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泪：维和英雄杨树朋远去 军嫂有话还没说……
“我心痛，我悲伤，我骄傲！千言万语难解我对你的思念，难解全家人对你的挂念，你让我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是7月14日，在南苏丹维和的中国士兵杨树朋牺牲后的第四天，他的妻子邹丽娜在给部队的信中对丈夫说出的话。而四天前，在刚刚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时，部队指导员在微信中说要去看望她和家人，她的回复简洁而明理，她说：“不用了，你们那也很忙，我会照顾好家里人的，放心。我们等着把杨树朋接回家。替我向受伤的战友们问好。”
前些天的冷静理智；几天后的情感喷薄。不同的话语，出自同一个人，一名坚强的军嫂,也是一位痛心的妻子。
“树朋没了”她说了三遍仍不信
短短的一条微信，让英雄的战友知道了军嫂的深明大义，然而，痛失挚爱的心情又岂是一条微信能够表达。在杨树朋牺牲后的一周里，记者几次来到位于莱芜市钢城区八大庄村杨树朋的家，同他的妻子邹丽娜一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邹丽娜说，结婚这些年，她几乎没说过甜言蜜语，她不习惯。与丈夫认识10年来，靠电话联络的3000个日子里，甜言蜜语都是丈夫来说，而她，喜欢把更多的爱放到行动中表达。这一次，她说，那些曾让她甜到心里的话，再也没人对她说，而那些尚未说出口的话，也没机会再说了。
7月10日下午1点多，杨树朋的父亲杨洪成接到部队打来的电话，说杨树朋受了重伤，目前正在抢救。跟杨洪成在一个单位上班的邹丽娜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受了重伤？哪个地方受了伤？多严重的伤？还能不能好？装甲车被袭？树朋经常说在装甲车里特别安全，子弹打不穿，而且还穿着防弹衣，怎么会出事呢？”一连串的问号让她无心工作，心里揪成了一团。
她忍不住给部队指导员发微信，询问丈夫的情况，“指导员在吗？我家杨树朋咋样了？”没有回音。
此刻，对丈夫的担心让她疯狂地开始从网上搜索消息，心里的那一团越揪越紧。
4点多，一个同学发微信问她“你老公是不是叫杨树朋？”“是啊。”“我给你发个东西你看一下。”邹丽娜预感不妙。
果然，打开链接，丈夫的头像跟抢救无效牺牲的字样刺进眼睛里，“嗡”的一声，世界黑了。
她请了假，叫上公公，说：“爸，咱回家说点事。”
她对记者说：“我怕在单位再多呆一会儿，就撑不住了。” 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到了家，儿子在幼儿园还没放学，她第一次说出“树朋没了”，对着自己的公婆。屋里静默了几秒，婆婆最先大声嚎哭，他们崩溃了。此时，邹丽娜的父母也从网上看到了消息，赶紧打来电话确认，邹丽娜第二次说出“是，树朋没了”，又一家人崩溃了。
以往都是去幼儿园接儿子，今天，她实在没法去了，公公婆婆也都已经哭得站不起来，只好让儿子坐校车回来，她到车站等着。
儿子杨一鸣早就知道爸爸去外国维和了，杨树朋和邹丽娜曾经费了一些工夫让他明白维和是什么：要执行任务，要打枪，也要躲炮弹，很危险的。见到儿子，邹丽娜说：
“你爸爸牺牲了。”
“牺牲是什么？”
“就是……死了，没了。”
“死了是什么？是到土里去了吗？”
“对，到土里去了。”
邹丽娜第三次亲口说出丈夫去世，可她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去消化这件事，更别说只有5岁半的杨一鸣了。他根本不知道到爸爸“到土里去了”意味着什么，回到家，看到爷爷奶奶都在哭，觉得跟往常很不一样，他也哭了一会儿。
听着飞机飞过，她三晚没有合眼
虽然丈夫本来就不常陪在身边，但这一次，他永远不会回来了。虽然新闻里早已证实，但邹丽娜自己仍然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她依然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丈夫能像以往一样，健步如飞，满脸堆笑，进门就喊：我回来啦！
第一个晚上，除了儿子，没人吃饭。把儿子哄睡了，她躺在床上，看看照片，翻翻聊天记录，回忆着从前，丈夫的音容笑貌全都涌到眼前。她咬着牙憋住声音，黑暗中，眼泪再次决堤。
