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上表根据四川省档案馆相关调查表整理而成，该调查表共调查了30户农家，28户为佃农，其中田场男主人需要到周围的场镇从事经营活动的有17家，绝大多数是到集镇出卖劳动力 推车，十七家中有十三家的男人到集镇推车；两家经商 贩猪；两家做泥水匠、盖房子；一家行医。尽管这个表格比较粗略，也有农户隐瞒收入的可能性33，但农户到集镇从事经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经营收益，则是事实。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则在赶场时到集镇经商、做手工活。正如陈祥云博士所说： 四川农业生产力的商品化，刺激了雇佣市场的出现，不仅调节了农村人力的支配，同时改变了农家的生活周期 34。

（四） 娱乐活动

农民的娱乐生活，也主要在集镇进行 。根据1938年金陵大学农经系同学的调查，农村的娱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茶馆消费、唱戏、玩灯、杂耍小唱，调查表显示（以1937-1938年温江县30户佃农为例），29户佃农有茶馆消费，最高金额为20元，最少为1.8元，两户佃农有唱戏（应为听戏）消费，均为2元，这两户也都有茶馆消费35。可见，坐茶馆是农民最为普遍的娱乐方式。而乡村茶馆主要分布在集镇上，茶馆成为农民了解信息、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这与施坚雅的论断不谋而合， 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事，他在茶馆中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这个农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而不在一个或两个茶馆里泡上个把小时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在茶馆中消磨的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 36费孝通在江南的调查也有相似之处，农闲或是赶集之日男人们在茶馆里消遣。 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里谈生意，商议婚姻大事，调节纠纷等等。但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偶尔有少数妇女和他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 37。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乡村集镇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管这些集镇是否具备了施坚雅的 基层市场社区 的元素成为农村市场体系中最基本的环节，但对以租佃土地为生的佃农而言，乡村集镇是其农副产品出售的重要场所，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地，同时也是他们了解外部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空间。

四、集镇生活方式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集镇居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城市文明传递到乡村的中间站，集镇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乡村生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而近代成都平原的乡村集镇往往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的外壳，人们安于现状，满足于既有的生活，对新的事务缺乏安全感，有一些排斥心理。脱鲁岱在《四川中和场调查》中有一章 文化与社会变迁 ，作了这样的描述：

生活在中和场的农民和商人喜欢他们生活的这个集镇，他们不愿意离开这里，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这里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他们希望日子越来越好，希望庄稼长势好，这样，农民就有钱来买菜油和香烛，并且在回家前在镇上喝点小酒。但是他们不希望那些稀奇古怪的新世界去威胁他们，不少人感到躺在印着自己的脚印、有着深刻年轮的千年古树下非常安全。农民从收割中得到满足，那收割的镰刀，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其形状都没改变。这种长久使用的方法一定能成功，爸爸知道怎么做好，爷爷知道怎样做更好，时间越长久，这种种植庄稼的知识和技能就越丰富，信心也就更强。

乡村集镇不喜欢陌生人，高墙背后的人家都养着狗，对不认识的、他们认为会存在威胁的陌生人，它们会狂吠不止。人们之间的情谊象房屋和财产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受到许多年前无数不知名的男男女女行为的约束。四川人觉得两个人在街上有说有笑议论别人的家长里短很不好。乡下的女人从小就在妈妈的膝盖上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如果要她们使用一些新名词和新概念，她们会很不好意思。经过长时间的淬炼，适合各种语调的古老语言已经足够满足她们社会交往的需要。

生活在集镇上的人们随时可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他们明确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告诉了他们的父母。任何疑虑在跟算命师和巫医聊过之后都可以散去。道士处理那些标志人们生死以及连接生死两端或长或短的各种途径的大事。38

脱鲁岱描绘了中和场顽固的传统之后，也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以来，这个农村基层集镇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该区域内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她称之为 时尚的效仿 ：

中和场正在慢慢地改变。在赶场的日子里，时尚悄悄地出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祖父辈的人还清楚地记得本世纪初走在街上的男人们头上长长的辫子。过去中国男人象奴隶一样被束缚着而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愿，他们努力维持着象征他们被奴役的发型。而当下，有钱的人在成都剪掉他们的头发，同时，在街上从事理发工作的人员，可以从赶集的人群中看到更远的城市甚至海外的理发同行的精湛手艺。 理发 ，这个20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并非原来认为的那样不好，不被接受。过去，中国女人的头发，以直顺、油黑、滑亮为美，但是现在，女人的头发变得卷曲了，象 鸡毛 一样，对将要结婚的新娘而言，她们认为在结婚前，这样的发型更耐久一些。

