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这年１０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１０月１９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１６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２８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３１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９月３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１２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