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小说《主角》讲述秦腔40年
《主角》刊登于《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1期，单行本于201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
“吹火”配方成分简单，配制和技术却不容易。锯末配重燃点不够，配少也不行；包纸用一种农村的老皮纸，水不容易化，油光纸不行；后边留一个口，前边留一点小口，外边火一着就吹。“吹火”还有翻身火、一条龙、蘑菇云火等多种讲究。
据说史上最厉害的秦腔艺人可以连吹72口。小说中苟存忠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烧光了眉毛、头发，浑身上下疤痕累累。“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那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不蜕几层皮，你休想吹好。”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国家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张蓓2014年在宝鸡市下乡演出，她在秦腔戏《杀狗劝妻》中饰演焦氏。（穆晓鹏供图/图）
“吹火”是秦腔传统八大绝技之一，在中国戏曲中独占鳌头。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鼻祖，学界普遍认为形成于明代中叶陕西关中地区，五百多年来传承方式变化巨大。以民国第一个现代戏曲剧社——西安易俗社为标志，传统的师传亲授、弟子跟班式传承制度逐渐被现代“科班”制，即戏校式学院教育替代。
小说主角易青娥首先得益于现代“科班”教育，但没有“忠、孝、仁、义”四位存字辈老艺人加持，她绝不会化茧成蝶为一代名伶。1976年，她出场时还不到11岁，在舅舅、剧团首席敲鼓师胡三元帮助下，被招入县剧团，成为“文革”后首期训练班80名学员之一。
两年后改革开放了，停演13年的老戏复活，四位蛰伏多年的秦腔大师复出。因易青娥一次惊艳的“朝天蹬”，苟存忠慧眼识珠，剧团烧火丫头遂成“存字派”男旦名角的关门弟子。从初排《打焦赞》，“锥子尖总算从布袋里戳出来”，到苟存忠猝死舞台，《杨排风》的“棍法”，《白蛇传》的“水袖”，《杀生》的“吹火”和《鬼怨》的“卧鱼”等秦腔技法和绝活，易青娥逐渐炉火纯青。
由于教育观念变革，易青娥没有遭受传统师承制糟粕的戕害。旧戏班子的学徒动辄吃皮肉之苦，出名的例子是小说《霸王别姬》里的小石头和小豆子，即主角段小楼和程蝶衣。“过去的师徒关系，徒弟要像自己的娃一样，在家里伺候着，一天到晚端茶洗脸，倒洗脚水，甚至抽大烟你得给我点上。现在怎么能这样干?”作家陈彦说。
“有很多戏班，演员喝水的东西相互不能用，出来进去自己带自己的杯子，绝对不离手。”国家一级演员穆小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有一种讲究，说把耳屎弄进去，吃了嗓子就没声了。”他如今担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团副团长，当年听老师讲起这桩旧戏班轶闻。
不过，陈彦也看到跟班制度的好处。譬如秦腔大师李正敏，他带的学生唱出来的就是他的味道，艺校再学也不像。“那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者是一个摇头晃脑，妙不可言。只有长期跟他在一块熏染出来，才有可能是这样。”
“小说中，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血脉式的滋养，易青娥受益匪浅。”陈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周仁回府》的经典唱腔首推秦腔大师任哲中，“他的嗓子带一点沙哑，又琢磨出一种味道，特别苍凉，别人学不出来”。
跟班传承制消亡，令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员杨云峰非常惋惜。他在论文中写道，新时期以来，由于传统师承传教作为封建人身依附遭到彻底否定，陕西所有戏曲剧团全部取消“拜师制”，直接导致许多秦腔表演绝活消失。“即使私人渠道的拜师演艺，也仅能够使一些名演员的唱腔风格得以保留，表演的绝活却没有继承下来。”
易青娥的“吹火”技术后来能比肩师父，可以连喷36口“连珠火”；可当代秦腔一线演员中，能达到这一水准的已经不多。小说接近结尾处，借易青娥给养女宋雨说戏，陈彦写出了她和老艺人之间的精神关联。“除了戏、技、艺外，他们都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唱戏做人。人做不好，戏也会唱扯。即使没唱扯，观众也是要把你扯烂的。她觉得这句话让她受用了一辈子。她也学他们的神情，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宋雨。在说这番话时，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像苟存忠、古存孝他们，也有些老气横秋了。”
