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新加坡学者:亚洲思潮的三大变化
镜鉴的话
街头政治、极端主义、GDP主义……这些影响世界的不安因素，给亚洲思潮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镜鉴（微信号：jingjianpd）约稿郑永年，为您透视亚洲思潮走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三大变化：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潮变化，概括地说，表现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和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的思潮。这里其实包括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政治化的过程，尽管很多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但很多人希望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一旦政治化往往导致激进化。泰国、柬埔寨、缅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连出现的政治激进化问题都有此类情况。实际上，这些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激进政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很多情况下，那只是一种幻想。在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实质更多的是资本问题。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资本需要好的生存环境。如果一个社会单纯强调分配，资本就很容易跑掉；但如果只强调资本，百姓就不满意。政府就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很可惜的是，本区域所有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一直被弱化，越来越没有能力来达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再者，亚洲区域的政治激进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也不一样。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但是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有妥协的。而亚洲则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不讲法制。一些地方的政治激进化以民主为名义，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亚洲，社会运动非要自己赢了才算数，才算民主。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香港的占中运动就是一个对比。泰国的政治民主运动最后也以军人政变收场，变成了轮回。
二是宗教激进化思潮的继续崛起。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中东，激进的宗教思潮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政治冲突。随着宗教激进思潮的崛起，这种局势有可能延伸到本区域。
三是对经济新自由主义模式反思的思潮。在亚洲，很多国家过去一直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影响比较大。日本过去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领导者，四小龙随后，但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来改革，很不成功。作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快走到尽头了。其他经济体，如香港、台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都出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导致和恶化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面临无穷的压力。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中国也已经认识到GDP主义有问题。GDP对经济是很重要，但要与社会需要相互平衡。
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是一种趋势
贫富悬殊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由资本启动的，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很多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了把握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劳动者只得到小头，资本得到大头，劳动者所得与资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大趋势。
现在出现的政治激进化，主要是反政府，而不是资本，因为政府没有流动性，但资本有流动性。其结果是，政府越弱，资本的权力就越大。资本、政府、社会三个权力需要均衡，现在处于失衡状态。所以每个国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也出现了对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对经济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较多，试图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经济思想层面，人们提出很多有效的建议，主要是要提升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管制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资本活动的能力。
西方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产生一个有效的强政府，来把这些思想转化成政策和制度实践。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众民主往往产生不了有效的政府。西方因此也开始从对经济的反思，转向对政治的反思。如美国学者福山过去一直认为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会取代所有“专制”政体。近年来福山深入反思西方民主为什么会导向无效政府。这种反思是一种趋势。实际上，把世界分成“民主”和“专制”本来就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任何社会如果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秩序。
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更可能成功
实践上，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近年来新加坡也面临和其他经济体类似的挑战，但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断寻找平衡资本和社会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的政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在保障基本社会公正和公平方面，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混合型企业制度。尽管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中国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一环。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国有企业，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中国和新加坡除了金融、财政杠杆之外，还有国企更为强有力的经济杠杆。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随着社会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潜在的优势。不过，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制度，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其社会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出来。
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借鉴西方的经验来塑造自己的模式。今天，如果要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继续放弃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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