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春天的故事：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报道前后
解放日报《周末》：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万字通讯，让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领略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发表谈话时的动人风采；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发展的人们，聆听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隆隆潮声。
深情记录这个“春天的故事”的，是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现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编辑的陈锡添。
十年后的这个春天，本报记者飞赴深圳，与陈锡添一起，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往事……
记忆，刻骨铭心
记者：陈总，您好。今天来采访您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差不多就是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1992年的3月26日，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上发表了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您还记得当年这“东风”在媒介所引起的“飓风”吗？
陈锡添：记得，当然记得。（一提起这个话题，他的情绪很是激昂。）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头版就换掉计划中的版样，详细地摘要转载；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30日晚，新华社以A级稿向海内外播发，并配发500多字的消息；3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全国主要报纸都予以刊登；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的时间全文播发。最让我兴奋的是，同年4月1日，江总书记在接受日本驻华记者采访谈到这篇报道时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记者：听说还有国外的媒体对此表示关注？
陈锡添：是的。路透社、美联社等外国传媒也作了报道。
记者：好像还有一则“芋头”的故事？
陈锡添：是。我一直记得这个寄芋头的青年农民是湖南祈东县姊妹岭乡李湾村八组的，叫刘杜伟。他从文章中知道小平同志喜欢吃芋头，就写信来询问邮寄地址。
记者：因为这篇文章，您得了不少新闻奖吧？
陈锡添：最高荣誉是2000年的“韬奋新闻奖”，之前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新闻奖特别奖”。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么多的荣誉？
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是因为小平同志的这一番谈话，实在太精辟、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只是尽了记者的职责，但这段经历实在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采访时，尽量靠近小平同志
记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近距离直接聆听伟人谈话是幸运的。您是如何获得这一采访机会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文字记者？
陈锡添：当时我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我写的一些评论、通讯等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江泽民、李鹏等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我记得那天是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时，我接到电话通知后赶到市委，被告知小平同志将在第二天到达深圳，由我随行采访。并特别关照，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记者：你可曾料到这一次采访会产生这样一篇代表你最高成就的通讯？
陈锡添：这个倒是意想不到的。但是，第一感觉告诉我，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
记者：这种“第一感觉”，可以说是一个记者政治敏感性的表现吧？
陈锡添：是的。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由于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每出台一项改革新举措都显得步履维艰。先行尝试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遇到的阻力更大一些。不少人甚至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要来深圳视察，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他亲自设计的改革试验场。小平上次视察深圳已经过去8年了，8年来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成了资本主义？他一向倡导实事求是，前来亲眼看，亲耳听，肯定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记者：那么您这次采访，准确、详尽地记录小平同志的言行就十分重要了。陈锡添：的确如此。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尽量地往前挤，尽量靠近小平同志。你想，那么多国家领导、省领导、市领导在场，如果论资排辈的话，我还不应该站得远远的呀，那怎么能够听清楚小平的每一句话，捕捉到每一个细节呢？
记者：能举些这方面的例子吗？
陈锡添：例子不少呐。像参观仙湖植物园时，现场的人很多，我就拼命地往前挤，这才抓住了通讯中的这些细节。比如，小平同志摸摸天鹅绒芋的叶子，问这芋长不长芋头。当听到一些竹子是从四川悄悄弄来的，他幽默地说：“这也是知识产权问题，你们要赔偿啊。”在民俗文化村坐着看表演，在先科激光公司坐着看“我们的邓大姐”的录像片时，我都抢先坐在他的后面，这样才采访到小平的孙子跑过来，邓楠叫他“亲亲爷爷”，才能采访到小平和邓楠争论邓颖超是广西人还是河南人的细节。
记者：您没有用录音机录音吗？陈锡添：规定采访时是不准带录音机的。不过，当时有位市领导为了帮我更准确地记录小平的话，悄悄地在西服口袋里放了一个录音机，可惜，他在忙碌中按错了键，没有录下来，结果还是一盒空带。
记者：那您是怎么记录的，从而保证通讯中采用的基本都是原话呢？
陈锡添：小平同志思维敏捷，谈话慢悠悠的，吐字清晰有条理，表达准确，是比较容易记录的。大家坐在一起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快笔疾书；边参观、边谈话时，我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或一两个词，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一吃完饭，我就赶紧回宾馆房间，趁热打铁，通过片言只字勾起整段话的回忆，迅速整理下来，写成大事记。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同志是负责记录的，我们两人住一个房间，一起整理记录。
