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内容比《史记》早 学者为何断定荆轲刺秦是前者抄后者
“荆轲刺秦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大家对这个故事的了解，一般来源于《史记·刺客列传》，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讲的：
卫国人荆轲本是齐国庆氏，大概是春秋齐相庆封后代。他以剑术游说卫元君，但不被任用。后来秦国将弹丸之地卫国迁到野王，失去了国家的荆轲开始流浪。开始路过榆次与盖聂讨论剑术，盖聂对他怒目而视，荆轲不说话乘车离开了；之后荆轲又到赵国邯郸，和鲁句践下六博棋又发生争执，鲁句践呵斥他，他又默不作声走了。对荆轲的这些“小怯”故事的叙述，实际上是为他日后“大勇”来作铺垫。
荆轲到了燕国（都今河北易县），与高渐离、狗屠等交友，并被燕国隐士田光看中。此时，因为秦王政对留秦为质的燕太子丹不友好，于是燕太子丹逃回燕国，并与老师鞠武谋划报复。过了一段时间，秦将樊於期逃到燕国，燕太子丹收留他。鞠武建议太子丹结好三晋和齐楚对抗秦国，但太子丹认为过程太长需要快速解决。于是鞠武就把田光推荐给了太子丹，田光又找到荆轲，并以自杀来激励荆轲。
然后荆轲去见太子丹，提出劫持秦王要求罢兵还地的方案，满足不了要求就杀了他。太子丹同意了。等秦国灭赵后，燕国危在旦夕，荆轲终于决定出发，要求带上樊於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进见秦王的礼物。太子丹不愿意杀樊於期，荆轲就去说服樊於期自杀。于是太子丹为荆轲准备了赵国剑师徐夫人制的良匕，并以燕国名将秦开之孙、勇士秦舞阳作为荆轲副手。
不过此时荆轲却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史书没有说。太子丹怕他拖延时间，于是他就愤怒启程了，这件事是否关系后来成败？史书没有说。太子丹就和宾客们在燕下都的易水边，穿着白衣白帽为荆轲践行。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为荆轲送葬。荆轲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荆轲和秦舞阳就到了秦国，通过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见到秦王。
这时荆轲捧着樊於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的匣子，一前一后进了宫殿。秦舞阳忽然开始害怕起来，而荆轲却大笑秦舞阳是北方蛮夷，没有见识，并从秦舞阳手中接过地图。趁着献地图的机会，荆轲左手突然抓住秦王衣袖，右手将地图内藏的匕首拿出来，企图挟持秦王。秦王大惊，跳起来挣断了衣袖，想抽剑出来反击，但剑太长一时拔不出来，于是只能围着大柱奔跑。
按照秦法规定，殿内大臣不让携带兵器，殿外侍卫没有命令也不准进入，只有御医夏无且应变快，及时用自己药袋砸向荆轲，趁此间隙侍从们大喊“王负剑”！秦王趁机把剑推到背后拔出来，并砍断了荆轲左腿。荆轲倒地，血流如注，只能用匕首投向秦王，却只击中铜柱，秦王趁机刺伤荆轲八剑。荆轲自知不能幸免，于是叉开腿（当时没有内裤）来辱骂秦王。此时侍卫才赶进来，一拥而上将荆轲砍成肉酱。
事后秦王政开始赏罚本案相关的大臣，称“无且爱我”，特别赐给夏无且黄金二百镒。之后秦国攻打燕国，燕王喜被迫杀太子丹求和，但五年后燕国被秦国灭亡。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二年又开始搜捕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高渐离被找了出来。但是秦始皇怜惜他击筑的才能，薰瞎他的眼睛留让他作为乐师。而高渐离却想为荆轲报仇，将铅块藏在筑里企图杀，事发后也被处死。
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太史公曰”。根据太史公的说法，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关于荆轲和太子丹段子，比如什么“天雨粟，马生角”，还有人说荆轲刺伤了秦王，这些都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当初公孙季功和董生两个人与夏无且交往游玩过，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于是又转述给太史公听了，所以太史公才记录下来。
我们知道，太史公编《史记》时，确实采用了不少口述史料。比如这里的荆轲刺秦王一事，从夏无且口中，经过公孙季功和董生，再到了太史公耳里。“公孙季功”在某些版本也作“公孙季”，《史记》其他篇章有公孙季、董生，即公孙弘与董仲舒。但公孙弘、董仲舒活动时间都比夏无且晚太多，所以不但公孙季功、董生不是公孙弘、董仲舒，甚至太史公似乎都不是司马迁，而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以关于这里口述史料的来源，可以相信不是太史公弄虚作假。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桥段，大概是来自夏无且的口述；至于荆轲在燕国的记录，应该也是参考了其他史料。有趣的是，《战国策·燕策》也有一个“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的故事，这个故事除去荆轲在燕国之前的经历，以及高渐离故事的相对简化，其他基本与《刺客列传》的记载完全一致，包括荆轲刺秦王、“无且爱我”的核心片断。
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问题，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史记》是大量取材于《战国策》的，这个是公认的事实。虽然《战国策》要在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才编订成书，但其内容却基本都在西汉之前就已经完成，同时也没有其他案例表示《战国策》曾抄录了《史记》。但为什么《战国策》关于荆轲刺秦王的记载，却又与夏无且对公孙季功、董生叙述的基本一致呢？
为《战国策》作注的诸祖耿、缪文远、张清常、王延栋等学者都认为，《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这段就是根据《刺客列传》补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东汉人高诱为《战国策》作注，为《史记三家注》所引用，但《三家注》的作者偏偏在荆轲的故事里引高诱注，但是他们看到的《战国策》却与《史记》相差不大，可见应是汉至唐期间补入到《战国策》的。那么就是《战国策》文本的一个特例，至少对于荆轲刺秦的部分，应该是参考《刺客列传》的。
这样我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关于荆轲刺秦王的记载，太史公父子在编写《史记》时，是参考了多方面记录的，而且选择了一个相对最靠谱的说法，这也体现太史公求真的精神。不过，太史公当时又听见过一些什么说法，这些故事与《刺客列传》记录的到底有什么不同，所谓“天雨粟，马生角”讲的又是什么故事呢？这些故事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荆轲刺秦王”的认识，其实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探索。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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