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店里捉老鼠” 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

几十年来，每逢纪念上海解放，都有文章讲述上海解放前后在统战工作方面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从那些可歌可泣的生动材料中，提炼出若干带有规律性和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这既对于歌颂统一战线的成功、弘扬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荣传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推动改进和指导当今的统战工作、发展和繁荣统战事业也有现实意义。

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的特点

1949年的上海既是国内最大商业城市，也是最大外贸中心。上海市区有五六百万人口。由于英、法、美、日在上海长期设有租界，上海还住着不少外国人。于是便存在一个如何解放上海的大问题。中央指示既要解放军打下上海，又不许解放军打碎上海。陈毅把解放上海比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抓住老鼠，又不能打破瓷器；既要用武力切断敌人逃跑的线路，又要保护好城市建筑和居民生命安全。这就增加了难度，可谓难乎其难，难上加难。高难度决定了当时上海的统战工作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性。

一、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和特殊性

当时统战工作对象主要在军界，这是现在所没有的。谁都知道，如果国民党驻上海的军队负隅顽抗，四处开枪，要“打下”上海，只有一条路：“打碎”上海。外白渡桥边上的邮电大厦曾经挨过解放军两枪。毫无疑问，开枪是违纪的。不过，换位思考一下：驻扎在邮电大楼里的国民党官兵，利用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开枪打死了许多解放军战士，包括曾获英雄称号的战士。看着战士一个个倒下去，在战友的鲜血溅在自己身上的情况下，排长忍无可忍，朝邮电大楼开了两枪。他们的想法是：是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大楼重要？从感情上说，这样想也不无道理。由此推论，如果国民党兵乱开炮，那么，打碎“瓷器”的可能性不会没有。但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1948年便经刘云昭介绍加入地下民革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刘昌义率部起义（过去讲是“投诚”，现已纠正为“起义”），国民党战车防御教导队长张权中将主动向我军提供军事情报。这就为不“打碎”上海创造了条件。为了不“打碎”上海，中共上海局领导还把青帮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青帮是唯利是图之徒，曾绑架、杀害过共产党人；也绑架、杀害过国民党人。但他们也为共产党做过好事，甚至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替共产党运送过药品。日本鬼子也拿他们没办法。黑社会的成员多在工厂、企业。如果在解放上海时，黑社会砸毁了机器设备，导致了停产，那么我们接管的上海便是“死上海”。做好黑社会的统战工作，有益于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有助于人心安定，有助于继续生产。事实证明，中共上海局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成功的。黄金荣留在上海，杜月笙去了香港。杜在走之前并没有布置破坏城市。后来黑社会有些破坏行为，黄金荣还在《解放日报》用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文章，用自我批评的方式，警告他的下属转变观念，保护大上海。《解放日报》刊发黄金荣的文章时还刊登了黄金荣的照片，以示真实、郑重。

二、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的主体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

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当由统战系统出来担当，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局的各个部门以及军队都有极强的统战意识和高超的统战艺术。统战工作的目标是化敌为友，化友为我，变中间势力为依靠对象，变一般朋友为挚友。统战工作的任务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动那些难以调动的力量，变“不太可能”为“可能”。哪怕他只有5%的积极性可以调动，也要不遗余力地把那5%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孤立地看，做一个人的工作不过是5%，如果调动20个5%，集零为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100%了。十个指头不一般长，如果一般长就不会有巧手了。统战工作要求既关注大拇指，又注意发挥小拇指的功能。解放前，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提出“以特制特”的策略，是有益的、高明的、见实效的。有位能量颇大的国民党大特务，他本是早期共产党员，后来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在汪精卫得势时又投靠了汪精卫。汪败了，他又投靠蒋介石。为了上海的解放和安定，这种投机分子能用吗？能！在政法部门的耐心规劝和精心安排下，他说出了几百个在上海、苏州、杭州的国民党特务潜伏据点，让党和国家免遭了难以想象的损失。这说明统战工作不能只靠统战系统一条线，要条条线线广泛参与，方能让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奏效。

