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五岁前“不声不响” 不会说话
王守仁原名王云。
很难想象一个书香门第会用如此平淡无奇的字眼为孩子取名，但“云”字虽然普通，来历却不凡。
首先，郑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这个孩子，虽然现代医学知识会使我们强烈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古人非但只会觉得灵异，甚至认为十四个月的孕期意义非凡：尧，儒家圣王谱系里的第一人，就是经过十四个月的孕期才诞生下来拯救世界的；汉昭帝也是经十四个月的孕期而生，父亲汉武帝欣喜异常，将产房的门额题为“尧母门”。
其次，王云出生当天，祖母岑氏梦见天上有仪仗队吹吹打打而来，后面有天神怀抱一名婴儿乘云飞至，将婴儿交给了自己。岑氏惊醒，恰恰听到小孙儿出生时啼哭。祖父王伦因着这个缘故，便给这孩子取名为“云”，乡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将王云降生的那座小楼称为瑞云楼。
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坊间传闻，无论钱德洪编撰的《王文成公年谱》、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还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一例像煞有介事地将这段传奇记录在案。
钱德洪、黄绾都是王阳明的高足，前者是阳明心学最重要的传人之一，后者是王守仁的好友、门人兼儿女亲家，晚年转变为阳明心学的批判者；湛若水则是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皆能与王阳明齐名比肩的思想大师，三人的学养与见识自非愚夫愚妇可比。
那么，本着对先贤大哲们的虔敬之心，我们也许不该对王阳明灵异的降生事件抱有任何一丝怀疑。
王阳明，这时候应该称他为王云，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在“不声不响”中长到了五岁。孩子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如果在今天，父母早就带着他去求医问药了。但小王云的症状显然不是脑部CT之类的现代医疗手段能够检测出来的——某天他和小伙伴们在户外嬉戏的时候，引起了一位过路道人的注意，道人感慨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祖父王伦恍然大悟，原来孙儿的名字泄露了天机，所以才受到口不能言的天罚。王伦连忙为孙儿改名，选了“守仁”二字，“痼疾”果然不药而自愈。为便利计，本书此后便以“王守仁”一名来称呼传主了。
如果“天机”一事属实的话，那么本着这个逻辑，既然“云”的秘密已经泄露到天下皆知，连我这个数百年之后的作传者都知之甚详的地步，王守仁一生所遭遇的各种偃蹇坎坷自然都是上天施加的惩罚了。
在获得语言能力之后，王守仁很快便语出惊人，诵读自己从未学过的文章。祖父大惊，仔细询问之下才知道，是自己平日读书时被这个天才小孙儿默记在心了。这个从未出生时便被上天眷顾的孩子，越来越显示出非凡的特质。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岁在辛丑，王华状元及第，王氏家族的运势至此而发生巨变。翌年，王华在京师立稳脚跟，以孝道为先，迎养父亲王伦。王伦带着年仅十一岁的王守仁一路北上，途经金山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
金山寺是镇江名胜，传说中“白娘子水漫金山”的所在。古代君子有“登高必赋”的传统，每登山临水，总会感怀赋诗。王伦兴致正高，奈何酒虽喝得多，诗却写不出。王守仁看在眼里，当即代祖父吟成一首七绝：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诗句想象奇特，境界壮阔，法度森严，有七分豪气、三分仙气。十一岁的孩子能写出这般手笔，何止令人惊异，真要相信背后有神仙相助了。也难怪席间有相面先生做出预言：“这孩子将来定会位极人臣，成就非凡功业。”
被惊呆的满堂宾客自不肯轻易放过这个神童，重新拟定《蔽月山房》的诗题。王守仁不假思索，随口便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虽然从诗艺上看，这首诗逊色于前作，但视角更见奇特，气魄更见雄浑，兼有李白的浪漫潇洒与苏轼的妙悟理趣。而且从诗体上看，第一首是七绝，第二首是七古，七绝需要雕琢音律，七古需要古拙磊落，小诗人就这样在近体与古体间轻松往来，简直有几分炫技的味道。
