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

公元506年，梁朝发动北伐。主帅萧宏命令手下给当时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北魏将军、原梁朝降将陈伯之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陈伯之见信，便拥众八千人来归。一封信，直接招来如此多人，这当然是文学的力量，更是“江南”在当时的魅力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江南”对国人的吸引力不减当年，概念更是多样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认为，“江南”不但有地域内涵，还有文化内涵与经济内涵。在这诸多内涵中，若要找寻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实地，当下的江南水乡古镇再典型不过。 为什么现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古镇，多集中在江南？江南古镇，有桥有水有人家，正是历史上江南文化与经济双重繁荣在今天的缩影之一。反之，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水乡古镇在今天的价值，也必须回到历史上的江南，领略这个风光无限的“佳丽地”。

富饶江南

北宋时，日本高僧成寻跨过东海，来到五台山礼佛。当他途经杭州想要去汴京时，为杭州城的繁华所震惊。据成寻回忆，无论东西还是南北走向，杭州城内都有几十条大马路，其中又有小路纵横交错。大街小巷还不够，当时杭州城的人口数量也足够配得上“东南第一城”。公元1169年，《乾道临安志》记载显示，当时杭州有10.4万户。如果按一户五口人计算，那起码有50万人。而到1260年左右，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0万人。 对古代史有所了解，会知道杭州乃至江南地区，在早期并没有如此多人口。其实，唐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相对南方具有压倒性优势。而“逆转”发生在唐代。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提出，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而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小农经济占主导的时代，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随着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迁移，杭州便有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南宋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杭州代表的江南经济在当时发展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认为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市场类型多元、市场交易活跃，以及市场经营已具有今天人们所说“品牌意识”。 其中，杭州城内有条主干道叫作“御街”，而御街中间是杭州的“闹市区”。根据《梦粱录》记载，这里一度有一百多家店铺，并形成了早市、日市、夜市、季节市、镇市等多样化市场类型。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可以参照当时的肉品交易。虞云国教授提到，杭州城有个“肉铺巷”，每天宰猪、羊不下数百头，屠宰后还会把头、蹄子与肉分离。无论是商铺酒楼，还是寻常百姓，都会前来预定。如此一来，活跃的市场使得肉类不会面临滞销与脱销问题。至于“品牌意识”，当时的杭州市民已经知道买东西“多趋有名之家”。比如，买酪面，就到后市街卖酥贺家。 而到明清时期，不光是杭州和南京，整个江南六府的经济都已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6世纪时，江南地区有两百个市镇，而到了晚清，这里已经发展到近千个。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古镇，有不少都是这一时期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比如锦溪、乌镇与甪直。在明代，甪直还叫甫里。当时周边乡村俱归甫里镇管辖，为吴郡东部最大、最繁华的市镇，成为“郡东之首”。到清代中叶，甪直古镇已开辟了对外的定期航船，最盛时每天有十几艘航船开出。 这一切的根源，还得回到明代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变化：从种植水稻为主，逐渐转移到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农民们生产的棉纺织品，只有很少自用，绝大部分都用于销售。不仅销往北方，更是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 如今已是上海辖区的松江，在当时成为江南的棉纺织中心，被称作“衣被天下”。由于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棉纺业相关，地方史料对此形容为：“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

风雅江南

如果没有当年江南的富饶，江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很多研究江南学的学者都认为，唐宋开始，江南文化在全国的核心地位，与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并重的过程。 这一点，还是可以从江南古镇的形成来看。从唐宋到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拥有土地的地主纷纷从乡村迁出，进到城镇。他们享受城镇生活的同时，也找寻新的经济机会。 市镇有人间烟火气，也就少不了文人墨客的青睐。对江南文化而言，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无法绕过的载体。如今江南水乡古镇，能够成为江南文化诗意的代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相反，这一切源自唐宋以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共同发挥。无论是市镇中的市民文化，还是遍布江南的山水文化，都由此跃然纸上。换言之，诗意的江南，是古人用一首首诗，一阕阕词酿就的。 如今中秋佳节已是国家法定节假日。而在今年中秋节到来前，不妨看看南宋的杭州市民是如何赏月：“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这段出自《梦粱录》的文字，描绘了当时杭州市民三种不同阶层的赏月活动。有钱人家登高望月，饮酒高歌；“铺席之家”，大约等同于一般工商家庭，他们选择举办家宴；哪怕是经济上的贫穷之人，依然在街道上玩耍至五更。 除了传统佳节，碰上重要的节气，市民们也不愿闲着。譬如，冬至来临时，杭州市民往往相互送礼，有时甚至比过年还隆重。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肥冬瘦年”。百姓赴岳祠、城隍庙烧香，吃馄饨，由此当时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商家也歇市三天，等到冬至过后，腊月来临，又开始忙活起来。 文学作品中的江南文化，除了体现在对平民百姓日常活动的记载，还遍布于诗词中那些经典意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伟然教授此前指出，江南是一种有着独特内涵的文化概念，唐代则是其形成的关键时期。张伟然发现，在唐朝以前，“佳丽地”可能会形容多个地方，而从唐代开始，“佳丽地”便开始专门和“江南”画上等号。 除了“佳丽地”于江南的特定表达，张伟然还提到一点：唐代文学作品里开始出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即将塞北与江南对比。“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唐代文学的一种“套路”，“江南”代表着美好事物，而“塞北”相反。 “江南”寓意美好，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哪怕碰上并非“世之奇伟非常之观”，也让文人大有可为。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杭州西湖。有人统计，唐宋之际全中国叫作“西湖”之地共二十余处，为何偏偏最后是杭州西湖成为最具盛名的那个？可以说，西湖和江南的文化核心地位相辅相成，互相成全。江南的魅力，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可能单看景色，在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不算特别稀有，但这些地方却无数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在此留下足迹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诗赋文章、书画墨宝。他们用诗的精魂、画的意韵使得西湖等地最终成为江南实地“代名词”。

再寻江南

今天，人们在古诗词中查阅江南文化，于水乡古镇寻觅江南底蕴，固然有创造更多旅游收益的现实考量。更重要的是，江南文化本身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动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作为物质载体，江南水乡古镇反映了历史上这里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当商业化进程愈发加快、空间不断缩小，其文化价值有待进一步守护、延伸。 对此，熊月之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江南古镇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在于其历史底蕴。因此，在今天社会大环境都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延伸其历史文脉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其独特之处。” 这种独特之处，在于其保留了江南文化的传统风貌。尤其是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其内涵本身也愈发带有都市化色彩。回过头来看，当20世纪中西方文明在江南发生碰撞，水乡古镇所具有的原始风貌，在当下更加难能可贵。 “近代以后，江南文化的中心来到上海，已经和过去那种典型的水乡江南文化有所区别。它更倾向于都市化。尤其是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巩固后，这种都市文化进一步丰富。金融行业注重效率，讲究风险意识，促使经济形式由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转化，这也令江南文化发展到这里，开始出现自己的现代性。创新性、开拓意识，以及国际视野，这些都令江南文化有别于过去。”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传统之于现代的价值，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些江南水乡古镇，仍然需要讨论古镇所代表的传统江南文化。目前，江南是中国最具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正因如此，包括吴景平与虞云国在内的17位学者，历时近三年，以江南为“传主”，考证文献、爬梳史料、实地勘察，细究江南古今之变，生动地揭示江南文化的个性和特质，共同撰写了一本别开生面的“江南传”——《江南纪》。 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江南纪》作为新书首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人文精神追溯时代之下人们对故土的热情与诗意，这是一座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记者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