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期货》回头看看来时路——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史（五）

中华民国时期的期货市场

为了解决革命的经费问题，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

1917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上海总商会长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然而，在交易所筹备之际，张勋在北京拥立溥仪复辟，上海随即陷入混乱，交易所筹办工作只能暂停。1918年7月，虞洽卿等人成立预备会，呈请北洋政府，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但是，上海各商帮在分办还是合办问题上互相扯皮，直到1920年2月1日，才在总商会开创立会，虞洽卿任理事长。当时定下的七种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及皮毛。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意味着商品期货交易在中国正式起步。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半年就赚了50万元，1921年初开业的上海面粉交易所，也因其盈利而使其股票不断上涨。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争办交易所的热潮席卷全国。从1921年5月起至年底，仅半年时间，上海滩便涌现出140多家交易所，不仅各大行业有交易所，而且烟、酒、火柴、麻袋、泥灰等小行业也都办起了交易所，与交易所有密切关系的信托公司也先后开设了十几家。同时，天津、北京、广州、汉口、南京也在纷纷筹备各种交易所。

报应随之而来。

进入年底，由于银行和钱庄收缩信用，资金全面告急，各交易所、信托公司纷纷陷入困境，紧随而来的便是倒闭潮。后来，上海仅剩6家交易所。因1921年正是中华民国十年，故这次倒闭风潮被称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之后，加上战乱频繁，大多数国民对公债和股票都失去了信任，一些残存的商品交易所也陷入低迷。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共有证券和物品两个市场。不久，交易所推出延期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实为变相的期货交易。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各交易所都被人民政府查封。

改革开放后我国期货市场的恢复与整顿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由于市场调节作用的灵魂是价格，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入，期货交易方式又被专家学者重新提起。1988年3 月，七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新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1992年1月18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正式开业；同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1992年9月，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期货公司，主要代理境外期货。同年12月，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大型期货经纪公司。到1993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居然开出了50多家期货交易所及近千家期货经纪机构。真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热火朝天的一幕，70年前似曾相识！

恶果如影随形而来，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交易所各行其是，甚至与大户互相勾结，偏向一方，中途修改规则，三公原则只是纸面和口头上的东西；一些期货经纪机构在交易所和客户之间上下其手，什么吃点、对倒、挪用客户保证金已成潜规则，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笑话；投资者与经纪机构之间的纠纷及相关诉讼不断，既有经纪机构坑害投资者的，也有一些交易者利用规则漏洞恶意敲诈经纪机构的；交易者中的一些超级大户在交易中联手操纵，恶意对赌，期货价格翻云覆雨，时不时闹出震惊市场的风险事故。

初起的期货市场呈现出种种的混乱与不堪，归根结底源于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监管无法到位。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时，不需要期货市场，自然没有期货法规，也不需要设置监管机构。当期货市场在改革大潮中一涌而起时，法规及监管建设自然跟不上实际需求。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199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将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交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具体执行。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针对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状况下发了《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整顿行动。在这一次清理整顿行动中，最终有15家交易所被确定为试点交易所，一些交易品种也因种种原因被停止交易。

1998年8月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开始了第二次清理整顿行动。在这次清理整顿中，15家交易所被压缩合并为3家（上海、郑州、大连三地各一家），交易品种也大大减少。

期货市场的两次整顿导致交易量一路低迷，2000年，期货全年成交量与成交金额分别为0.546亿张和1.6082万亿元，而在前期高峰时刻的1995年分别为6.361亿张和10.0565万亿元。两相比较，2000年差不多只有1995年的十分之一。

两次整顿的积极作用是止住了我国期货市场无序发展的混乱局面，同时在法规建设及监管制度建设上取得成效，为期货市场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整顿结束后，期货市场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稳步发展期货市场”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期货交易量呈现出恢复性增长局面，2003年，全国期货交易金额达到10.84万亿元，第一次刷新了历史纪录。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正面作用日益显露，政府对期货市场也越来越重视。随着新品种的不断推出，期货市场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2019年，我国境内四家期货交易所合计成交量为39.62亿张，成交额为290.61万亿元（下图）。

图 2000～2018年我国境内期货市场历年成交量与成交金额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中国境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至今还不到30年，但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

在交易量方面，2018年中国内地四家期货交易所合计成交量30.28亿张，在不考虑我国香港和台湾的情况下，约占全球期货及期权交易量的10%，排在美国和印度之后（印度国民证券交易所成交37.9亿张，成交最活跃的品种为股指期权）。而在商品期货方面，我国的成交量已连续9年雄居世界第一，这与我国的商品生产地位是吻合的。所有的大宗商品，中国要么是最大生产国，要么是最大消费国，或者是最大进口国，强大的实体经济是中国期货市场崛起的内在力量。在商品期货品种上，我国不仅拥有绝大多数国外的传统品种，还开发出了许多国外没有或未曾交易过的品种，如PTA期货、甲醇期货、钢材期货、焦煤和焦炭期货、铁矿石期货、动力煤期货、LLDPE期货、PP期货、PVC期货和苹果期货等。

如果说在商品期货方面，我国已确立了全球龙头地位，那么从品种结构上看，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方面的短板效应更加突出。好在这两个方面我国都已经破冰。2010年中金所推出的股指期货和2013年推出的国债期货都是金融期货，201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上证50ETF期权，从2017年开始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陆续推出了对应品种的期货期权，尽管数量还不多，但乐观地看，破冰之后我国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的潜力将会非常大。随着中金所股指期权的上市交易，可以期待我国期货交易规模将更上一层楼，同时，在结构改善上也将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期货市场另一个发展潜力是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长久以来，国内期货交易仅限定于国内投资者可以参加，境外投资者是不能在国内开设期货交易账户的。但随着国内期货价格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境外投资者参与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然而因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望洋兴叹。国外的期货交易所允许交易者跨境交易是常态，跨境交易不仅增加了交易量，而且也使期货价格更具国际影响力。2018年3月26日，上期能源中心的原油期货上市，拉开了国内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序幕。紧接着，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从2018年5月4日起引入境外投资者；郑州商品交易所的PTA期货在2018年11月底引入境外投资者；上期能源中心于2019年8月12日推出的20号胶期货也是国际化品种；在中金所，随着A股市场的国际投资者的不断增多，部分境外投资者已经在中金所利用期货来进行套期保值交易。

2019年8月30日和9月5日，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和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正式拉开中国资本市场期货年的序幕。两只期货股上市表现亮眼，引发资本市场对期货行业重新估值，也昭示着中国期货行业必将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前景。

（来源：中国期货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