三、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艰巨性

上海解放前夕，共有地下党员9400多人（也有说是8665人），其中工委系统3500人，职委系统1900人，学生系统2000人，教卫系统700余人，郊区580人，警卫系统500余人，科技系统70-80人，文化系统150人。他们每人周围都有近10个联系对象，即外围人员。外围人员周围又有他们团结的对象。这些勇士在敌人枪口底下，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是，狡猾的敌人也不是瞎子。敌人一旦发现有可疑的迹象，便立即抓捕。《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白，人人皆知他是如何被杀害的。不仅是李白，在上海解放前夕，因做统战工作而遭捕杀的有几百位“李白”式的英雄。仅仅是位于湖南路的立信会计学校，国民党反动派就抓捕了200余人。惨遭杀害的知名人士还有曾任蒋介石总统府宪兵队长的地下党员陈尔晋。因为他动员国民党士兵“不打一枪”而被枪决。还有名为中统特务、实为地下党员的钱相摩，于1949年5月21日被杀。还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组副组长的地下党员方守矱，于5月10日被杀。解放前夕不仅有因为做统战工作而被杀害的，还有不少统战工作对象被逮捕杀害。国民党中将张权经过党组织做工作，准备起义。他手下有三个师，两个师长经他做工作答应起义，还有一位师长是他的学生，与他私交最好，思想却最反动、最顽固。在张权动员他起义后，他指使亲信马上报告给毛森，毛森再报告汤恩伯、蒋介石。蒋介石害怕出现“起义”二字会动摇军心，下令将张权以“贩卖鸦片罪”“扰乱市场罪”枪杀于大新公司门前。做张权工作、跟张权保持联系的是1925年入党的王亚文。他与张权约好，张权如果跟他的学生师长谈不拢，家人便在阳台上挂红布。王亚文急于知道他们师生二人商谈的结果，便按约定时间匆匆忙忙向溧阳路张权家奔去。本来离老远就可以看到张权阳台上有没有挂红布，哪知他快到张权家附近时才抬头看见红布。再仔细一看，张权家四周已有“便衣”把守。好在王亚文的身份是“国民党少将”，更主要的是他大摇大摆，装作路过，免遭了这场大难。可见，解放前的上海统战工作人员是把头颅拎在手里做统战工作的。他们是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念来做统战工作的。

四、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具有极为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叙述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的诸多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各弹各的调”，有的只讲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还有的认为别人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这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的情况很复杂，不是别人没有在他的工作对象身上做工作，而是他不知道别人也在他的工作对象身上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形势严峻，只能是“单线联系”，免得万一出个叛徒牵连一批人。革命者之间不完全相识，或者是相识而不相知。那时的统战工作纪律十分严明，必须严守秘密。陈巳生父子都是中共党员，可是在解放前他们父子俩并不知道彼此的政治身份。快解放的时候，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叫陈震中带一份文件给他父亲。陈震中十分纳闷：父亲不是党员，怎么叫我把这党内文件带给父亲？上海解放后他们父子才“相知”，才知道家里有五名党员。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想画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以迎接解放军进城。可是既然是巨幅，需要有宽大的房子。画巨幅需要时间，没有半个月不行。找到了符合前两条的家庭，还不行。画家每天早上班，晚下班，必然会引人注意，那就要吃住在人家家里。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人管陌生人吃住半个月？还有家里有保姆的地方也不能去。画像无法对保姆保密，万一保姆走漏风声就会被国民党政府知道。 这就要求思想进步的富人家的女主人亲自为画家烧饭。这就更难了。地下党想来想去，找到正在读高二的地下党员许福闳。他父亲曾为国民党少将，不满意蒋介石的那一套作法，有自己的理念，又住在新闸路泰兴路口一幢独立的洋房里。于是让许福闳把画家领到家，但不许他问画家的真名实姓。两位画家入住后齐赞许福闳的母亲“许妈妈真好”。遗憾的是许妈妈不知画家是什么人，直到5月27日那一天，许福闳用三辆三轮车把两米高、1.5米宽的两幅画像运到南京路，受到市民鼓掌欢呼时，许妈妈仍不知画家是何许人。很久以后他们相互间才知道，于是成了好朋友。

不该问的一定不问，不该说的一定不说。遵守纪律就是遵守党章。严守铁的纪律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陈巳生父子两人同为政协委员，同登天安门城楼阅兵。陈巳生是全国民进和上海民建的前辈；陈巳生的儿子陈震中，是解放后上海第一届学联主席。图为：他们一起与会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会场

