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回忆里的“毛罗对话”

回忆录写到这里,似乎应当收笔了。但有一件事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

这件事要从母亲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讲起。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于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90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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