王伦祖孙抵达京师之后，王华便也像我们今天任何一位平凡的父亲一般，安排老人养老，安排孩子上学。王守仁虽然顺利入学，但他身上那种“豪迈不羁”的习气总是让父亲感到不安，只有旷达的祖父最理解他。
“豪迈不羁”这四个字是钱德洪《年谱》的原文，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到底还能怎么“豪迈不羁”，幸而黄绾《行状》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达：“性豪迈不羁，喜任侠。”
看来王守仁并不是一个会被老师和家长喜欢的乖孩子，至少不让长辈省心。其实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总会喜欢舞枪弄棒之类的游戏，一切和战争有关的事物都会令他们着迷，“喜任侠”实在再正常不过。
推测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于，王守仁十岁之前一直在家乡余姚生活，受祖父自然率性的气质感染，甫至京师，和自幼接受儒家礼教训练的高门大户的孩子们在一起，自然会显得有些粗野，我们不妨假想一个从希望小学里走出的天才少年突然转入了伊顿公学。普通家长在这种时候自然会操心孩子“适应”和“融入”的问题，王华的忧虑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
只是，倘若王华真的相信长子身上一直伴随着的异象与神迹的话，任何忧虑显然都嫌多余。果然紧接着，在王守仁身上又发生了一桩奇事。
那时他正在集市上玩耍，和一名卖雀儿的小贩起了争执，大约是在讨价还价吧。有一位相士看在眼里，当即买下了雀儿送给王守仁，又一路送他回到书馆。相士对塾师说：“这孩子将来会官至极品，创下非同寻常的功名。”随后相士为书馆的其他学生也相过了面，预言每个孩子将来的官运，后来竟一一应验。
这件奇事载于黄绾《行状》，但不是我们今天在《王阳明全集》里所看到的版本。生活时代略晚于王守仁的王世贞，明中叶文坛的一代宗师，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里细细辨析国史真伪，以上述《行状》故事参照钱德洪《年谱》的记载做过一番分析。
《年谱》将少年王守仁遇到相士的事情安排在长安街上。明代的长安街和今天所指略有不同，那时候天安门称为承天门，承天门外有大明门，左右各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左右两门之间的长街叫作长安街。王守仁和同学正走在长安街上，偶然被一名相士看出异状。相士叮嘱王守仁道：
“我送你几句话，你今后一定要记好：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王守仁当时毕竟年少，对这番话的理解拘泥在一个“圣”字上。自此之后，他在读书时常会“静坐凝思”。我们不晓得他究竟如何静坐，又如何凝思，也许他是在模仿道教修炼的吐纳功夫，也许是在沉思人生的重大问题，也许兼而有之。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小孩子为之静坐凝思的问题确实够宏大。
他问塾师：“什么才是第一等事？”
塾师答道：“当然是读书登第。”
王守仁不满意这个答案，迟疑着说：“登第恐怕算不得第一等事，真正的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圣贤。”
父亲王华听说了这段趣事之后不禁失笑，对儿子打趣道：“你想做圣贤吗？”
△ 清代焦秉贞绘《王阳明像》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母亲郑氏夫人去世，享年四十九岁，王守仁时年十三岁，《年谱》记载他“居丧哭泣甚哀”。儒家推崇孝道，所以这样的记载是有褒奖含义在的，而有“预表”色彩的是，将来王守仁排斥佛老二家，这一点发自天性的孝心正是最核心的根源。
两年之后，王守仁成长到重要的十五岁。这个年纪古人称之为“成童”，读书的孩子该从小学升入大学了（古代教育是小学到大学的两级制，没有今天中学这个阶段）。
尽管对于孔子而言，十五岁正是“志于学”的年纪，但普通人的十五岁正是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不难想见的是，早在十一岁初入京师便已经“豪迈不羁”、没少让父亲忧心的王守仁，到了十五岁只会变本加厉。
最吸引小男生的事情莫过于战争杀伐，这是天性使然，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倘若没有这种天性，人类应当早在残酷而原始的自然竞争中惨遭淘汰。只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原有的蕴含着生存优势的顽固天性开始让人大伤脑筋了。
