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七勇士之徐虹的自述：航天“网红”话使命 1

当年创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1961年，我正读高一，成绩还不错。我父亲是个老红军，父亲考虑国家需要，想让我去当兵。当时我个人的想法是准备考大学。但父母非要让我锻炼，母亲亲自把我送上车。就这样，我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建起来的。当时有句话：“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无人烟，风吹石头跑”。这是现在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到单位那年，正值3年自然灾害，部队吃饭都非常困难，机关每人每月定量供应38斤粮食，部队是45斤，没有菜，但这其实也往往保证不了。为了填饱肚子，大家打沙枣，后来这些也没有了，就把骆驼刺、甘草叶子碾碎了，掺在粮食里吃，有将近一半的人，包括许多专家都得了浮肿病、夜盲症。

后来，聂帅向各大军区的老部下打电话化缘，调拨了一批“科技菜”“科技豆”“科技肉”，但数量也很有限，许多菜在路上就坏掉了，碗口粗的大萝卜，到单位就只能剩下个小萝卜芯。当时，每人每天的副食品就是1小勺黄豆或者干菜，要么是一罐盐水。蔬菜、咸菜那是很珍贵的奢侈品。在当时东风1号任务成功以后，中队专门组织大家出去挖沙葱和野韭菜，回来拌了一盆，这就算是庆功宴的主菜了。

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怎么办？周总理指示“科研试验+大寨”，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我们这批兵到单位3天后，就拉到一个叫12号的地方，筑干打垒、修水库。当时的条件不像现在，没多少工程机械，更没有防护装备，全靠手刨肩扛，一些同志都带伤工作。更要命的是缺水。当时规定，每人每天定量半盆水，吃也是它，用也是它，喝都要节约，更别说洗漱，所有人的军装上都是一圈一圈的汗渍，大部分人半年洗不上澡。这样的生活，刚开始确实不适应，不少新兵受不了。

但那些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老党员、老兵真的不一样，一个个嗷嗷叫、往前冲！搬石头总挑个头大的搬，扛麻袋总挑分量重的扛，抬土方总要给新兵让一截子杠头。哪里危险、哪里任务重，哪里就有他们！这些人的精气神里透着那么一股子让人信、让人服的力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指导员。他是朝鲜战场上负过伤的老兵，身体一直不好。那年冬天，部队给每个人只发了一套军棉衣，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戈壁滩，冷风从裤脚袖口钻进来，人一下子就冻透了。单位领导为解决大家保暖的问题，专门从上海协调了一批绒衣，但数量很有限，一个中队一百多号人只有12套。怎么分？老指导员提出“三不分”原则：党员不分、干部不分、班长骨干不分，只给新兵和身体弱的同志分。最后，12套绒衣拆成12件上衣、12件裤子，分给了24名新兵。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心里感觉暖暖的，再苦再累，都值了！

参试官兵在试验阵地上表决心

有人问：是什么样的力量在飞沙走石的戈壁大漠建起了尖端试验场？当时单位党委提出的一句口号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死就死在戈壁滩，埋就埋在青山头”！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就是以这种决心、这种勇气创造了人间奇迹。

二、 “两弹结合”试验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1966年，在我到部队的第5个年头，中央决定在基地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也就是后来讲的“两弹结合”试验。当时毛主席批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周总理批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次试验是空前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国防科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就是从这次任务提出来的。

那几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所有对我国技术援助，美国人更是对我们完全封锁。有一次，基地急需光学遥测设备的自动跟踪部件，但这项技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偏偏不卖给中国！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随时会被人家卡脖子！当时基地上下，从专家到士兵，都憋着一股劲，要打“争气弹”，让中国人的腰杆子硬起来！经过研究，上级把发射任务交给了我们发射二中队。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是组织对我们的最大信任。