现代秦腔的命运与大时代跌宕起伏息息相关。易青娥开始学戏恰逢唐山大地震、伟人去世；打倒“四人帮”后，老戏逢春，县剧团需要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下乡巡演；主角易青娥受到“朦胧派”诗人崇拜；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演员流失于茶楼坊间，靠大款打赏接济；院团改革，剧种改良，新人再出。从中国的底层乡村开始，小说一直写到北京的中南海，美国的纽约百老汇。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团演出青春版《杨门女将》“请战”一场。（穆晓鹏供图/图）
“哪个角儿唱得好，他清楚着呢！”
刚在宁州剧团一鸣惊人，因“振兴秦腔”的一纸调令，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易青娥奔赴秦腔最高殿堂“省秦腔剧团”——这自然是陈彦虚构出来的团名。她在AB角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省秦”名旦，艺名也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
从1976年到2016年，小说的时间跨度整整40年。陈彦在后记中坦陈，能成为舞台主角者无非三种人：一是确有盖世艺术天分，“锥处囊中”，锋利无比，其锐自出者；二是能吃得人下苦，练就“惊天艺”，方为“人上人”者；三是寻情钻眼、拐弯抹角而“登高一呼”、偶露峥嵘者。
易青娥显然属于第二种人。她对秦腔剧目里那些男欢女爱、家国情仇一知半解，无论唱戏还是做人都处处隐忍退让，对做主角更有种“天然怯场与反感”。
苟师父曾送她三个字：乖、笨、实。“乖，娃的确乖，乖得人心疼。笨，娃也的确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了。实，娃特别的实诚，没任何渠渠道道的事。啥瞎瞎毛病都没有，就一根筋的实诚。”可是，“时势就那样把一个能吃苦的孩子，一步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上”。
戏曲是社会的镜子，台上生死浮沉、善恶忠奸，演绎舞台之外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小说中易青娥性格逻辑演进，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秦腔的发展兴衰交织在一起。陈彦也许无意于为当代秦腔立传，可就小说文本与史实的互文关系而言，的确呈现出丰富的“镶嵌物”。
比如，1983年陕西省政府挂牌成立振兴秦腔办公室。尽管作者再三强调小说是虚构作品，但不难猜测，易青娥大概就是在彼时被省领导点名调入省城。
这是个关键节点。1976年古典戏解禁，陕西民间长期压抑的看戏热潮喷涌而出，很快形成演出高峰，时间大概在1978到1983年前后。甘肃人对秦腔的痴迷不亚于陕西人，秦腔老社三意社1984年到天水演出，给正在当地工作的学者杨云峰留下深刻印象。天水周边，漫山遍野的老百姓打着火把，仿佛“抗战胜利大游行”。
“京剧是士大夫艺术，在民间不可能有这么大场面。”杨云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在秦腔演员穆小鹏的印象中，关中上万人看戏的场面是常态。“那时候爱搞物资交流大会，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在黄河滩上，上几百、几千个摊位，做生意的做生意，唱戏的唱戏，场面壮观得难以想象。”陈彦回忆道。
小说中，易青娥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大场面，是带折子戏《杨排风》下乡巡演。两个多月五十余场，村民不但杀鸡熏肉热情招待，每演一场都有人给她披上大红被面，最后竟收到七十多床。
“在农村，演员唱不好，就有人给你扔牛粪；唱好了，披红挂彩放鞭炮！披红挂彩，就是给你绑被面子，把你当名角，当场上台，绑着绸缎被面继续唱，演员唱得高兴，底下观众也兴奋狂欢。”陈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做过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团长，在关中、渭南、宝鸡一带下乡演出四年半，经常目睹小说中那种盛况，关中地区甚至会放火药铳子。后来为了不影响演出，习俗稍有改变，由村领导或长者在演出后上台送被面、放鞭炮。
关中农民欣赏水准很高，上了年纪的人看戏有时基本不抬眼睛。很多村子一部戏听几十遍。“比如《周仁回府》《铡美案》，哪个团，哪个角儿唱得好，他清楚着呢！”陈彦说，唱得好不好，在村里就听这几位老戏骨的，“评价好了就说，今天给咱卖力了，给咱村子把脸长了，要好好犒赏人家。那就是给主角披被面子，大酒大肉地款待。”
“团长不是人干的活儿”