思想观念上也同卷发一样存在着新的风尚。城市里闲聊的话题也传到了中和场。木匠们慢慢走到城里去买工具，这些工具在乡场上买不到，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用方言谈论着中午在茶馆吃饭时听到的话题，问题是张木匠嘴里讲的那些词语，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些为福先生带路的人抽着香烟，意味着什么？甚至在农民的家里，也有人给玉智递烟。他们喜欢抽烟，因为烟能让他们享受片刻的宁静。工业品带给穷人和富人的享受都是一样的。他们向天上吐出一缕一缕的白色烟圈，可以向老天询问这样的问题，诸如目前粮食分配的不公平的问题，那些粮食从富饶的土地中收获，却有人在背后损害和操纵等等。39

卷发和吸香烟，是当时城市里女人和男人的新时尚，通过中和场这样的小镇中转之后，生活在乡下的农民也跟上了时尚的潮流。其实，在民国时期的其他社会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记载： 每年清明节前后，叶家最热闹，城中的人带着香烛供品祭物来上坟，傅家的孩子们整日在叶家，看烫弯了头发的女人及穿着洋服的男子。 40城里人的穿着打扮，使乡下的孩子感到稀奇，同时也对他们的审美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一件影响是疏散到九里桥的城中人，动摇了保守而固定的乡村风俗，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而求适应，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妇女烫发的普遍。傅家的四姐就烫了发，再有就是官学的迁来与入官学的本地人加多，打破了不知多少不肯上官学的农家心理 41。

场镇也是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消息来源之一，这里每天都有来自成都这个 大都会 的各种消息：

商人们一个月中有二十天忙着在成都和中和场来来回回。回来的路上，如果有人同行就更兴奋，他们可以聊聊这几天在城里的所见所闻。对外国人而言，成都并不比中和场或其他乡镇大多少，但对山里人或成都平原的农民或小贩来说，成都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都会了。因为害羞，他们很少在那些不正眼瞧他的城里人面前说话，他们悄悄学一些新东西，以便在家里喝茶逗嘴逗输了，或者在酒馆里输掉扳手劲或掷硬币比赛之后，能通过讲这些新的见闻，扳回面子。

李大哥知道一些湖南、广西前线艰苦战事的消息。从一排排曾经在缅甸丛林战斗过的中国士兵那里知道盟军在战斗，飞机正飞过四川灰蒙蒙的天空。他不能阅读，但他们能听懂读过报纸的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就是从这里，他获得了作为国家的中国的爱，并热心地关系着国家的命运，玉智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带着问题向她走来，这些问题显示出他对这场战争相当清楚，也知道如何去捕捉那些暗示他自己和他祖国命运的东西。

中和场至少有一辆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个送报纸的男孩。他每天早上从成都来的邮车上取报纸，然后沿街叫卖，高声喊着报纸上那些人们不认识也不理解但应该是很吸引人的标题，每天有五十个家庭收到这些报纸。镇上这五十个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通过集镇网络传递知识和信息，就像一个小孩子往池塘里仍石头激起的涟漪一样在乡村蔓延开去。42

关于中和场，作者最后这样说： 这个场镇正在经历着变化，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变化显得十分缓慢。 中国将要经历剧烈的变动，土地正等着农民耕种 ，希望和平来临，人们免去恐惧和惊慌，希望镇上的商户不再闲散，有大量的商品和购买商品的人听着他们快乐的方言43。作为国际友人，脱鲁岱对中和场的调查研究以及对这里的人们生活的希望和态度，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很有价值。过去，学术界关于抗战对四川农村生活的影响，从多个层面有所展示，但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做详细描述的则不多见。

通过上述社会学和人类学工作者的田野报告和著作，我们可以体会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正在逐渐有所改变，这样的改变来源于城市的影响，而城市则是通过集镇来影响乡村的。抗战时期，人员流动加剧，城市对集镇和乡村的影响也更为突出，乡村民众对城市生活及生活方式的效仿，逐渐蚕食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用 蚕食 一词而不用 改变 ，是因为这样的改变尚不剧烈，并不构成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完全颠覆，传统生活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

结 语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尽管存在一定局限，不能尽善尽美地解释农村基层社会，但完全否定和彻底推翻则是不明智的做法。其实施坚雅的农村市场理论提出之后，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让后学者对农村基层社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解释渠道，如孔飞力（Philip Kohn）提出中国社会组织的两个模式：一套同心圆模式（nested concentric mode）和 游方小贩 模式（tinker peddler mode）。在 一套同心圆模式 下，人们的流动和相互联系是沿着从村落通向贸易中心的道路和河流，然后再通向更高层的中心。那些最适应这一生态系统的人与长期的交换、学习、拜神及社会控制制度相互影响。这些制度包括：市场网络的中心、官方教育制度、官僚铨选、祭礼仪式、佛寺及民间宗教、法庭及县税务衙门。这种模式有一定的日程、固定的地点，等级分明。在 游方小贩 模式之下，人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水平往来于居住区之间而不是垂直地流动于各级市场系统，它没有固定的日程、地点，等级特点不明显。44孔飞力意在强调，市场并不是社会群体整合的唯一法则，行政、科举、宗教、仪礼及游商小贩都可以在社会群体中产生一定的作用，而孔飞力的学生杜赞奇则进一步提出了 权力的文化网络 概念，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结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规范不能用市场体系或其他体系来概括或取代，它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一个网络 ，45尽管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平原几个村庄的研究，得出 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惟一因素 的结论，但他并没有否定市场在农村经济交往中的作用， 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46。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了解到，对成都平原农民而言，乡村集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基层市场社区理论还是文化网络理论，不管这些理论如何解释农村社会和农民的行为，乡村集镇的社会功能中市场功能是基础，这是谁都无法否定的，而其他的解释则是对市场理论的丰富和补充而矣。就此意义而言，施氏的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 G．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1，2，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0．1 3(1964 1965)。