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的成功之道

“山高挡不住太阳，困难难不倒英雄。”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势下，上海的统战工作者依然为上海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统战前辈是如何建功的呢？

一、成功之道是寓理于情

很多统战前辈们在解放前后是官又不是官。是官却不拿薪水，不仅不拿薪水，有的前辈还卖掉自己的家产做统战工作（如女烈士王曼霞曾卖掉楼房做工作）。上海的统战前辈与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更懂得只有与统战客体建立了感情才能做到用情中之理来“以理服人”，才能一步步把人“拉进来”。上海有位大老板叫刘靖基，他在上海、常州等地经营五家大型企业，他对国民党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又不太了解。上海解放后，他准备赴香港选址办厂。陈毅告诉他，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党和政府就欢迎，就加以保护。他多次邀请刘靖基到自己家中聚餐，两人从国内外形势聊到书画鉴赏，多次促膝倾谈。刘靖基终于将香港和海外的资金、机器调回上海。事后，刘靖基深有感触地说：“陈市长的言行既掌握政策，又亲切感人。我既怕他，但又服他。他的统战工作真了不起啊！”

上海还有位著名的化工企业家叫吴蕴初，他从美国归来，陈毅亲自接见他，并安排工厂工人开大会欢迎他。吴蕴初惭愧地提出当年曾任“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答道：“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应付嘛！你们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问和经验，人民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贡献。”在陈毅的感召下，不仅被称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回到上海，在吴的带动下国民党招商局前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人民政府的巨大吸引力、凝聚力来源于共产党人的热情。还有件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什么不像其他部、委、办那样设在市委大楼里。其实刚解放时是在一起的，只因市委大门口有人站岗，专家教授来了，要让他们等在门外恭候通报，要在门外等好长时间才能进去。对这一点专家们很不习惯。陈毅知道后决定把统战部办公室设在市委大楼之外，简化专家、资本家、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进出统战部的手续，此举博得了他们的欢迎，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感、平等感。这就是70年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直设在市委大楼外的缘由。

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与留任公务局长的旧上海最后一任市长赵祖康在浦东海塘抢险前线。

陈毅被称为“天才的统战执行者”是名副其实的。在上海解放前，毛泽东、朱德电告全军：“陈毅对两李及陈运泰等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毛、朱所说的“二李”是谁？大李是李明扬，小李是李长江。前者是李宗仁任命的苏北第四区指挥官，后者是副总指挥。不用说，他们是反共的。但反共归反共，李明扬还是有名的大孝子。陈毅抓住这一点，在李明扬为母亲祝寿时，送去了贺礼（有文章讲是为李明扬庆贺60大寿，不实）。李明扬只能领陈毅的这份心意，视陈毅为朋友，变“反共”为“亲共”“联共”，在后来的战役中帮了陈毅大忙。从感情入手，寓理于情是上海解放前后统战工作成功之道的第一条。

二、成功之道是礼贤下士

在解放初的统战工作对象中不少人有清高思想，瞧不起“土八路”。这就要求我们统战工作者不仅要有政治素质，还要有文化素养，但是文化素养再好也不是万能的。他是天文学家，你是学地质学出身的也很难跟他“谈天”；他是地质学家，你是学天文出身的也很难跟他“说地”。数理化、天地生、农工医、文史哲、经法社、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谁能样样精通？“难调众人口”怎么办？这就要求统战工作者要像陈毅那样礼贤下士。

1949年6月5日，陈毅亲自召开了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座谈会。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陈毅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可见上海文化地位之重要。陈毅对夏衍说：“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在文化界特别要搞好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坚持在白区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部队的和地方的，凡是代表人物都要请来。我们党过去在团结问题上吃大亏，现在胜利了，更要注意搞好团结。”他又说：“对知识分子一定要‘礼贤下士’，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为此，他和潘汉年对邀请名单一增再增，最后出席的有160多人，他们中有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陈毅与著名专家和文化界精英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讲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又讲文化艺术界团结的重要性，使到会者钦佩之至。通过这次座谈会，文化知识界的朋友们认识了陈毅，陈毅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许多人一直同陈毅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会后，陈毅又挤出时间，登门拜访知名人士。他拜访了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秉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沈尹默等。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是上海民乐界第一琵琶名手，人们都说他性格怪僻，不愿与他交往，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戊戌变法参加者张元济病瘫在床，陈毅专程去张宅探望，使张老先生感动得老泪纵横。