11点29分，指导员的微信来了，只有五个字，“嫂子，对不起！”邹丽娜盯着这五个字，没有动手回复。眼前依然是丈夫的样子，她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需要说对不起的。
“早就有过心理准备，知道维和是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但树朋总跟我说他很安全，叫我放心，他一直是个叫我放心的人啊。这次他很不幸牺牲了，是他骗了我。除了他，谁也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邹丽娜对我们说。她在怨，怨丈夫没能遵守承诺，没能保护自己安全回来。她也在念，念那个日思夜想的丈夫，能奇迹般地出现，仿佛只是又一次跟她开了个玩笑。
指导员又来微信说打算跟几个战友一起去家里探望，她回了那条微信，说不必来，只想去接树朋回家，还向其他受伤的战友问好。她告诉我们：“我心里有千言万语，但心里的痛说不出来，当时只想到那些话，就那样回了。其实说再多有什么用呢，树朋没了。”一阵呜咽……
丈夫离开后的第一夜，她没有合眼，脑子里一直有飞机飞过天空的声音。每一次听着飞机飞到屋顶上头，她就在心里问一遍：“树朋，你回来了？”问着问着，天亮了。
第二夜，飞机又飞了一夜。
第三夜，也是如此。
三个家庭的重担，她要一个人扛起
可能是受军人家庭的影响，邹丽娜向来不爱表达，克制隐忍。她的父亲是复原军人，弟弟也当过兵，她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到怎么做好一个军嫂：就是能自己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能自己承担的痛苦尽量不跟丈夫说。
初识那年，两人都23岁，部队有要求，过了25岁才能递交结婚申请，邹丽娜默默地等了两年。杨树朋不在家的日子，她隔几天就到杨家看望准公婆，帮忙做家务。有了邹丽娜，杨树朋对家里的大小事都很放心。
结婚时，杨树朋只有20天假，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所有东西都是邹丽娜置备好的，只等杨树朋来娶她过门。“因为我知道他没时间，其实选择他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会这样，所以没觉得多委屈。”
儿子出生时，依然是20天假，匆匆陪了几天，邹丽娜又把他打发回了部队，“快回去吧，别担心了，家里有我”。
“家里有我”，这是邹丽娜对杨树朋说过最多的话，也是她对丈夫感情最强烈的表达，更是让杨树朋在外心安的魔咒。
嘴上不叫丈夫想家，可每次跟丈夫在一起的时间都觉得不够多，每次丈夫要回部队，两人都难舍难分。邹丽娜总是坚持亲自把丈夫送上火车，亲眼看着他离开直到看不见了为止。看着别人的军人丈夫复员回来陪在老婆孩子身边，她也很羡慕，但是每当杨树朋在电话里表达想复原的想法，她都会说：“知道你打心里喜欢当兵，你只要想继续留在部队，就不要考虑我。家里有我，你放心当你的兵就是。”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想说的话都放在心里。
如今，丈夫不在了，双方的老人，5岁半的儿子，都要她一个人操心。虽然，两家还各有一个当兵复员在家的弟弟，但都没有正式工作，没人能帮到她。
“树朋走了，但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像他一样优秀的人，送他去当兵，沿着他爸爸走过的路走下去，完成他生前的愿望。我要把老人照顾好，他在那边也知道，家里有我，安心。”
她说，与丈夫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就能接到部队打来的电话。没有特殊情况的话，电话一天一通。但是，她几乎从没对丈夫说过什么甜言蜜语，“那样的话都是杨树朋说，他动不动会说一句‘老婆，我想你了’，我就说‘想什么想啊，你好好在部队干吧’，我不希望他把心思过多的放在家里，影响他在部队的表现。儿女情长真不是我的风格。”
杨树朋走了，她说，“想说也再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