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旋风九日》热映，该电影讲述了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的事件，其中一些历史影像资料第一次被披露，引起国内外关注。 记者：《旋风九日》这部电影讲述了36年前发生在中美刚刚建交之后邓小平访美的事件，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也是一段非常好看的故事。您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呢？ 傅红星：我在拍这部电影前，恰好中美关系正在快速下滑，到现在，这种下滑滑到了一个令人焦虑的状态。我不能判断未来，但我能讲述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演的工作。我要通过讲述故事，把虚的中美关系实化、影像化。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汪洋副总理在公开场合都把中美关系描述为婚姻关系，很多人也认同此点。我们在筹划和拍摄电影时发现，中美这个婚姻的双方开始吵架，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这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当初的蜜月期是什么样的。邓小平访美这9天，就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我讲述中美蜜月期的故事，是想提示大家应有更宽广的历史胸怀，珍视彼此感情，理性看待相互关系。 新中国同美国调整关系一直走到建交，这段进程非常不易。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想去访问美国，但是都没有实现，而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最终实现了访美，就像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改革开放是一部宏大剧作，邓小平访美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开幕大戏，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改革开放了。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中国主旋律，我说这是世界的主旋律，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旋律。中国过去不太跟世界合作，总是在想怎么打仗，内部的主旋律也是斗争，但是现在中国走入了与世界合作的新时代，中美建交紧接着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开启了这个时代。它同时也成为改变冷战格局的重大动作，因为对于中美两国来讲，缔结婚姻，需要周围各方的关注和认可，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审视两个重要力量联合对世界格局的改变。所以我把这改变中美关系也改变世界格局的9天拍成了电影。 记者：观看这部电影是愉悦的，不论是当年的影像资料，还是您摄像机中的当下时空，都是有温度的。您想通过电影向观众传达哪些想法呢？ 傅红星：电影有很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好看与否，即是否能满足感官娱乐需求；第二个层次是是否有意思，即是否能让观众走出影院后回味这个故事；第三个层次是是否有价值，即能引发观众电影以外的思考，甚至多年以后，仍能回想起这部电影探讨的超越时间的价值。如果想做到第三个层次，首先导演要体悟到这些价值，而且要有通过影像讲述这些价值的能力，所以我不想去说教，我想让观众观看这些故事时，在各自的前认知基础上产生价值判断，产生更多思考。 现在对中美关系有一些很不冷静的声音出来，对此，我作为导演，需要用电影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必须理性地看过去走过的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一定是理性的，领袖和公众都要保持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既要反对“左”，又要反对右，尤其要反对“左”。不左不右才是一条正确的路，在左右中间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是民心所向，才符合世界潮流。我们的工作是通过电影引发大家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不仅对中国人讲述这个故事，也对美国人讲述，接下来我要带着这部电影去美国，因为美国人也很关心中国人怎么看待中美关系，中国人怎么讲述当初的历史。作为导演，我想做连接的工作，不仅连接中美，也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从未来去看历史。 记者：这部纪录片的一部分是当年的影像资料，而您用当事人的回忆和讲述把这些影像连缀起来，使得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讲述历史的人物在镜头前也变得熠熠生辉。您是怎样处理这些人物的？ 傅红星：导演拍电影，很像厨师做菜，要把胡萝卜的味道炖到牛肉里，同时把牛肉的滋味炖进胡萝卜里，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怎样配料与掌握烹调火候。在处理这部纪录片的人物时，我把历史的讲述者与影像资料结合在一起。在讲述故事过程中，邓小平、卡特、布热津斯基等人物就会一一走进来。中美关系复杂而伟大，真实而温暖，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是人的关系，所以它是有温度的。比如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夫人，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只是因为爱情，与伍德科克结婚，被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政治事件，她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伴随着她个人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去思考这个事件中的伍德科克这个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他的情感与政治的关系。他在恋爱中完成了与邓小平的政治谈判，你可以想象他的感情对促成这场谈判的正面影响。大使很幸福，邓小平同样有很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的谈判一定有利于两国人民（《病夫治国》则揭示了相反的情况）。 观众反映，电影里伍德科克夫人望着远山的背影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那个镜头昭示着她的内心，她希望中美关系能一直好下去。和她一样，当年的那些事件参与者都有这样的希望，他们都清楚，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好的中美关系会使全世界人受惠，所以他们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让他们接受采访不容易，但是因为中美关系，因为邓小平，就变得容易了。我在片中选取了布热津斯基一段对邓小平的深情回忆，那是在两国建交前，布热津斯基访华，邓小平在饭桌上向他讲述自己初到法国留学时的感受。邓小平说，他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法国，他看到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祖国离先进文明还有太大的差距，从此，想改变本民族命运的急切盼望使他选择了共产主义。可是他们那代人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奋斗了50多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那么大，他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布热津斯基非常理解邓小平，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层面上思考问题的人，卡特总统当时也接受了邓小平传达的信息，因此下定决心，力排众议，又很巧妙地促成了中美建交。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现在仍在思考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所以在接受采访时有说不完的话。布热津斯基在接受采访后还在不停地说，不停地问，我就让机器开着，跟他对话。他问我：中国人现在怎么看待邓小平？我把这个问题带给了接受采访的中国人——姚明、俞敏洪、雷军、潘石屹、柳传志，还有留学生、快递员等普通人，他们对邓小平及其开创的时代有自己的评价，我把这些评价放在影片彩蛋的部分，因为他们的镜头是电影的一部分，就像他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有人创造的历史还在继续。 记者：电影对邓小平访美幕后保安工作的再现向观众揭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中方的贴身安保人员张宝忠、孙勇和美方的保镖保罗·凯利，不仅讲述了两次遇袭事件的化险为夷，也讲述了因这段“生死之交”结下的友谊。孙勇讲述的故事让观众忍俊不禁，他在向摄制组讲述时，你们也感受到走向历史真实的惊喜了吗？ 傅红星：对啊，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随着人物的娓娓道来，我们才会知道新闻事件背后真实发生的事，把这些新闻报道里没讲的事拍成纪录片，观众就可以到电影院去看。拍纪录片不仅是触摸历史，更是触摸人物的内心。电影中那两个德克萨斯州姐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经历会被拍进电影，她们就是普通的“乡下姑娘”，就喜欢骑马。当年邓小平去德克萨斯州看了她们的表演，给她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她们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很动感情，这就是外交中的人情味。 在采访美国当事人时，我还被他们保留档案、记录历史的精神所震撼，比如其中一位当事人，保存了若干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纸和大量的刊物。每个人都很重视信件、资料的保存和分类，社会和国家层面更是重视档案馆、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设。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要看它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也要看它知识的保存能力，保存地越多越全，知识的再生产能力越高，知识谱系才会越来越健全，这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记者：这部电影采用了很多动漫的手法，使重大题材变得非常轻松，当初您是怎么考虑用动漫来进行形式上的突破呢？ 傅红星：形式要与内容结合起来，比如邓小平去NASA考察，在那些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成果面前，他被深深震撼，他在模拟操控室里像个孩子一样好奇。他看到了美国梦的实现，他自己也有个中国梦，一个老人像孩子一样的梦，这个梦用动漫表现最合适。他个人有他的中国梦，整个中国也正焕发出青春的光彩，用动漫来表现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活力是很合适的。用动漫手法是一个冒险，拍到一半的时候曾经被否定过，但是我和制片人坚持这种创新，现在看来创新是成功的，观众们都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