70年后的今天来看解放初，当时陈毅请到的文化界人士个个都是上海的栋梁，是国家的宝贝，还有不少是世界名人。

三、成功之道是政策攻心

在召集文化界人士座谈之前的6月2日，陈毅出席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等90多位工商界人士拿着陈毅署名的请柬出席。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他们中不少人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的。陈毅穿着褪了色的军装步入会场，向大家招手致意。他说：“工商界朋友们，国民党已经被打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建设我们国家的任务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希望工商界朋友们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你们有困难，政府帮助你们解决。”陈毅大气谦和，把党的“16字政策”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让与会者听了入耳入脑，把党的工商政策铭记心间，同时又看到了光明前途，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参加过这个座谈会的荣毅仁先生后来是上海市副市长、国家副主席。他在多年后回忆说：“上海解放后第七天，上海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器宇轩昂，穿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脚穿布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人民政府会帮助大家的。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神态可亲可敬。”

1958年9月13日，荣毅仁、盛丕华、胡厥文等参加上海各界反侵略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

这次座谈会后，荣毅仁设家宴邀请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由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和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作陪，他们畅谈国家形势、党的城市政策、上海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工商业前途。政策是党的生命。“16字政策”是送给统战工作对象的定心丸，“16字政策”是推动工商界向前的进行曲。一个座谈会和一次家宴，沟通了党和政府同工商界的联系。

四、成功之道是注意防“左”

胜利后有些人产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他们看到统战系统把上海最后一任国民党代市长赵祖康安置在重要岗位，就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还说：“韦悫不过是个大学教授，还要给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沙千里不过是个知识分子，还要给他当军管会的副秘书长。”有人发牢骚：“现在是‘工农干部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有些人“左”得把从艰苦卓绝斗争中走过来的地下党员称作“留用党员”。陈毅知道后对大家讲：“我们是共产党员嘛，要有太平洋那样宽广的胸怀和气量啊！不要长一副周瑜的细肚肠噢！依我看，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还有人见陈毅与资本家交朋友，认为陈毅“右”了。陈毅严肃地说：“我们是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呢？只敢反‘右’，不敢反‘左’，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1950年10月10日，陈毅在中共上海市委整风报告中，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要处理许多新问题，自己的知识经验均不够，如何向党外人士、向有经验的人学习，这是我们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

1949年12月15日，上海工商业爱国人士盛丕华就任上海市副市长，与陈毅（中）潘汉年（右）合影。在欢迎茶会上。陈毅致辞：“盛副市长是在上海素负人望的工商业家。同时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等事业都有很大的贡献的。盛副市长现来市府，对于整个上海的领导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盛丕华继起致辞：“本人这次奉中央命令担任本市副市长职务，很觉力不胜任。但想到为人民服务是不能推却的，因此只得担任下来。此后当追随陈市长潘副市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3年，上海市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左1）胡厥文（左2）盛丕华（左3）等带着《申请书》步入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场。

陈毅提出在上海成立文史馆和参事室，原来只安排30多人，陈毅大手一挥：“太少了，人数后面加个零。”谁知要扩大的人员迟迟难以落实，各区委统战部门认为这个不合条件，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又一次发火了：“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得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100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在陈毅的大力推动下，文史馆和参事室很快就建成了。接着，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文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寓理于情、礼贤下士、政策攻心、注意防“左”，让上海的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团结一心搞建设。