“七勇士”在地下控制室内认真操作

我那时是中队里的技术尖子，一直担任控制台操作手，理所当然将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执行导弹核武器发射任务。任务准备开始后，颜振清受第1试验部领导委托，代表任务指挥部召集我和张其彬、佟连捷、刘启泉谈话。当时，我也十分清楚，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意味着离核导弹不足160米，意味着任务时所有人都可以撤离我们不能撤离，意味着一旦出事，基本没有生还可能。所以，当领导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时，我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是党员，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追认我为党员，我的全部津贴就是我的党费……”。这是我对组织唯一的要求。为什么提这个要求呢？因为在我心里，共产党员本身就是个光荣称号、崇高荣誉，成为一名党员是我的追求，也是希望组织给我的最大肯定。

两弹结合试验地下控制室

其实，我们定位在地下控制室的七个人都有牺牲准备。第1试验部政委高震亚是我们几个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工干部。本来没有给他定位，是他主动申请到地下控制室，担任阵地临时党支部书记，和我们在一起。高震亚的家就在基地，但他不能把执行任务的事告诉家里，只能借回家的机会分十几次安排了后事。

任务当天，进行原子弹弹头和导弹对接时，除了发射测试人员，其他人都疏散撤离了。这个时候，聂帅和钱老、二机部副部长李觉、李福泽司令、栗再山政委还在场区，坚持不撤离，就站在核弹头下面，看着我们完成核弹头与导弹对接，给我们打气。当时操作手是三班长田现坤，作业空间不足60公分，为了方便操作，他把皮工作服、手套全部脱掉，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只穿一件绒衣钻进去清理、检查、连接电路，坚持1个小时左右把任务完成。下来后，聂帅紧紧握住他的手，并亲自把皮衣给他披在身上。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任务当天怕不怕？我当时确实没感到害怕，首先是对我们的技术很有信心，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很有底气，况且元帅和大专家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两弹结合”七勇士

任务40分钟准备，高震亚下到地下控制室给我们作最后动员，他讲道：“发射两弹，一要不怕苦，二要不怕死，就是出了天大的事，也要顶得住，我们一定团结在一起，一定要争取胜利！”后来他拿出国防科工委首长赠送的毛主席像章，给每个人戴上，大家面对毛主席像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切都已经就位的时候，地下控制室里出现了个小意外——李福泽司令到我们那检查，“赖”着不走了。后来高震亚对李司令说：“司令要留下也可以，请向聂帅电话请示，聂帅同意就留下。”李司令也不敢给聂帅打电话，只能回敖包山指挥所。

9时00秒，王世成下达“点火”口令，佟连捷按下发射按钮，核导弹从场坪起飞。9分多钟后，传来消息，核弹头在靶心上空爆炸，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任务成功后，毛主席高兴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

三、为什么我40年都没有说当年的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40年隐姓埋名？原因有两点：

一个是，“不说”是组织的要求，是部队领导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

二是，我觉得当年那些事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是当兵的义务、是当兵的责任，没什么值得宣传的，能够参与这项任务就已经很知足了。

任务成功后，组织上确实给我立了二等功，但由于保密，只给了个证书，没有写立功原因。回到地方后，当时有二等功的人不多，人家说你一个战士凭什么立二等功？我没法回答。后来安排在郑州灯泡厂工作，做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我还是坚持“要干就好好干”“要干就干好”的原则，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二等功，而感到不平衡。

40年后的2006年，单位在《大河报》上登了个寻人启事，报社的人马上找我求证，亲戚朋友们也问是不是我。最初还害怕是不是骗人的？后来单位给我打了电话，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在找我，这个任务真的解密了。最让我欣慰的是，年迈的老父亲当着单位和报社同志的面，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很难得。其实，现在我们的航天人、科技工作者做的事情和我们当年也差不多，大家干的都是惊天动地事，做的都是隐姓埋名人，计的都是国家利，留的都是集体名，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你们都是国家的英雄！

一日航天兵、终生航天人

我们航天人的心永远和航天在一起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