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厚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牛圈、马厩、汽车轱辘底下，裹着军大衣，把帽耳朵放下来，躺在地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眉毛和帽檐上都覆盖着一层白霜。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了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敌人把油箱中的油泼到车上，点燃了汽车。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的那般嘶吼、嚎啕，但每个人都对敌人充满了仇恨，保卫祖国边疆、为战友报仇的决心在每个人心里涌动、激荡。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和战士们一起坐潜艇入深海，乘飞机上蓝天，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员。当时八一厂有很多名家名将，比如著名编剧徐怀中、史超、黄宗江、陆柱国等等，和他们接触，哪怕只是平常聊天，我都感到大有收获。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更明白了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