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诞生的故事——写在朱毛井冈山会师90周年的日子里（组图）
朱毛会师（油画作品）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伟大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的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一）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的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O2页)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二）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是书本上很难看到的，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朱毛红军”的诞生是何等艰辛！
中国革命起步是多么的困难！
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呵！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上犹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1、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军，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旗开得胜，起义军经四小时激战，全歼南昌城内守敌，在中国诞生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在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相机进军广州，并夺取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朱德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前，伫立良久，这是他领导起义军与敌激战的地方。朱德神情凝重的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军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立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
朱德所说的“开了个会”，即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有20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这一千多人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算了！”会上马上有人附和，朱德激昂的反驳说：
“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我们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
他接着指出：
“现在唯有一条出路，在敌人的缝隙中前进，从茂芝东北方向沿着粤闽赣湘边界转移。”
朱德后来回忆说：
“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9月21日，起义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2、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的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
“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五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法。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刷拉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了这段历史：
部队转移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部队更涣散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10月底到达了大庚，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在上堡整训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在解放后回忆中写道：
“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队伍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朱德和粟裕回忆的历史，人们把它称为“赣南三整”。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3、两支部队登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早有计划
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在许多的书籍和宣传材料里，却说成是早有计划，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并不是早有安排，预先有计划。毛泽东确定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才定下的决心。
古城是宁岗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的说：
“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有40余人，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有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颇有“鸿门宴”架势。袁文才当时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见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便杀猪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非凡之处，恰恰在于能与各类人物交朋友，包括还能与绿林豪杰交朋友。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登上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周鲁到井冈山后，摆出“钦差大臣”架子，颐指气使。他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面向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泽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砻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砻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
“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朱德率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能如此从容、迅速，完全得益于两位伟人，早已心心相印。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韶关犁铺头见到朱德、陈毅。得知井冈山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了。”
1928年4月，粤、桂、湘军阀勾结起来，以七个师兵力，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优势敌人决战，朱德和陈毅果断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真是天赐良机！在朱德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竟然已经下山了。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掩护下，朱德上山，自然“从容”、“迅速”。
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是毛泽东、朱德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例证。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前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饱受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
三、“朱毛红军"诞生，注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年井冈山会师的参与者粟裕，在解放后，他在回忆录中深情的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决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粟裕的总结，高屋建瓴，一言中的。
是的，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到朱毛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演绎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都是叙说一个永恒的真理：
“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语）。”
让我们听听，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前辈和习近平同志的心声吧：
打响第一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个丰碑。1927年7月25日，他临危受命，担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1961年，他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进会议大厅，周恩来思潮起伏，他说：
“1927年7月27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会。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手，但被陈独秀耽误了。”“到了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
参观中，周恩来对自己的贡献，一字不提。1959年1月，贺龙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了一段深情的话：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南昌起义的妖风，肖克同志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说：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听党指挥的贺龙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征求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意见，贺龙说：
“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解放后，他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写道：
“在强大的敌人不断进攻的面前，创造与建设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使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经历了一条非常困难曲折的道路的。我们所以能够不断克服严重困难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
陈毅元帅的心声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学习深造，更何况他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解放后，他在上海工作时，在一次作报告中说：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的源泉，党是保证。离开了党长不大，离开了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
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主席的论述
毛泽东对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论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至少有这两段：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毛泽东对红军壮大成长的总结，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永恒真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总结。
习主席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这既是习主席对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总结，也是新时期对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宣誓。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把“听党指挥”作为我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习主席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
习主席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特别强调：
“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加强党的领导，永远听党指挥，永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不竭动力。纪念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是要求我们把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火种，把红色基因，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质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为建设世界一流等军队，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文史精华》2017年第10期。
2，《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3，《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4，《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6，《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7，《南昌起义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版。
作者简介：
周根保，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西丰城人，1947年4月出生。1965年7月入伍，1970年2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师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曾任中共南昌市委常委。2002年退休后，专心研究、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精神。现任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江西红色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到目前为止已经内部出版了《军魂永驻》《不朽第一枪》《南昌城头的枪声》等专门研究南昌起义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