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随想录》　提倡讲真话

思想巴金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早还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

巴金从遥远而古旧、混乱又充满希望的1904年走来，中国现当代史上最悲的悲剧、最长的悲剧，他都亲眼目睹过、亲身受害过、亲自忏悔过，“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梦醒后，巴金的晚年，一直在为“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目标而努力。

因为有巴金，我们并不怯懦。巴金曾经说:“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这是基于对自身的内省、反思，乃至忏悔，才有如此深重的痛苦。但对于精神贫弱的中国来讲，巴金的在，是我们精神的慰藉，是精神叛逆的盾牌，是刺痛知识分子的矛戟；巴金的去，必将为这个贫贱而困乏的时代增添新的创伤与剧痛。

1949年以前的巴金，用文学的方式对人性、对制度提出了拷问，并因此备受内心的折磨。而1978年以后的巴金，是作为极为重要的中国思想家而被世人尊敬的巴金。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提醒国人千万要牢记:忏悔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不断上演各种历史悲剧。1978年以后的巴金，从“掘墓人”的精神迷梦中醒来，意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拷问、审判他人的权利，唯有自己对自己的灵魂审判、精神反省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有意义的。自我的救赎意识与自我的拷问勇气，是晚年巴金留给当代中国最大的精神财富与精神动力，当然，忏悔也使巴金完成了由文学家到思想家的内在的、自在的转换与升华。

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是从1978年12月开始动笔，随之，开始了对自己长久的身心折磨。面对历史悲剧，有的人选择永久沉默，有的人无法死而复生，像巴金这样，肯为心灵负债、还债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巴金经历过了那么多厚重而苦难的历史，以“文革”给他身心造成的创伤最重，也许正因为此，才有《随想录》等作品的深刻反思，他关于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提议更是震动中国思想界。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最卓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巴金是当代中国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第一人。

巴金，他经历了所有的中国式苦难与欢欣，他看清了中国悲剧的根源所在，他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值得尊敬的活着的方式。晚年的巴金，留下了《随想录》、《再思录》等杰出的思想结晶，为当代中国刻下了最为丰美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巴金走了，我们失去了一颗珍贵而不可复得的历史良心、社会良心、思想良心。惟有传承他诚实、勇敢、坚强的品质，惟有记住他永远的、众所周知的“痛”与“梦”，惟有“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才有可能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才有可能增添我们继续生存的勇气——这也是我们怀念他的最好方式。

胡传吉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8年。写完这部全长42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回归曾经的思想轨道

2003年12月上旬，近13万字的《再思录》(增补本)出版，该书搜集了巴金《随想录》之后十多年的重要创作，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金思想历程的记录。

《再思录》(增补本)里，收入了非常重要的几篇巴金怀念老友的文章，比如说，《怀念曹禺》、《怀念振铎》，其中《怀念振铎》属于未完篇，是根据手稿首次收入集子；另外一部分内容，就是巴老为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每卷所写的代跋，还有一篇《告别读者》。这十篇代跋回顾了他从事翻译的历程，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历程进行了一次清理。

《再思录》还包括巴金怀念从前的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巴金说，他们在他的成长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这在以前是不大说的；早年的信仰，一直是他忌讳的，现在他明确地说了出来，似乎正在逐渐地开始整理自己的内心、回归青年时代的思想轨道。

另外，《再思录》延续了巴金对“文革”的反思话题，只是这种话题不再通过具体事例来反思，而是越来越抽象。“文革”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且是一种人类的伤痛，是人性的大检验，是人类社会某种特殊状态的预示。他没有强求大家反思，而是首先从自己剖析，他一直在进行道德自问:我没有讲真话，我对不起朋友……

周立民

巴金晚年有两个心愿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患帕金森氏病著文靠口述

完成《随想录》150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90岁(1994年)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也使他行动受到影响，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近1000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之后，巴金过了90岁生日，开始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对方泪水盈眶。

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

“一个老人”捐款赈灾

1999年以前，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发生洪、涝或地震的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的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连1998年4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同时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实现了，后者落空了。但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观看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在上图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说，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汽车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停车后，从车内出来，坐上轮椅。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冰心、萧乾辞世巴老不知

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等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才打发过去了。

摘自《巴金传》2003年12月重版本

追思巴金

“他一辈子都为改变人类命运而奋斗”

我当然希望巴老能再长寿点，但对他本人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活到今天，他已经是人瑞了，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巴老的《寒夜》是炉火纯青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有一席之地。但是萧乾认为，《随想录》更了不起，比《家春秋》还要了不起，《家春秋》只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这一点很多现代文学作品都做到了，《随想录》还要更高！

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之后成就最高的是巴金了。巴老一辈子都为改变人类命运而奋斗，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低，一辈子都只拿稿费，没有太多的需求。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萧乾的夫人，巴金的朋友)

“他总是强调讲真话，强调反思”

巴老总是强调说真话，强调反思，尤其是他晚年在《随想录》谈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其最伟大之处。对我而言，感触最深的还是他对年轻人的帮助与提携。

在与巴老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写作的执着。一直到90岁他还在写作，他的一生都和写作联系在一起。

巴金的去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创的现代文学伟大传统的确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传统”。很长一段时间内，巴金是我们与这个文学传统一个活生生的联系。巴金的逝世，宣告的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真正反思的机会。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

“他总是关心写作本身”

尽管巴老活了102岁，但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仍然很悲痛。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重大损失。我和巴老的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每年逢年过节以及他外出疗养的时候，我总会去看望他。他见到我一向是问“写些啥子”，总是关心写作本身。有时我也会给他讲当今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或是一些花絮事，他便说“要团结”，担心我把精力放在写作之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陈樱 田志凌 黄兆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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