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谢伟思延安谈话：错失的第一次中美交好机会
[摘要]《为中国蒙难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一书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传记，因为40年代与中共的近距离接触，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本书通过谢伟思的一生，展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
《为中国蒙难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琳 乔伊纳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本文摘自《为中国蒙难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作者：琳 乔伊纳，翻译：张大川，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几天后，中共为他们举行了正式欢迎晚宴。宴会上，谢伟思作为观察组唯一的文职人员、外交官，有幸坐在毛泽东的右边；包瑞德坐毛的左边，挨着朱德。毛泽东那时五十出头，是个健硕的湖南人，当过图书管理员。朱德是四川人，矮个子，性格火暴，川味浓重。自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共产党盟友时起，毛和朱两人就并肩战斗。
倘若在重庆，一个美国下级外交官和一个校级军官是不可能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和这等级别的高官齐肩同坐的。可在这儿，他们竟坐在延安最高领导人中间，要知道那些人手里掌控着拥有近九千万人口的辽阔领地。十七年来，中共一直是“不法之徒”；最近六年，国民党的封锁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谢伟思说：“到那里去一趟便是一种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很受欢迎的。他们想看到我们，就像我们想看到他们一样。”也许是观察组自己对这趟旅行的乐观态度，放大了他们在中共心目中的重要性。
席间，毛泽东问谢伟思，他参加观察组是否说明美国打算设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认为设一个永久性的美国外交机构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防止抗战刚一胜利，国共两派撕破脸打架 “那个时候国民党很可能要打”。而后，他向谢伟思询问“土 鲁 门”的情况。美国外交官愣了一下，知道湖南口音很重的毛主席想打听一下民主党新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哈里 杜鲁门如何。谢伟思说：“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让他们感到震惊，其实那时候，我们都很震惊。”共产党担心华莱士被搞下去，因为他为“迪克西使团”的事出了不少力。毛泽东说，他怕美国拿未来冒险。谢伟思回忆说：“仅凭某个人的建议，就能把一个下层的无名之辈挑出来，让他一飞冲天，把他摆到美国总统接班人的位置，成为大战同盟国的首脑，实在让中共惊愕。”晚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建议谢伟思先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延安的生活，然后他们再聚到一起，交流意见和想法。
8月22日，观察团来延安整一个月了，毛泽东让人捎话给谢伟思，可以认认真真地聊一聊了。就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员传达了一条秘密指示，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动。这项“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被传达到共产党的各个根据地，它高度评价美军观察团到访延安，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中共有望将来与美国“开展文化合作，继而是政治合作”。
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究竟是共产党主席与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真正意味深长的交谈呢，还是中国共产党投机取巧，为了骗过美国人，争取主动，对付国民党而精心设计的一步棋呢？这个问题历史学者一直在争论。谈话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进行，谈了八个小时，中间休息了一下，和江青一块随便吃了顿晚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 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谢伟思一边谈，一边潦潦草草地记笔记，记得很详细。其后，他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将毛泽东谈话逐词逐句译成英语，写进报告里。批评者后来说他天真，尽相信漂亮话。
毛主席对他领导的党掌管政府或者在政府内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得信心十足。他也没忘了把国民党对手狠批一通：“我们支持蒋介石，并不是说就支持独裁专制，我们是支持他抗日……[但他]这个委员长是由国民党内的九十个党员选举出来的……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当选更显示出‘民主’的力量 他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转弯抹角想让美国同中共合作，他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美国一定要和国共这两支抗日力量合作……美国军队会看到……我们有人民群众支持，也能打仗。”
毛泽东还谈到他对再打内战的担忧。他说：“我们有痛苦的经历，知道再打内战，中国还要遭受长期的破坏和内乱……”美国应该站出来，呼吁中国主要的政治集团召开会议，共同参与制定一部民主宪法，确定改革措施，改组中央政府，让参政基础更为广泛：会议的席位一半归国民党，另一半在其他党派、团体中间分配。毛泽东还说，希望战后美国能援助中国重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苏联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唯一国家，但毛泽东觉得再让苏联援助重建恐怕做不到。他说：“苏联人民在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他认为，中国要想迅速复兴发展，实现工业化，只能靠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援助。他着重讲解了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如何的和谐一致，最后总结说：“我们能够也必须合作共事。”
毛泽东为争取美国的支援和同情所说的话，“字真意切，热情洋溢，谢伟思差点被说晕了”。不过，他回应毛泽东的话还是很精明的，他开玩笑说，美国商人在华做的是风险投资，他们可能觉得和共产党打交道不保险吧。“毛泽东笑了，说他们也考虑过改改名字，但是如果人们深入了解他们就不会害怕了。”谢伟思在报告里提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建议谢伟思坐下一趟邮递航班飞回重庆，亲自把报告交给高斯大使，催促美方对他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做正式答复。谢伟思婉言拒绝了，后来他对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二十七年后，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实现历史性握手之后，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我那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屈尊请求，或者说在恳求要和美国合作。”
可是，重庆的军事总部处理谢的报告没一点紧迫感，给高斯大使的那份没有及时交给他。又过了整整两个月，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才收到报告。可那时，关于中国和战争的重大决定已经做出，它对中美关系在接下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逐渐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学者当然还可以继续研讨、争辩谢伟思和毛泽东的延安谈话是否是一个转折点，它是否就是“在中国失去的一次机会”，不过有一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漫长月岁里，双方都对抗战期间在延安昙花一现的合作精神保持缄默。
（本文为腾讯文化独家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