十五岁的王守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而且当真“知行合一”，独自出游居庸关外，亲自查访各部“蛮夷”与大明帝国的边防守备实况，甚至“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在我们钦佩少年王守仁的勇敢与武功之余，必须辨析一个问题：古人的习武成本远较读书高，最重要的武术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各种武术套路，而是所谓骑射，即骑术、箭术以及骑马奔跑中的箭术。骑射功夫亦称弓马，“弓马娴熟”是赞扬一个人武艺高强的词语，至于今天被传为源远流长、神乎其技的各路拳术，现身之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骑射本领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的杀人技，却偏偏是汉人始终都不擅长的。
王守仁在居庸关外所遇到的“胡儿”“胡人”正是所谓马背上的民族，骑射为自幼所习，比呼吸还要自然，而汉人要想练好骑射，却实在难上加难。第一项难题是要养得起战马——当年王安石变法，有一项“保马法”饱受诟病，主要原因就是农户散养的马匹就算养得活，也只能拉车用，上不了战场。战马有专门的驯养方式，必须有足够的场地可以让它撒欢奔跑。
对游牧民族而言，这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而汉人作为农耕民族却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练习骑射，既需要专门的校场，更需要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原本孔子时代的教育，学科是所谓“六艺”，即射、御、礼、乐、书、数。前两项射和御大略就相当于后世的骑射，只不过孔子时代的“射”分为仪式与武艺两类，仪式之射只求准确，不求力量，《论语·八佾》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说的就是这一回事；武艺之射，一是以步兵姿态射箭，二是在奔驰的战车上射箭，后者略近于后来马背上的骑射。
这时候文武尚未分家，贵族们在朝则为文臣，出征即为武将，文武双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是儒家越是发展，越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学问，越发重文轻武起来，文与武终于分道扬镳，文臣能立武功遂变为令人惊异的事情。
文武双修、骑射与儒学并重的人物，最为今人熟悉的莫过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父亲明珠的督导下，纳兰性德在四五岁上便开始了严苛的骑射训练，少年时便参加康熙帝的围猎，以高强的单兵作战本领为基础深造协同作战的能力。
相形之下，少年王守仁能做到“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即便有过人的天赋，也必须有父亲的许可、家庭财力的支持以及自幼的勤学苦练才行。
少年王守仁驰骋沙场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梦里都不得安生。他梦到自己拜谒伏波将军庙，并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诗作虽然不佳，但作为梦中的作品，倒也不宜苛责。
伏波将军即东汉名将马援，他在暮年披甲南征，平定交趾之乱，功成之后立有两根铜柱作为汉帝国南疆的界标，铜柱上镌有“铜柱折，交趾灭”六字，大约是怕当地人损毁而为之的吧。
王守仁诗中所谓“铜柱”“六字”云云，所指就是这段掌故。少年王守仁能有这样的想法，半是缘于少年天性，半是缘于动荡的时局。外有蒙元残余势力不断侵犯北疆，内有各种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此时的王守仁当然不会有“同情农民起义”的革命觉悟，只觉得大丈夫应当如伏波将军马援一般，戡乱定国，马革裹尸。
多年之后，王守仁取得了人生最后的一场战功，即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归越途中路过梧州，当真拜谒了伏波将军庙。其时念及少年梦境，将万千感慨写入两篇七律，起首便是“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命运浮沉，若合符契。
而王守仁战胜之后的际遇偏偏也像极了马援，得到的是谗毁和冤屈。
本文节选自《王阳明：一切心法》，熊逸著，联合读创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