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疫苗之恶：贪婪的商业与丑陋的人心

对金钱贪婪的人心是席卷世界的瘟疫，一场对假疫苗的全民讨论让我们几乎再次回到10年前。时间在变，而事件却在重演，甚至变得更加恶劣，再不能拿发展中的阵痛来掩饰我们对商业伦理的缺失。正确商业价值体系的建立，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真正根源，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源。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地狱空荡荡，众魔在人间”。莎翁似乎在提醒我们：虽有地狱，但恶魔们并没有被关入其中，而是在不断吞噬着人间的天使。

昨日上海的台风像大领导视察一样，要来时闹得轰轰烈烈，但还没来得及登陆转眼又走了。这犹如一场场义愤填膺的社会恶性事件，轰轰烈烈，不了了之。

但每一次未曾解决问题的不了了之，都在为下一次的集中爆发汇集能量。2010年，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随后，该报签发该报道的总编包月阳反被撤职。2016年，一篇名为《疫苗之殇》的文章刷屏于网络，却引得方舟子等大V和《环球日报》等媒体的群起而攻之，再一次将疫苗问题掩盖过去。

2018年7月21日，终于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在朋友圈得到广泛转发，成为问题疫苗事件引发全民讨论的点火索。随后第二天，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声，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度极速爆发，引发天怒人怨。然后是监管部门出手、总理批示一查到底。

揪心的父母们这才纷纷拿出给孩子的接种疫苗卡，确认这几年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来源。一位远房的亲戚告诉我，她数了一下孩子的疫苗针记录，尽管都是正经的医院、正经的医生，还是给孩子打了6针有问题的疫苗。

这场孕育8年的全民声讨，像极了10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毒奶粉事件。两次事件的受害对象都直接指向了幼小的孩童——这个世界最不应该被侵害的对象。但与10年前不同的是，一个是将假产品喂到了孩子们的胃里，一个是将假产品打进了孩子们奔腾的血液里。

尽管我常常要人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与混乱，但是还是低估了贪婪商业下，如此丑恶的人心。

这世间最大的恶是什么？是去伤害毫无抵抗力的孩子。

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伴生出了一场场无良商家底线秀的奇迹。前者让人民群众有了“厉害了，我的国”的自豪感，而后者则产生了“利，害了我的国”的挫败感。

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对中国发展现状的看法，他斩钉截铁给了我8个字：“经济发展，道德沦丧”。这8个字有点残忍，也过于偏激，但是如果你看看一些无良商家做的事情，又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天都有商家在刷新我们的三观，前有地沟油、毒奶粉，后有产妇跳楼一尸两命、江歌案，尸骨未寒，随之携程虐童案、红黄蓝侵童案一波接着一波，留下一地撕心裂肺。

商家们对金钱的欲求不满，道德沦丧。很多人也随之越来越羞于谈“道德、美德”，觉得那是一件很土的事，他们更乐意跟你说起他们的财富与房产。

10年间两场伤害孩子的恶性事件，相对而言，毒疫苗的恶劣程度要大得多。对于奶粉，父母们尚有一定的自主选择能力，品牌也多。但是对于疫苗而言，药品方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本质上是丧失选择权的，只能寄希望于生产者和注射者的良心。尽管注射的医生也会告诉你选择国产还是进口，但他们也会隐性地提醒你：效果都“差不多”。

某种程度上，选择权是一个社会减少黑暗或者恶的基础条件。

医者仁心，医疗行业里有救死扶伤，有世界上最大的善。但是一旦被源头的利益链绑定，这里又可能产生最多的恶。早在2500年前，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发誓说过：“不以伤害为先”。1948年世界医学会 (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的《日内瓦宣言》。

然而生产者、销售者、监管者、注射者，形成的一条强大利益链条，让一群毫无底线的恶魔在阴暗处处处违背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并且，他们还四处宣扬“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假疫苗之王杜伟民2007年回国，重新投身疫苗领域时，就说出了这样大义凛然的话：“我熟悉这个行业，清楚中国的生物产业是要发展的。而且我在国外越来越觉得，让疫苗技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关系到国家的生物安全”。