1990年代，市场化浪潮令人始料不及。随着传播、娱乐和消费方式多元化，大批剧团成立轻音乐团、模特队、舞蹈队，衣着暴露，频繁商演。连省戏曲研究院这样的“秦腔最高学府”也成立了模特队，远赴海南演出。
“名角挑团”制诞生了。戏剧院团长不好当，《主角》里，陈彦先后写了五个性格各异的团长，都觉得“团长不是人干的活儿”。
过去的旧戏班子多是名角挑团，一个名角就可以养活一个班子。现在由“名角”去“挑团”，知名度高，有一定影响力，可以招揽戏迷，但是加剧了内部竞争。
“演戏顾不住管理，管理顾不住演戏。现代剧团不是江湖班社，如果凡是没有我的戏就不让你排，不让你演，一批优秀演员就流失了。”杨云峰说。小说中，围绕古装戏《游西湖》的主角竞争，省城本土派名角龚丽丽向易青娥发难，最后下海经商退出。
陈彦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长达30年，除25年专业编剧经历，还交叉担任过十几年团长、院长。这个大院有自己的创作研究机构，还有四个剧种各异的演出团，六七百号人才各有所长。陈彦对戏曲行当的竞争非常清楚：外县人才到省城，成长为主角的非常少，凤毛麟角。一是存在排外思想，二是水平的确有差距，再加上经常受到攻击，他们的自信逐渐消失了。
青年演员、戏曲“梅花奖”得主张蓓不否认竞争，“和过去相比，演员的竞争意识变化很大，大是大非，太阴暗的东西不再搞了。”她说，“每个’梅花奖’演员各有所长，有的唱功特别好，有的做功特别好，我努力想唱念做打齐全一些，比如《霸王别姬》，有表演、有唱腔、有动作，这种融为一体的东西比较适合我。”
易青娥勉强“挑团”担任一百多天省秦腔青年团团长，第一次下乡演出即告夭折。突发的重大塌台事故中，团长单仰平等二人身死，八人重伤。改革失败了。
“锣鼓一响，黄金万两”
秦腔市场化浪潮一直延续十几年，近年才逐渐归于平静。专业演出在低迷中徘徊，秦腔茶社在199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它最早发源于甘肃兰州，慢慢辐射到西北其他城市和乡镇。西安的秦腔茶社最高峰达到近300家，出现了名为“搭红”的打赏新形式。
所谓“搭红”是客人给在茶社演出的秦腔演员的奖励，一块红绸代表10元、50元、100元等不同赏金数额，表演结束后茶社老板与演员按比例分成。由于一些县、市剧团不景气，失业的秦腔演员流失到茶社，或驻场或巡回演出；省城一些剧团的专业演员也常在下班之余“走穴”，名角最受青睐，每晚“搭红”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根据杨云峰在西安茶社的研究，光顾者以进入城市的农村包工头为主，年龄约四五十岁。“虽然有大量戏迷，但也有一些在茶园中寻找刺激，有不良企图的暴发户。”也有人说，陕西榆林、铜川等地矿产资源丰富，包括附近的山西，很多煤老板、油老板一夜暴富，有的好秦腔，有的爱捧角儿，他们一度成为“搭红”主力，一掷千金。
小说中，易青娥的舅舅胡三元鼓敲得好，“锣鼓一响，黄金万两”，挣了不少钱。易青娥当然非胡三元能比，她有无数拥趸，每晚“搭红”高达数万元。她进入茶馆，有专业戏迷捧场，作为演员能获得职业尊重，另外她需要为智障儿子求医，还要供养老家的年迈双亲。
天长日久，秦腔进茶社有些变味。“忆秦娥也感到，这里的风气越来越坏。听说有的演员，唱完戏后就被老板领到酒店去了。在一些人眼里，唱茶园戏，甚至已成被老板包养的代名词了。”小说中，师父古存忠的侄子和跟班，后来成为煤老板的刘四团为引诱她，一晚抛出3万条“搭红”和100万元现金，易青娥断然拒绝，再未踏足茶社。“正经唱戏，挣钱越来越困难。她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她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
后来经济形势逐渐严峻，刘四团逃跑了，象征着秦腔茶社衰落。现实中，主要原因则包括观众审美水平普遍提高及经济转型。“观众已不仅仅满足于你嗓子不错，能唱两口，他要知道这个戏想告诉他什么。”杨云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茶园戏衰落，一是表演缺乏核心价值观，另外是反腐，土豪无法再借这个场合摆阔并结交一些有权势的官员了。”
“你知道吗，要命呢！”
2004年，全国文艺院团改革，西安成为四个试点城市之一，戏曲产业化不可逆转。
西安两所百年老社——易俗社和三意社，与尚友社、五一剧团合并为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两社牌子保留，主管单位变为曲江新区。省内几乎所有市县剧团都完成转企改制，唯独省戏曲研究院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
杨云峰认为，改革虽然催生不少民间演出班社，激活了基层演出市场，但“30/50”的一刀切政策（注：指工龄超过30年，年龄超过50岁的演职员工提前退休，保留事业编制），导致一大批年富力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中年演职人员离开舞台，甚至流向茶社。他很难想象：“没有这些优秀演员支撑，秦腔表演团体将来如何走向市场？”