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精神告诉我们什么

一、要吃透情况

不要听到三言两语就下结论，不要听到顶头上司说什么就听什么。当然听也可以，正确的坚决听，不仅要听，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上级指示执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听了就信，不一定听了就“取”，至少是不一定全信，不一定“全取”，可以据实争辩。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百年的民主。别忘了4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别忘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别忘了真理常常掌握在群众手中。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是哪个领导发动的？取消人民公社是哪个领导布置的？中央领导一再教导我们：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就要细致全面地了解情况。全面是无边际的。占领上海，先要占领杨树浦发电厂；要想不“打碎”上海，首先是不能打碎发电厂。因此，陈毅在知道还没有拿下杨树浦发电厂时，浓眉渐渐锁紧了。可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问：“把守发电厂的国民党军属于哪一部分”？聂凤智汇报了守敌的番号。陈毅一边重复着敌人的番号，一边用手指在桌面上轻捷地弹奏着，然后慢慢地说：“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对！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担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学生。”果然，聂司令在找到蒋子英后，通过蒋子英的关系，顺利地说服了发电厂守敌放弃固守的阵地。可见，陈毅不仅了解守敌的上司，还了解守敌上司的老师，以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这才叫“全面”。要全面了情况，就要多作调查。而调查不是浮光掠影，不是走马观花，不是坐着轿车“观花”，不是换个办公室听汇报。调查应当运用多种社会学的调查法，只用一种方法有局限性，只看一种指标是单调的。科学的结论只能产生在科学调查之后。不管什么人要做好工作都必须聆听调查后发出的石破天惊的呼声。

二、要立足于拉

在解放上海前后，统战系统从敌人那边拉过来好多人。1949年5月12日，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下令在十六铺码头“沉江处决”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的严竣情况下，把张、罗二人营救出来的是上海地下党从国民党那里拉过来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他不是地下党，是彻头彻尾的特务。可是，就连他也能被智勇双全的地下党拉来营救民主人士。结果就连睿智的张、罗二位也不敢相信这特务是来营救他们的。拉，不是生拉硬扯；拉，有拉的艺术；拉，要有拉力。“拉”的对立面是“推”。前面提到陈毅在谈到增加文史馆员、参事室参事时说得好：“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减少一些反革命”是完全符合统战工作宗旨的。前面提到战争年代统战工作的目的是要化敌为友。少一个反革命就是少一个敌人，少一分阻力；少一个反革命就是多一分力量。如果少了反革命，能把那份宝贵的人力物力用在发展生产力上该多好呐！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把反革命转化为革命的，是能够把有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转化成革命的。打压只能是在不得已时依法采用的。热衷于打压确实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被打压的人会走到对立面。这是有千百万例子可以证明的。同任何工作一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一位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把去台的飞机票送到他手里，他没去。这时，上海几位与他有过小摩擦的文人，想到曹与蒋介石、蒋经国有过交往，便发表了题为《蒋介石走了，曹聚仁留下来干什么》的文章，显然是认为曹留下来有阴谋。舆论这般待他，他就没法再留上海了，无奈只得离妻别子只身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从光明中来》。这是对刚解放的大陆很高的评价。想不到又引起香港某些文人的质疑：“大陆光明你何以离开大陆？”曹聚仁又离开了香港，到澳门定居。在澳门他写了许多充满爱国情怀的好文章，并赴台规劝蒋家父子实现祖国统一。几年后曹来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款待。他对毛主席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毛主席说：“你还可以再自由一点”。接着，陈毅专门陪了他三天，让他采访一般记者难以采访到的战犯和右派分子。包括解放军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也是让他先发表，两小时后国内才发表。这些大大提高了曹聚仁在海外的地位。

1949年5月12日，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下令在十六铺码头“沉江处决”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的严竣情况下，把张、罗二人营救出来的是上海地下党从国民党那里拉过来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图为张澜在新政协会议上发言