记者：有时候您会不会挤不上去，或者您没在场？
陈锡添：这两种情况都有。我解决的方法是向在场的领导同志作间接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断记录。比如，邓小平同志一字一句地背出1984年他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参观途中在车上的谈话；与家人争论哪里的柚子最好吃等等细节，都是这样间接采访来的。记者：这么难得的机会，您有没有拍下一些珍贵的镜头？
陈锡添：没有。当时报社说要给我配一部很高级的照相机，但是我想，如果我背一部相机跑前跑后地拍照，岂不是失去了听小平谈话的许多机会？再说，我的任务是文字采访，摄影任务由本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承担，我们各司其职，不必越俎代庖。所以，我今天提供给你们的现场照片是老江拍的。
“发吧！”市委领导一锤定音
记者：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其实，当时小平同志快要离开时，我们就请示要发个消息或通讯，但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报道。1月23日，小平同志离深圳去珠海，当晚，我与吴松营同志将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后，就打道回府了。
记者：经历了这样的5天，您的心情能平静下来吗？
陈锡添：当然不平静。这次采访太令人难忘了。小平的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他从世界和中国的全局出发，高瞻远瞩，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的发展前景，发表了许多非常重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谈话。
记者：小平同志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陈锡添：小平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慈祥可敬的老人，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道出了正确的航向，道出了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你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的老人，大半个世纪以来，叱咤风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这么说，伟大与平凡集于他一身。
记者：采访了这样一位伟人，开始时却不能将采访见闻发表，您甘心吗？
陈锡添：当然不甘心。既然暂时不作报道，报社编委会就决定用评论的形式，将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和精神传达出去。市委也是这个意思。春节过后，我参加了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与副部长吴松营组织的评论写作组，撰写《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我执笔写了《要敢闯》、《要搞快一点》两篇。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内容被原汁原味地穿插在“八评”当中。“八评”从2月20日到3月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转载了其中的4篇。
记者：但您总想写一篇大通讯来完整地表现小平南方谈话吧？
陈锡添：是这样的。不久以后，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作了传达。那时，我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我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调查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大概是3月15日的样子，我们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我值夜班，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通讯写出来。我的几位好朋友就帮我安排了一个宾馆套间，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构思。
记者：您是怎么谋篇布局的？
陈锡添：我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但感觉包容不了太多的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和细节，后来决定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这样可以挥洒自如。时间、地点明确，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可将小平每天的参观安排、活动细节、在什么场合谈了哪些话，一一表述无遗，让读者随着小平同志的脚步，听其言谈，观其举止。
记者：写作顺利吗？
陈锡添：说起来真是好事多磨。我刚要动笔，3月1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我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完成8000多字，21日晚回到家里，我才得以睡了一个完整的觉。
记者：那篇通讯怎么办呢？
陈锡添：说起来，人还真的是不逼不行。3月22日，是个星期天，我回办公室看报纸，《南方日报》一版刊登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赫然入目，这是南方日报社驻深圳记者间接采访的1000多字的通讯。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的报道亮绿灯春天的故事，永恒的记忆（左一为陈锡添）了！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如不赶快把通讯赶出来，自己就失职了。于是直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记者：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
陈锡添：是。我在写那一年的本报元旦社论中引用过这句诗，想来想去，用它做标题是再恰当再精彩不过了。
记者：您这篇通讯是一气呵成的吗？11000多字，您写得挥洒自如？
锡添：当时真是激情澎湃、文思泉涌。为了抢时间，采取了边写边发排的特殊运作方式。24日下午，我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就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我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记者：送审的情况怎么样？
陈锡添：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记者：原来是这样。采访您之前，我们曾听说是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说是暗示您写这篇通讯的。