“你知道吗，要命呢！两个社体制内的就回家了100人，全是正能演戏的时候，全部四个团退了300人。”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雍涛回忆，“过去还有一批所谓临时工，这样勉强戏还能排，还能演。”同时，剧本革新也是难题，传统剧目亟须“经典化提升”，票房和口碑兼具的现代戏更是凤毛麟角。
“不管怎么改，得出人出戏，艺术上不断滑坡，后续没有人才，这行业就麻烦了。”雍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剧院与西安市艺术学校合作招收了120人的学员班，小学生毕业即可报名，“六年里管吃、管住、管服装、管学费，练功服都管，零负担，只要符合条件，我们严格考试，进来只管学习就行了。”剧院改制后开始推行年薪制，工资绩效六四开，“只要大家按照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演出，完成排练，基本上都发满。”
小说中，易青娥经历了两段一波三折的婚姻，儿子不幸夭亡。进入暮年的她向佛教寻求心灵安慰，对熙攘世事越发平静。打破平静的还是秦腔。易青娥的精神导师秦八娃，竟然为她的养女宋雨量身定做剧本，悉心培养，使现代戏《梨花雨》”炸锅”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她曾经的光环移位了，宋雨成为新一代秦腔名伶——“小忆秦娥”。老“忆秦娥”百感交集，莫名失落。
“小忆秦娥”走红象征秦腔新生力量崛起。现实中，陈彦亲手打造了小梅花秦腔团。为了这120个孩子的首演，他将传统经典《杨门女将》改编为青春版秦腔历史剧，大获成功，至今演出三百余场，获得了上海白玉兰集体奖、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站得更高”奖等多个奖项。
“有秦音在，秦腔就不会消亡”
对秦腔的未来，《主角》给予了充分的善意。
结尾处，身心俱疲的易青娥回到家乡九岩沟，舅舅胡三元安慰她：“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乱钻，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口。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作为流行于西北五省区的大剧种，秦腔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面临“消亡”危机，很多老戏排完了，新戏又没跟上来。有人画漫画说，秦腔有“三老”，老剧本、老观众、老演员，不灭亡才怪。
40年过去，秦腔未倒。“有秦音在，秦腔就不会消亡。”学者杨云峰说。在当代农村，戏曲文化仍是诸多村民获取历史、法律、人伦常识，从而建立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重要手段。
“很多人过去根本不爱看，听见就烦，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想看戏了。”雍涛认为，除了乡音，秦腔戏和观众年龄、人生阅历存在微妙关系。
“地方戏曲之所以赓续发展，最重要的推手依然来自民间。”陈彦说，过去大户人家的班社，随东家潮起潮落而消亡流散，唯有以市场为主导的班社，甚至有存活百年以上者，数代艺人以流派、弟子、姻亲关系传承不衰。
经过两年持续普查和数据复核，2017年12月26日，文化部发布最新的地方戏曲剧种统计结果：全国目前共有348个剧种。文化部2013年的数据则显示，1983年全国共有374个剧种，到2012年减少到286个，30年内地方戏曲剧种减少88个，平均每年有近3个剧种消亡。
陕西省1983年有36个剧种，本世纪初一度萎缩到只有13个，本次普查又增长到26个。数据证明了相关政策的显著作用。杨云峰的调查显示，尽管生存能力微弱，老腔、线戏、端公戏等小剧种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但是“一些剧团仅仅名义上存在，基本上丧失了生存能力”。
“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戏曲必然会在大规模城镇化过程‘遭此一击’。”陈彦认为，“博物馆式保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可如果完全割断市场联系，进行“抱养”甚至“全包养”，对地方戏曲艺术生态未必有好处。
“唱戏是愉人，唱戏更是布道，是修行。”《人民文学》杂志称《主角》是一部“富含营养”的小说，它写梨园春秋，却不困囿于励志故事，人生百态背后是社会变迁和秦腔兴衰，陈彦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多少代人，可能都没有文化教育机会，但并不影响他们知道‘前朝后代’，懂得‘礼义廉耻’。这都拜戏曲所赐。”
长篇小说《主角》封面（作家出版社供图）
来源:戏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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