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认为平剧和律诗都是下流的？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收有梁实秋一篇写胡适的文章，梁文记载了胡适曾在某所大学的演讲，“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平剧，斥为‘下流’。听众中喜爱律诗及平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
但梁实秋表达了与胡适并不相同的看法，“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平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平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胡适说律诗“下流”，大师有时候的作为，总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甚至理性儒雅如胡适。
律诗是胡适真不喜欢的一个古典存在，甚至是敌视。如果要问胡适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中国古典文学形式？骈文以外，那就是律诗了。非常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律诗与骈文所容纳的都是最高浓度的文言酒精，这不能让胡适走近与喜欢。
胡适对律诗有多种描述方式，但无一例外，全都是贬抑。
在《白话文学史》中，作为与白话最大的对立面，胡适集中表达了对于律诗的恶感。在胡适看来，律诗是无意义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
同时胡适又认为律诗所写只是“难懂的诗谜”，并且认为律诗之路是“死路”，“《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这些例子都可以教训我们：律诗是条死路，天才如老杜尚且失败，何况别人？”胡适甚至认为律诗是一种“罪孽”，“律诗的造成都是齐梁以至唐代的爱文学的帝后造作的罪孽”。
律诗是“罪孽”的思想，在胡适1934年所写《再论信心与反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沉重”，“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向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律诗似乎已是“罪孽沉重”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把律诗与八股放在一起，都不免是对律诗的极大折损，而把律诗与“小脚”、“太监”、“姨太太”相提并论，这对律诗的羞辱应该是空前的了。
但不管怎样，律诗总是一种有门槛有难度的一种艺术存在，而且对现代人来说，这种难度还不低。那么如何削平这个难度呢？
胡适也有办法。吴稚晖早先就有“文言比白话容易”论，他这样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这是要抓住古典性事物的一招之错，予以现代性的捷径超越，这包含有对古典性事物的蔑视与不屑，而且这种语言表达上的超越似乎就是真的超越了。
胡适在吴稚晖的影响与启发下，他也有对律诗的“超越”方式。胡适在《四十自述·在上海之二》写道：“做惯律诗以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
律诗真的有这么好做吗？连一贯热爱自己老师的苏雪林也表示不信。苏雪林在《我与旧诗》中反问道，“可是，律诗这把戏正像胡先生所说并不难玩，说来谁也不会相信吧？”上过家塾、学过“对对”、做过排律的苏雪林，深知做律诗的甘苦，不得不挺身反对自己老师的说法。
王元化也不同意胡适的这种说法，他在1993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读胡适《四十自述》。偶然想到：律诗格律与戏曲程序乃同一性质。胡适称律诗最宜作没有内容的应酬诗。这固然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将格律诗都视为言之无物。同样道理：戏曲演员固然可以借程序在演技上敷衍塞责，但也可以通过程序去进行艺术性创造，表现个性特征”。
律诗当然可以“诌”，但不代表所有律诗都是“诌”；亦不能因为律诗有“诌”的可能，就断然堵住通往律诗之路。律诗可以“诌”，但不能用“诌”抹煞一切律诗，但也不能否认古典律诗曾产生了大量的杰作。
律诗难做，做好律诗又是谈何容易？从严羽到袁枚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严羽有“律诗难於古诗”之说，方东树亦有“七律为最难，尚在七言古诗之上”的观点。
袁枚也有经验之谈，“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
“尝以诗词为中土文艺之精髓”的朱光潜，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傲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尤其在诗方面，是可以摆在任何一国文学旁边而无愧色的”。朱光潜在三十年代初，曾写有《诗论》为诗的音律和律诗的产生辩护；到了四十年代末，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发表《现代中国文学》时，也没有忘记为古典诗歌再作辩护。
尽管顾颉刚说胡适“澈骨聪明，追攀不上”，但不得不说，胡适与最具中国韵味艺术形式是有“隔”的，说是“隔膜”也可，说是“隔阂”亦无不可。
李敖说“胡适不是好的文艺批评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胡适对于《红楼梦》吧，可以说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其在对于《红楼梦》的“国故整理”上成就卓著。但胡适对于《红楼梦》艺术世界则绝不感冒，对于《红楼梦》艺术水准评价更是低的离谱。
胡适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红楼梦》的主角就是含玉而生的赤霞宫神瑛侍者的投胎；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与其他古典名著相较，《红楼梦》艺术地位如何呢？“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书》）。
这只能说胡适与红楼所构筑的审美世界是无缘的。胡适在六十年代与高阳书信中，亦表达了类似观点。无独有偶，陈独秀对《红楼梦》也是评价不高，他在1917年8月1日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表达了对于《红楼梦》的“讨厌”。
尼采认为拜伦的《曼弗雷德》高于歌德的《浮士德》，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认为，尼采的“判断力变得十分可怜”。在这个问题上，胡适认为《老残游记》这类的小说高于《红楼梦》，亦是如此。大师往往并不是十项全能冠军，他们也是有盲区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如鲁迅所说，名人的话并不总是名言。
再如对于中国的传统戏剧，胡适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认为，“居然竟有人把这些“遗形物”——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了”，“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斤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既然戏台上不能演出这种事实，又何苦硬把这种情节放在戏里呢？”那些最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在胡适眼中，都变成了应该被淘汰的“遗形物”，夫复何言？
无怪乎李敖要说胡适“不懂中国旧戏的审美特点”了。相较而言，周作人则显现出更多的自反精神。《新青年》时代的周作人也是很反对旧剧的，但几年过后，周作人就对自己当年激烈的举动作了调整。周作人写道，“四五年前我很反对旧剧，以为应该禁止，近来仔细想过，知道这种理想永不能与事实一致，才想到改良旧剧的办法”，“旧戏的各面相可以完全呈现，不但‘脸谱’不应废止，便是装‘蹻’功能‘摔壳子’之类也当存在，中国旧剧有长远的历史，不是一夜急就的东西，其中存着民族思想的反影，很足供大家的探讨”。
周作人最后提醒道，“艺术的统一终于不可期；只千万不要想兼得二者，这是最要紧的事”。但在现代中国，想做“艺术的统一”之梦的，大有人在。
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曾为律诗打抱不平，因为当时的闻一多正在倡导“新格律诗”，他的“新格律诗”主张被时人认为有“复古”的嫌疑。
闻一多愤愤不平质问道，“做古人的真倒霉，尤其做中华民国的古人”。“我真不知道律诗为什么这样可恶，这样卑贱！”（《诗的格律》）但闻一多对律诗是相当看重的，当年曾“指导”郭沫若，要其“细读律诗”，以“中国艺术之特质，以镕入其作品中”，才会使自己的诗作大有改观（《律诗的研究》）。
胡适为什么会拒斥那些具有中国韵味艺术形式呢？苏雪林在《胡适的〈尝试集〉》中是这样解释的，“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这个解说还是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的古典事物，胡适准备了两张网。凡是能被这两张网“打捞”上来的，胡适就予以肯定，凡是“打捞”不上来的，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这两张网一张是“白话”，一张是“科学”。在文学史上，只要是与“白话”有些关联的，就都能得到正面肯定，哪怕是杜甫的有些诗；而“整理国故”正是为“科学”那张“网”建立的平台，比如“国故”中的“清学”，因其所用考据方法在胡适看来含有“科学”质素，因而会被胡适所肯定与关注。
而“律诗”与“骈文”既离白话很远，同时又是不能被“科学”界定的领域，因而被胡适厌弃，也就是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
严羽《沧浪诗话》
方东树《昭昧詹言》
朱光潜《诗论》
李敖《胡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