今天一早起来朋友发给我一个微信截图，意思大概是说体制内的监管机构微信群也炸了，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孩子注射的疫苗也是有问题的。突然想起一句佛家的告诫：“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不由得阴险的一笑。《古兰经》中说“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将在真主那里发现其报酬”，反之“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恶，将在真主那里发现其惩罚”。

谷歌公司对自己的商业价值观有一句著名的表述：Do not be evil（不作恶）。但假疫苗的生产者们、销售者们与监管者之间的利益链条，从来都是把“不作恶”作为他们价值观的天花板。

他们在相互的协助中赚得盆盈钵满，一心向恶。他们作恶的成本相对他们的收益而言，实在太低了。

长生生物的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他们营收为15.53亿，总资产达到45.1亿。然而在执法人员进入仓库查库存时，仅查到186支。没错，是186支。一家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居然只有这么点库存，实在值得库存管理方面的专家们好好学习一下。

面对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可能导致婴儿因注射后死亡的问题疫苗，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的处罚单仅为344.29万元。

这几个数字之下，利益链条的合谋戏码可见一斑。

疫苗事件并不是中国才独有的现象，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等早期也都曾发生。以日本为例，2011年超过40万人乙肝感染者获得补偿，个人最多补偿超过280万元人民币，总赔偿金合计高达2500亿人民币。

犯罪的成本太低，促使这条利益链上人的想法很简单：作恶会让他们得到什么、付出什么？东窗事发的概率有多大？比较之后，他们才确定了作恶是最有利的选择。

疫苗行业由于极高的准入门槛，一旦拿到牌照，本来就极为赚钱。长生生物、康泰生物、成大生物等公司都是毛利润极高的公司。在这么高的毛利率下，为什么还要作恶？答案不止人心丑恶、商业贪婪那么简单。

政府监管，有时候是把利剑，有时候又是一瓶恶的催化剂。我们不能单用监管的多寡来判断一个社会政府的作为，而应该看真正起到的效果来评判。事实上，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我们监管太多而不是太严，导致恶的生长。

一次次的恶性事件，罚点轻款了事的行政处罚机制，正在毁掉我们的商业价值体系，也帮助无良商家与监管机构形成了“友谊综合体”。出问题的公司在一路庇护之下，他们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九牛一毛出点小钱，要么换个马甲重新出山，长期担当惯犯。

达尔文《进化论》讲，物种不断学习，去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如果这个世界“恶”越来越多，“善”却越来越少，亦是惩罚制度选择下的恶果。2017年度金马最佳剧情片《血观音》，最后的高潮是棠真在棠夫人的暗示下杀死随时将要醒来的林翩翩。当棠真看着她慢慢死去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接班人。这朵罪恶的花必定会越开越艳，棠府这条毒龙也会在罪恶的土壤上长青。

很多时候，我们有恶是因为给了恶生长的土壤。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是谁给的土壤？

贪婪是商业的本性之一，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美剧《老友记》中有一个经典的镜头。Joey特别喜欢吃果酱，Chandler问他：如果在果酱和美女之间让他选一样，他会选什么？Joey回答：两个都要。

但这个影视剧中的选择，并不适于所有的人和企业。在利润与生命的价值面前，最早拥有乙肝疫苗技术的默克公司选择了后者。这是一家企业展示出来的良心和人道，是视生命的价值为最高利益的医者价值观。

1989年，默克公司以几乎零利润的价格，将当时最先进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面对记者的采访，当时的默克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伊·瓦杰洛斯说：“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认为这是默克公司在20世纪做的最好商业决策之一，虽然没有利润，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克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疾病。”

在转让乙肝疫苗技术之前，中国当时每年2000万新生儿都有可能遭受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面对如此的“市场”，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最大收益选择应该是高价出售乙肝疫苗。但默克公司很快意识到，即便是他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中国的家庭也难以承担。

尽管在谈判中，默克公司将技术转让价格一降再降，但是还是无法满足中方的要求。在生命的价值面前，瓦杰洛斯最后果断提出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这个费用仅仅是用来他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现场指导。

根据合同：默克公司向中方提供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默克公司因此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一年之后，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方工作人员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克又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克公司才完全退出。

默克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向外界宣告了一家延续300多年的公司的价值内核和商业伦理。

