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12】塑造大国形象 在文明互鉴中树立中国话语自信
大国不但重“器”，大国更要重“形”。中国的大国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四个“大国形象”明确指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紧迫要求，也同样明确锚定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总体方向。
大国形象最深刻地体现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壮大，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使得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更加立体和丰满。
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着重向世人展示“我们是谁”，着重向世人表明，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习近平同志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崛起，不是一座突然出现的“飞来峰”，我们应当运用历史思维，透视中国脚下植根的深厚土壤，即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道路、理论、制度的深层表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信心的本质来源。文化自信应当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之义。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演进发展，就要牢牢抓住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线索。所谓主流文化，是指这些文化在与之相对应的每一个大时代都发挥着文化的主导作用，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精神标识。依循中国历史发形成的中国文化逐步演进的主流脉络，习近平同志将其概括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三大文化形态：“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坐标，是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现代化”一词，最为明确地提示出中国主流文化的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对于古人来说“好用”“管用”“够用”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价值，放到今天可能会出现“不好用”“不管用”和“不够用”的情况。因此，无论是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百余年的革命文化，都应当在新时代的起点上转到“先进文化”的谱系之中。唯有如此，方能在今天向世人讲好“大国故事”。大国故事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呢？习近平同志告诉我们要做到“四个讲清楚”：“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的大国形象，既是一种“自我形象”，也是一种“他者形象”。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国形象，既取决于内生性的文化历史渊源脉络，又取决于世界各种文明文化之间的互通互鉴。在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中，各种文明风云际会、盛衰枯荣，而中国却以“不动如山”的沉稳姿态和雄健步伐，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近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无外乎发展带来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环境破坏、战争冲突等各种灾难性的后果。现代社会在资本驱动下，工业革命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破坏着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并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间的对立。虽然这些观念在反对神权统治与封建专制方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其缺陷也逐渐暴露，即助长了人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以及他人的过度榨取和掠夺，最终导致人的自我张扬转向了人的自我贬损，使近代人道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否定。
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远古的农耕时代，“天人合一”是自然的选择，只有“天、地、人”的“和谐”才能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对此，习近平同志充满自信地提醒世界注意“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独特的东方文明类型，这种产生于前现代化时期的文化，对解决现代化中面临的难题具有后现代的启示。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1993年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在回顾了世界上各种人为的冲突灾难之后，大会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不可能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这一“基本要求”背后的理论依据，正是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约言之，不同文明类型间的文明互鉴是应对与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出路，核心在于运用文明智慧认识“发展困境”，并回到初心、返本开新，重新思考与挖掘人的价值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东方文明特有的智慧，来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崛起，全球日益期待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国际使命，即为全人类的未来出路承担责任、谋划方案。“中国方案”的提出，就是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的最好明证。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以及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
负责任的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在于协和万邦的和平与和谐的思想观念。这不仅与现代文明打下的“霸权”烙印有着本质的不同，也是镜鉴和解决当今世界矛盾与冲突的一剂良方。现代文明肇始于西方，而西方文明又发轫于地中海的“海洋文明”形态。海洋文明以商业为主导，人们往来海上，居无定所，这种文明的保持要求自己向外扩张，从而导致霸权主义的产生。这样的霸权主义在现代世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掠夺与剥削，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征服，三是较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彼此争斗。因此，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灾难性恶果，都直接或间接与霸权主义有关。
而中华文明与此完全不同，它出现在东亚大陆之上，并发展出一种以农业为主导的“陆地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具有内敛防御的性格，人们安土重迁，并由此形成了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格。本质上说来，中国是一个具有和平主义民族性格的国家，这种民族性格植根于中国独特的文明传统之中，几千年来性质未有改变。这种和平主义文明传统也与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全然不同。中国傲立世界的五千年文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与其文化“原始基因”的活力不无关系。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同志说：“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的本质属性，就是和平主义。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中国一向注重“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充分尊重不同民族间的文明差异，强调世界民族大家庭“协和万邦”的共同繁荣。中国总是极尽可能地用和平手段解决各种冲突和争端——和平主义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意愿，这种意愿不因百年的落后而轻易改变，也不因国运的强盛而轻易转型。这种和平主义、和谐共荣的政治主张，是“中国方案”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
认识、理解和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核心在于认识、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国形象的坚强保证。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根源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乔万尼·阿瑞吉看来，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极其关键的社会转型，而这种转型的关键，就是打破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铁律”，通过“无剥夺性积累”或“非剥夺性积累”，完成和平主义民族性格的当代发展。“无剥夺性积累”的核心理念在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内挖潜”，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不是向外转移而是“内部消化”。因此，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更加平等与人道。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认为，“中国（而不是欧洲）才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
中国崛起必然积累起丰富的物质力量和社会财富，然而这种积累的性质是“无剥夺性积累”，即与西方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夺取外部资源的“剥夺性积累”模式完全相反，通过本土以农村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来“向内挖潜”。因此中国将会发展出一条更加平等和人道的市场经济道路，即不以制造霸权和不平等为经济增长先决条件的“共同富裕”模式，从而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遥相呼应。
因此，如果说中国的发展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在中国基本制度的框架中，包含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历史性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新的时代使命。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大国形象是内在自信与外在自信的统一，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正是依据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总体思路，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个人简介】
肖鹏，男，1987年生，江苏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201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