陈锡添：这是猜测。绝对没有（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在杨部长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记者：文章正式发表时，修改得多吗？
陈锡添：不太多，但是它凝聚了本报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智慧。编辑陈寅帮我把原文中的“过了猴年”改成“过了新年”，因为文章中的时间是还未到春节。当天值班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桂雄跑来对我说：“‘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人物身上’，这句的‘人物’要改成‘伟人’。”还说：“你同意我要改，你不同意我也要改。”其它编辑也是一样的群策群力，让我感动。喔，还有，新华社在转发时删掉了一个字，“时钟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
记者：我们看到原稿的复印件上有“机密”二字，这是怎么回事？
陈锡添：这是编辑部的一个“小鬼”随便写的，因为他看到文章是写小平的内容，又看到边写边发排这么紧张，猜想此文肯定有“来头”，所以就在稿件发排时信手写了这两个字。没想到，他的这两字“墨宝”如今倒给收进历史档案馆里去了。（大笑）第一次，为一篇行将见报的文章失眠记者：文章终于要见报了，这下您该松口气了。
陈锡添：恰恰相反，人说“乐极生悲”，我是“乐极生惊”啊。
记者：怎么讲？
陈锡添：刚开始，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心头有点喜滋滋的。
可突然间惊从中来。稿件获准发表，但要我们自己把关。会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准确吗？会有什么纰漏吗？会有什么错误吗？……如果影响小平同志形象，影响党的事业，那就事大啊！我越想越惊，惶恐不安，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成觉。做了20多年记者，我平生第一次为即将见报的一篇稿件失眠了。
记者：这个“惊”，是否也包含着您的另一种顾虑，比如受批评受处分之类？
陈锡添：是有这种顾虑。当时也想过受批评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就在一年前的1991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其它地方时，有的报纸刊发评论，结果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因此，我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但主要的还是怕自己理解小平的话不够准确，影响小平的光辉形象。记者：您妻子知道这些吗？
陈锡添：我没有让她知道，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记者：这颗石头什么时候才放下？
陈锡添：确切地说，是当天下午看到《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后，我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看到其它地方一些报纸转发，我更放心些。后来，新华社以A稿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全文，并专门配发消息，使我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4月1日，江总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作出了肯定，这让我备感欣慰和荣耀。
从“南方谈话”到“三个代表”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十年过去了，作为那个“春天的故事”的记录者，您怎么评价小平南方谈话所起的历史作用？
陈锡添：小平同志对深圳的视察和谈话，不但为经济特区，而且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再次扫除了迷雾，分清了是非，指明了方向。美国CNN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时曾问：“如果没有小平南方谈话，中国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中国走繁荣富强之路是一定的。小平的讲话指明了方向，加快了速度。方向正确，路更顺。”
记者：您是在深圳发展之初就来到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深圳人”，作为一家党报的领导，肯定可以深切体会到南方谈话带给深圳的可喜变化。
陈锡添：体会真的很深。深圳是小平同志亲自设计的改革试验场。1992年小平来深圳视察的过程中，针对当时争论最多的关于深圳姓“资”
还是姓“社”的问题，旗帜鲜明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接着，这位伟人说出了铿锵有力的7个字：“特区姓‘社’，不姓‘资’！”从那以后，深圳人更加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各方面的变化都令人惊喜。记者：我们上海这十年的变化，也离不开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
陈锡添：是啊，上海的变化让世人瞩目。我经常看你们《解放日报》，也经常出差到上海，深深感受到上海的大变样。可以说，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的这十年，深圳、上海大变样，全中国也大变样。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全国更是形成了一股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求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浪潮。
记者：我们在学习中体会到，“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而江总书记将这个根本问题深入到党的建设领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
陈锡添：这说明两者是相互呼应、紧密联系的。还有，“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这一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同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对应关系。总之，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南方谈话”的深化、丰富和发展。
记者：对“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我们都还需要好好学习。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作为新闻界的一位前辈，您能用一句话对我们年轻记者说说您采访和写作《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经验体会吗？
陈锡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我想引用一句名言：“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我看你们这次远道而来的采访，就很有准备嘛。
□本报记者高慎盈顾学文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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