讽刺的是，我们企业拿着别人零利润的技术转让，做起了假疫苗的生意，而长生生物的“长生”二字也取得极为可笑。这种情形，大概30年前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在转让乙肝疫苗技术时，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愿望：“宁愿不挣钱，也要为了一个没有乙肝的中国”，在这里竟然变成了“宁愿有乙肝，也要挣大钱”。

这是商业伦理的彻底沦丧！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院讲学时，提出了ethikas（伦理学）这个术语。此后，伦理的概念引申到商业领域，形成了商业伦理的概念。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两大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尽管分属伦理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在本质上都涉及人类的利己主义本性与道德行为准则之间的复杂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曾说：“市场效率需以道德为基础”，也说明了道德与经济之间始终是相伴相生的，而商业伦理即是两者之间紧密关联的一个体现。

几年前，我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全国第一届《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师资培训。至今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与会的老师中，提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门课在MBA、EMBA课堂上没法讲，因为企业管理者们都不认为这是重要的。而在很多美国名校MBA的课堂上，商业伦理是学生们入门第一课。

这种对商业伦理的不重视，导致我们对商业价值观的极度扭曲，让我们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企业和国家竞争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几位经济学家、企业家、伦理学家联合起来进行了西方五百强企业大调查，写了一本书叫《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这本书认为，价值体系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也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源。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除了输出产品的能力，更要有输出价值观的能力。当然，不能强制输出价值观的能力。

今天中国商业恶性事件的频频爆发，都是追求短期财富而忘记商业伦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商业虽然发达，但企业主真正能叫企业家而非商人的比例并不高。以商业伦理作为基础，企业家和商人其实是有严格区别的。台湾学者提出企业家和商人区别是：企业家应该是一种有文化、有道德水准的人，如果没文化、没有道德水准而挣了钱，就是一个商人。

在正确的商业价值体系下，企业家与财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创造财富并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决定性因素。原始基督教里有一句话：“富人死了要去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西方企业家们都有相似的认知，比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心中有一个终极觉悟，认为人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财富本身有两种本质，一个是经济学的本质，一个是伦理学的本质。很显然，我们今天对待财富的态度，遵循的是经济学本质，而很少遵循伦理学本质。德国学者彼德科索罗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提出了人类文明两大动力：一个叫做最好的动力，一个叫做最强的动力，经济释放出了最强的动力，而伦理释放出了最好的动力。在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的权衡中，彼德科索罗夫斯基建构了他的伦理经济学原理。而今天中国商业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基本上都在遵从“最强的动力”，而严重忽视“最好的动力”。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企业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器，它应该承担起起码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公器在商业伦理的指引下，完成真正的良性经济秩序的重塑。

1904年，40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此书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伦理轴心化，进行了一次非经济层面的商业文化重塑，从宗教伦理、民族传统的角度重新诠释乃至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今天中国商业社会需要的，亦是对整体商业价值观的重塑，重新回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上来。恶性商业伦理事件的频发，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商业的无底线，更在告诫我们：今天中国商业社会的发达，只是在一片贫困土地上长出的非健康的虚假繁荣，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自夸世界强国的时候。

对金钱贪婪的人心，是席卷世界的瘟疫，最终将毁掉我们自己。

1948年，由大导演约翰·休斯顿执导拍摄的《碧血金沙》在电影史上有极高的位置。三个怀揣发财梦的男人结伙到科罗拉多淘金，经过艰难跋涉并成功开出了金矿，但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金沙后，三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亨佛莱·鲍嘉扮演的杜比斯在贪欲面前变得残酷无情，最后丧心病狂地对曾有救命之恩的朋友痛下杀手。而最终三人用血汗和性命换来的金沙被无知土匪挥洒破坏，强盗把黄金当做沙子全部倒了。

电影画面中，大风将满地金沙吹向矿山。在矿山艰苦劳作了十个月的鲍勃和霍华德什么也没得到，他们的结局和他们的开始一样的悲惨。最终为他们的贪婪付出了代价。

《圣经》里面讲到，天空中的飞鸟，不播种也不收获，但是仍然自由自在；田野间的百合花，不劳作也不纺织，但是仍然欣欣向荣。很多时候，是贪婪让我们变成了世俗的奴隶。不贪婪的世界，其实会更加美好。

这个世界上很多钱不能赚，比如售卖假疫苗。

特别声明：本文为合作媒体授权DoNews专栏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DoNews专栏的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及原出处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