回想70年来，国内把朋友推给敌方的事不是没有，把革命者划为敌人，以至于把本是自己人的人变为货真价实的敌人，把对革命流过血，为建设流过汗的人划为敌人。这是很可悲的。1945年12月马叙伦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幕后推动者有华岗。1946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代表赴南京请愿，幕后推动者也有华岗。华岗建国后任山东大学校长。50年代中期正当民进要把华岗的功劳写进历史时，华岗突然进了监牢。“文革”之后方才给他彻底平反。建国70年来，很多文章都提到陈毅与邓小平1949年5月26日是住在圣约翰大学的。为什么选择住在圣约翰大学？还不是因为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可靠嘛！当年圣约翰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如今去了哪里？还有，被毛主席用四个“很好”赞扬的进上海的《十项守则》是谁制定的？不用说，是由陈毅制定的。如果再钻研一下历史，再“打破砂锅问到底”：《十项守则》的初稿是谁起草的？这起草人晚年去了哪里？这当然不能把责任全都归到统战系统头上，但也值得统战系统思考。属于统战系统联系的党外人士变成反革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虽然主要是自身的内因决定，可我们也不妨从外因上反思一下。说起来也很简单，要把地下工作者及其外围人员划成敌人是很便当的。他们是“白皮红心”，把他们的“白皮”当内心，他就有罪。前面讲到做策反工作的王亚文，他是在黄埔军校与林彪睡上下铺的中共党员，在解放后不久就倒了霉，犯的是“包庇”反革命之“错”。别人说某人反动，他说某人不怎么反动。其实，别人说的和他所说的都对，都有根据。要知道，“脚踩两只船”的人总是有的。有些国民党官员觉察到身边的人是共产党，他不说出来，他会偷偷地与你“通共”，却又在公开场合装作“反通共”，企图悄悄地为自己留条后路。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人与日俱增。像这样“明”与“暗”兼而有之的两面派是不是一定要把他往敌人那里推？值得研究。毛泽东在1971年说：“‘斗争哲学’不要再提了，那是国民党讲我们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图为民盟主要领导人（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女)章伯钧

三、亲如一家

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天然合理的。从中国共产党角度看，是有党内党外之分的，总不能把非党员说成是党员。建国后的上海统战部张承宗部长称民主人士吴若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可见，党员与民主人士之间看似有别又无别。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曾通知以后不再称“党外”，一律改称“非党”。这两年又传出“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不论称呼什么，党与统战工作对象之间肯定是“一家亲”。亲到什么程度？举三个解放前后的例子。法学家史良曾按宋庆龄的吩咐，运用她丰富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一位共产党人进行无罪辩护。国民党理屈词穷，不得不将其释放，但国民党对史良从此恨之入骨。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在上海抓捕史良。史良躲藏在圆明园路一个地下室里。地下党只知道史良藏身地的大方向，具体方位并不完全清楚，于是派两批人去救她。为什么派两批？是怕第一批失败了，牺牲了，还有第二批再接上去营救。结果，第一批就把史良救出来了，可是没能跟第二批接上联系，第二批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搜索。史良知道后十分感动，视共产党为亲人。建国后史良曾担任司法部长。

解放前法学家史良曾按宋庆龄的吩咐，运用她丰富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一位共产党人进行无罪辩护。国民党理屈词穷，不得不将其释放，但国民党对史良从此恨之入骨。图为：宋庆龄、史良、蔡畅在交谈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前国共谈判，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接受周恩来的劝说，愿意留在北平，可是又有些担心。 因为他家属在上海，一旦声明自己留在北平，张家必遭灭顶之灾。他是了解国民党的手段是多么毒辣的。正当张犹豫不决时，上海地下党又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张的家属救出来，送到了北平。张治中跟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如同与家人的亲情。不打不成交。习仲勋夫人在文章中言及，1962年8月习仲勋遭批判时，替习仲勋说好话的只有张治中和邓宝珊两位。民主人士有时能起到党员起不到的作用。

1949年9月，陈毅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把分配给他住的老北京饭店的好房间让给傅作义将军住，还代表上海市送给傅将军两辆漂亮的小汽车，待傅作义亲如兄弟。这在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传为美谈。但也有人摇头。陈毅对那些摇头的人说：“几天前，傅作义在电台讲半小时，能促使长沙国民党军最后的三个保安师起义。我给你两辆车、十门炮，你能消灭两个师吗？”

吃透情况，分清敌我，分清轻重，对有可能、有必要拉过来的要千方百计，不怕千难万险地去拉。拉过来后亲如一家地相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四、“鉴古”是为了“知今”“知来”

70年来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统战事业也在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向前。在统战地位上升、统战资源丰富、统战策略明确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强调统战行为规范、统战管理有序、统战参与热情。保持执政前的礼贤下士；保持在过去敌强我弱年代里，那种求贤若渴的品格。愿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弘扬解放前后统战工作者的统战精神，把各路大军拧成一股绳，形成“勠力同心，以治天下”的巨大力量。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