②自从1964年施坚雅发表《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以来，这个理论很快风靡美国汉学界，从而为新一代汉学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20年后，当黄宗智回顾施氏的影响时，就曾指出： 施氏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团体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一整代的美国史学认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因此，未注意到村庄这个单位 （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关于施坚雅理论的学术影响，美国很多学者都有极高评价，柯文认为施氏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影响深远（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 147页）。李丹认为 施坚雅引领了一代学人，努力回避那些中国研究的传统预设，采用能够同传统中国大量的经验信息和历史信息最相适应的理论工具，从而为这个领域建立起了中国中心的方法 （见（美）李丹著，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利用施氏理论来研究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学术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至于国内，它在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学者纷纷用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及施氏市场模式来研究和解释农村基层社会。

③详见任放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④ 二十年前，王笛利用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对长江上游特别是四川地区的乡村集镇进行了非常卓越的研究（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22-1911》，中华书局，1993年），但此后四川学界对此问题则鲜有关注。

⑤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22-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2-233页。

⑥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⑦ 同前，第21 55页。

⑧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⑨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9页。

⑩ 脱鲁岱：《四川中和场调查》，其英文为：Mary Bosworth Tredley： 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 ang，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ke，台北市 东方文化书局 1974年。笔者见到的是英文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博士将这个资料复制给我，特此鸣谢。

1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 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指导教师：林耀华，1944年6月，第23页。

12同前，第24页。

1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指导教师：廖泰初， 1946年4月，第11页。

14 该调查数据总数与分项似有出入，原文如此。

15 详见Mary Bosworth Tredley：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 ang，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ke，台北市 东方文化书局 1974年。第67-85页。

16详见拙著：《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 详见拙文：《20世纪30年代成都平原佃农地主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8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版，第15页。

19 谢放：《抗战时期四川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台北。第795页。

20 同治《郫县志》，卷四十，第39页。

21 参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陈祥云：《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1861-1937）》，1998年，（未刊），第247-252页。

22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第13页。

23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24 杜二嫂不顾蚀本，今年依旧租了两块地来种，一块九分，一块四分，大春种包谷，小春种麦，家里没人下田，还得请人来做，谷租一个是一石，一个是四斗，去年就蚀本的，杜二嫂说： 本来不想写（四川方言： 租 的意思），看人家还是写了 周大娘说： 自己种些才不用买，这些娃娃都是要吃的，再吗，尿水可扌焉 地，又可以拾些柴草烧 （见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 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第15页）。

25 行副：即生绸买卖的中间人。

26杨树因：《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 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第24-25页。

27 原始工业化 一词系有富兰克林.孟德尔斯提出，他认为：原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地区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家庭（或者说，至少农村家庭）为远处市场生产产品。详见王国斌对此理论的评述，（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28 马学芳：《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22508页。

29布朗，又翻译为 白郎 ， 其调查报告1928年发表在《中国经济杂志》（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II, No, 1）上，后由李锡周翻译，收入《中国农村经济实况》中，后又被收入（台湾）《中国经济史资料丛书》第一辑，第二种，冯和法主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华世出版社。

30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31马学芳：《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22556页。

32 这里的 推车 ，是指推 叽咕车 ，俗称 鸡公车 ，（李劼人先生认为应该叫 叽咕车 ， 我们至今称之为叽咕车，但一般都写作鸡公车，不免太歪曲了 ，见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是一种需要人推的独轮车，这是成都平原城乡间一种独特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乡下乘坐的人很多： 鸡公车能走灌县、汉州、郫县、龙泉驿、中和场等处，价甚廉，乡下乘者极多 ，见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06页。

33 这是农村经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农民不愿意告诉真实的收入。

34陈祥云：《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1861-1937）》，1998年，（未刊），第247页。

35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36 （美）施坚雅，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37费孝通：《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第119页。

38 Mary Bosworth Tredley：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 ang，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ke，台北市 东方文化书局 1974年。第267 268页。

39 同前，第268 269页。

40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第29页。

41同前，第35-36页。

42 Mary Bosworth Tredley：The Men and Women of Chung Ho Ch ang，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ke，第270-271页。

43 同前，第272页。

44 详见（美）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 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45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46 同前，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