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忠：中国梦着眼人类共识表达中国意志
两会期间，关于中国梦的讨论再次升温，很多代表、委员纷纷通过媒体与网友分享他们的中国梦。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向全国人大报告政府工作，号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更是在100分钟里赢得50次掌声！“中国梦”在凝聚国内共识，增强国际话语权方面有哪些作用？中国梦对党的理论创新有什么影响？就此，光明网记者约请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长忠回答了这些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
自从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之后，不论是在凝聚国内共识上，还是在增强国际话语权上，“中国梦”提法都起到了很好效果。任何措施的有效性获得，都不是偶然与凭空的，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中国梦”之所以会有如此效果，从整体来看，“中国梦”提出契合我国意识形态建构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从具体来看，“中国梦”提出符合新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国梦”提出，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自身文明发展的文明体。曾经，我们创造过非凡的古典文明，从而使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整体上处于繁荣昌盛状态。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开始对中国冲击，随之古典文明开始崩溃，作为古典文明承载体的中华民族也由此走向衰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努力，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也因此开启了通过植入现代文明以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一使命，并以党建立国家与推动社会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
现代化对组织化内在诉求与中国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状况之间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来建构社会与组织社会，其中党的组织体系成为建构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党的组织逻辑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建构逻辑。在这样情况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统合了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所谓“一元即一体”，不论是在组织形态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家与社会的自主性都尚未获得充分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虽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化基础，却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中共中央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在政治上实施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实施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系统得以发展，由此也导致国家主体性开始生成。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由此也导致社会主体性开始生成。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党的理论上也开始着手进行探索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标志着党的政治纲领创新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发展了最高纲领内涵及其实现路径，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最低纲领，四是创新了从最低纲领走向最高纲领的道路与机制。“三个代表”提出意味着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推动自身创新的举措，标志着党的组织纲领的创新与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标志着党找到了从政治纲领有效落实到政策的机制。不过，上述三个方面创新实际上都是局限在政党自身意识形态创新范围内。由于第一阶段改革主要是由党组织推动，国家与社会力量相对来说还处于生成阶段，参与力度和作用发挥都较少，因此，党组织自身意识形态创新就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特别是网络社会生成，在社会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倾向也越发严重。虽然，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但是，它也只能是一元的。一元的政党意识形态与多元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冲突就不断加剧。为此，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命题就被提出，以达到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实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凝聚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统一的目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践行“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被提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判断：一是“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其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二是“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发展从局限于政党意识形态创新向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方向发展；三是“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标志着现代文明整体性地在中国基本建立的意识形态的反映。
“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从不同维度和逻辑建构国家意识形态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与途径，“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维度与不同逻辑上对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环节与内容进行建构，但是，二者之间又形成相互呼应与有机统一的结构。“中国梦”主要是从宽化维度，以聚合方式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建构，以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从窄化维度，以生发方式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建构，以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这里重点对“中国梦”凝聚国内共识的机理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是在意识形态结构上，“中国梦”是以建构国家意识形态为重点而展开的对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之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是以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替代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中国梦”考虑的是通过将政党、国家和社会三方面意识形态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推动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
二是在意识形态建构方式上，“中国梦”是通过聚合与凝聚方式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建构。之前意识形态建设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灌输，即将党的意识形态配置到国家与社会之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国家的梦，也是每位中国人的梦。因此，“中国梦”是通过聚合方式将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追求凝聚起来，一方面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二是国家与社会凝聚与秩序也有了群众与个体的基础。
三是在意识形态建构时间跨度上，“中国梦”是通过对民族复兴角度来强调，而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历史的。历史大跨度叙述，一方面可以让人们对共同起源、文明与文化产生认同，另一方面可以将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要素进行创造性利用。同时，还可以对海内外的中国人进行整合与凝聚，特别是对两岸关系处理上有了更多资源可用。
四是在意识形态建构手段上，“中国梦”强调民族复兴，并以此为目标设定，这种目标是状态性目标，一方面可以给人以奋斗动力，另一方面即使实现了，依然还会作为激励和鞭策要素。因此，“中国梦”不仅是一种整合机制，而且还是一种激励机制。
五是在意识形态建构目的上，“中国梦”实际上是建构了国家意识，并使这一国家意识成为将多元社会意识铸造为一体，从而为国家意识形态整个建构提供了外在模子。从历史作用来看，“中国梦”提出既是一百多年来民族国家意识生成的逻辑延续，同时也是民族国家意识最后完成的标志。
“中国梦”将中国自身文明内涵通过国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日益提升，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实现对世界引领以及与国际进行对话，这里涉及到理论说服力与话语主导权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梦”提出实际上，已经在国际话语主导权方面做出了探索。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如果究其根本经验和机理的话，我们认为，“中国梦”成功之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着眼人类共识以表达中国意志”。具体机理如下：
一是着眼人类共识以表达中国意志。人人都有梦，有梦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来。对未来，人人可以憧憬，不仅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不仅是小的群体，也可以是大的民族。不仅是民族，也可以是整个人类。因此，许多国家都提出自己国家的梦，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梦”。由于用梦来对未来憧憬以激励与凝聚人民，是各个国家共识，而对梦的具体含义与价值起点可以由不同国家与民族自己定义，只要是有利于本国，无害于世界，这是一种自由。因此，“中国梦”提出也同样符合上述逻辑与机理。因此，很快就获得了国际的认同。
二是去意识形态化以实现文明交流。在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被意识形态所建立的“铁幕”所隔开，彼此之间无法沟通，世界文明以及东西方之间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文明也无法交流。在历史等因素作用下，对中国，西方世界至今还是带有加强冷战时期形成的态度，如何在新的时期突破“冷战”后遗症，并使我们能够在民族复兴之后获得对世界的主导权以及实现文明交流，就需要在话语上进行创新。“中国梦”实际上就是着眼人类共识，以去意识形态化方式，实现话语创新，从而为文明交流与实现主导奠定基础。
三是实现文明交流以彰显主体意志。如果我们无法参与文明交流，我们的实践就无法转化为人类共同经验。同时，如果我们的话语无法得到人们理解与认同，我们就无法使我们的意志得到更多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与接受。这是时代命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的任务。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梦”提出实际上，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梦”将中国自身文明内涵通过国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已经开始彰显我们的意志。
“中国梦”开启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维度和新机制
“中国梦”提出不仅自身对党的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开启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新维度和新机制。
“中国梦”提出，是响应我国政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新的意识形态方式与内容的需求而产生的，其提出本身就具有创新性意义。这方面内容再上述三点中已经做了详细阐述，这里主要对其推动理论创新的新维度与新机制中重点做一点说明。
从“中国梦”提出来看，特别是其对外话语权获得的机理来看，我们认为下一步，在党的理论创新上，应该对那些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实践问题上升到最基本原理高度来分析与把握，这样我们的经验就可以达到了解释，反过来，我们用基于我们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来对西方经验进行解释，从而最终发展处既可以解释中国也可以解释西方的现代政治与经济等理论，这样我们才最终在基本理论上获得了话语权，或者说我们才能获得理论解释权。这方面工作要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光明网记者 蒋正翔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