;而影响国际资本的长期因素，则与全球政治经济以及贸易格局调整有关。正确认识和把握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的特点，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在历史规律中把握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共性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根据1970—201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分析，国际资本流动从最初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间流动，到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再到回流至发达国家，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

第一阶段(1970年—1980年)：美欧资本对流阶段。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流入之外。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1980年的10年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总流出的99%以上。其中，1970年美国占比高达60%。美欧之间的资本流动加速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融合，为欧洲摆脱战后危机和美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80年—1991年)：美日欧“三元对外投资”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作为资本输出大国，呈现出与美欧并驾齐驱局面。1980年—1991年的10余年间，欧美日三巨头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分别占全球的70%和80%。到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第三阶段(1992年—2014年)：国际资本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前苏联解体、日本经济陷入低谷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产业链，国际资本从集中于欧美日三巨头，逐步转化为分散投资，并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流入外资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就占据一半的席位。其中，中国在全球外国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并成为海外最大债权国。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随着发达国家逐步走出危机，发展中国家却增长乏力，国际资本自2015年始呈现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2015年，虽然发展中国家吸引对外投资仍保持环比9%的高增速，并达到765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但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抢眼，吸引对外投资额几乎翻番至962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从2014年的41%上升至55%，扭转了发展中经济体占主导地位的态势。其中美国的增势最为明显，2015年全年FDI流入量是2014年的近4倍。

那么，影响近半个世纪的国际资本流动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长期看，主要有四大推动力。

一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与变迁。在世界经济史上，先后出现过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四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中心需要有庞大的资金流入和流出。从国际资本流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趋势，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以及20世纪末的中国，就是凭借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流入与流出的。

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在金本位下，英国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以美国为主的单中心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美国对外投资流出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持续萎缩，欧洲、日本等拥有主权货币的国家对外投资量日益增大，以美国为单中心的资本流动开始向美日欧三中心互流转变。

三是超大型区域集团联盟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近20年，国际投资协议剧增，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型区域级别联盟的形成，直接影响全球直接投资新格局。其中，亚太经合组织是目前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占全球资本流入量的54%左右。

四是跨国公司的主体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时期，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而非传统“绿地”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跨国并购几乎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专有领地，但从90年代以后，欧盟跨国公司已成为主要角色，到21世纪的前三年，在跨国并购中，欧盟跨国公司占全球61%。

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的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严重冲击，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加快了在全球战略布局，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新的贸易规则，其背后实际是对资本的争夺。在这些长期因素影响下，国际资本流动将呈现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一)在4.0工业革命推动下，高端制造业中心崛起，推动着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在过去20年间，新兴市场一直是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的价值洼地。危机后，这种趋势有可能随着高端制造业中心的崛起而有所改变。目前，发达国家加速布局新一轮工业技术创新，强化高端领域竞争优势和全球价值链掌控能力，吸引资本回流。金融危机后，日本的FDI流入呈现大幅增长。美国页岩气跨境并购占2013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80%以上，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2040年页岩气将占到世界天然气供应量的30%。高端制造业中心崛起将对低端制造业的资本流入形成挤压局面。

(二)伴随大型区域贸易集团崛起，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呈现多中心化、分散化的特点。从地区看，贸易圈内国家由于交易成本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自然成为资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贸易圈外国家则会受到明显冲击。从性质上看，资本有可能成为超越主权国家控制的力量。在WTO规则下，资本开拓海外市场需要主权国家的支持，这时的主权国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T三角”新的贸易规则下，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特殊机制，资本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成为超越主权国家控制的力量，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

(三)随着新兴市场资本账户开放，证券投资尤其是债权投资呈加快增长趋势。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在1991年以前，占比接近100%。后危机时代，随着新兴市场资本管制的放开，证券投资占比预期将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过去十来年中，已有所呈现。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2013年，FDI净流入占比资本总流入从56%下降到49.03%。在证券投资中，股权投资从12.79%下降到5.40%，而债权投资从10.85%提高到15.86%。因此，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受利率、汇率以及流动性突变的风险必然加大。

(四)美元已进入长周期升值阶段，新兴市场资本流出风险加大。自1973年美元指数建立以来，美元已经历了三轮下跌和三轮上涨周期。历史上，美元上涨周期与美国新经济到来需要国际资本流入高度相关。危机后，美国的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必然推动美元再次进入长周期上涨。全球化时代，全球资金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流向。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美元贬值是“印钞机”，美元升值是“提款机”，即历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带来通货膨胀;而历次美元升值，新兴市场货币都会面临“攻击性贬值”，从而带来灾难性打击，甚至爆发危机。

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对策建议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新的变化，我们应从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历程中总结规律，积极应对。

(一)加快与大型区域贸易集团中的发达国家达成高标准、全面的双边投资协定(BIT)。一个有效的、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会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的投资进入中国，同样，它也将增强中国投资者对发达国家的信心，支持中国境外投资的增长。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两国之间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

(二)在全球整合中国制造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努力形成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价值链整合，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在全球打造以中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拥有知名品牌的大型制造企业，可依托自身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来影响上下游企业，形成网络结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有利的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

(三)中国不仅要努力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更要善待资本。中国不能脱离资本帝国而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就选择了加入资本帝国。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不仅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且已经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中国过剩的资本既要走向发达的西方，也要走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有效推动着中国资本成为资本帝国的一部分。此外，中国还要善待资本，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从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

(四)从国际货币体系供给侧改革入手，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货币话语权。可借助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平台优势，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完善新兴经济体流动性补充机制和金融稳定联动机制。效仿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做法，以货币互换等方式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同时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票、债券、借贷便利、衍生工具等各类金融产品向其他新兴经济体注入流动性，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五)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行“托宾税”，为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安全网。托宾税能够有效抑制国际资本异常波动，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智利20世纪90年代实行托宾税后，有效地将一部分短期资本转化成长期投资。中长期资本流入在全部资本流入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23%上升到1997年的62%。由于托宾税是全球性税种，若单一国家单独启用易遭到市场抵制，我国应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推行，构建新兴市场资金流动的“缓冲阀”。

(国家开发银行蒋伟博士参与本篇写作)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全国“四个一批”国家级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