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对话葛亮：作家还无力写好今天的乡村

[导读]用主持人蒋方舟的话来说，土地、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的母题，因而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乡村文学兴起。但是随着城市化、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家发现土地渐渐发生改变。

著名作家阎连科对话青年作家葛亮。卢奕诚 摄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乡村作家阎连科，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作家葛亮，昨天在“中国光芒 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的佛山会场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对话，探讨目前文学界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出身乡土的作家如何书写城市。

用主持人蒋方舟的话来说，土地、乡土一直是中国作家的母题，因而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乡村文学兴起。但是随着城市化、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家发现土地渐渐发生改变，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更多乡村作家也来到城市中，所以二人将“乡土的作家和文学里的都市”定为这次对话的主题。不过，阎连科却开玩笑说，这个题目应该改为“没落的乡村和崛起的都市”，或者是“没落的作家和崛起的作家”。他觉得现在的乡村作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写不好城市、却又回不到乡村。葛亮认为，从乡村移植到城市的作家，或许会“迸发出来更加有生命力的东西”，他自曝自己还想偷偷去看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

阎连科发问：

乡村的困境无法写作今天的乡村

“为什么说‘没落的乡村’呢？乡村的精神状态已经基本消失掉了，”阎连科谈道，“今天的中国作家，应该说更为活跃或者年龄大一点的，都来自于中国的乡村，比如莫言，我这一代人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上海的王安忆他们也都是有过下乡的经历。现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乡村文学史，当然这里面有张爱玲的存在。但是今天中国的乡村确实正在消失，乡村文学读者也正在减少。”他举例说，自己写一篇小说可能2万人看，葛亮写一篇小说有5万人，蒋方舟写一篇小说有10万人。“我经常想到，我这一生就这么样结束了？就因为自己是一个乡村作家，因为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所以谈到乡村我非常伤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我全部写作都是立足于乡村，我却一生没有写出好的小说来。我既没有写出非常美的乡村，也没有写出悲壮、残酷的乡村。”

对于现在乡村写作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是乡村作家已经不了解现在的乡村。“现在的乡村情况我完全不熟悉。我已经出来了30多年了，每年回到乡村，我发现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人也还是那些人，但这些人所想的做的，和我青少年时期完全不一样，我完全无法表达今天乡村的那些老人、孩子、中年人，包括出门打工的、留守的。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写20、30年前记忆的乡村，而我们已经走进城市，再也无法回到乡村去，无法写作今天的乡村，这是我们今天写作的困惑。而当下非常熟悉乡村的作家，写作中都没有那么饱满，把今天的乡村写出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好像还没有产生。”

阎连科还发现，真正从农村出来的著名作家偏少，今天崛起的80后、90后作家绝大部分应该是来自城市，来源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乡村文学危机的地方，从事乡村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我想这是作家资源在发生变化，写作资源也在发生变化。”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乡村作家的作品没有一个来自于乡村的青年愿意看。“因为作家没有真正表达他们，表达的只是想象中的人。”他自嘲说，基本上看自己小说的，一定是从乡村出来的大学生，或者是对文学热爱的人。

城市的困境以后坚持不碰城市题材

一方面，乡村作家对今天的乡村非常困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到都市去又写不出来城市的状态和城市的精神，这是以阎连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作家的另外一大困境。

虽然阎连科的著名长篇《风雅颂》是一部城市题材的小说，不过他透露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不如写乡村题材那么“得心应手”。“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风雅颂》之后我就再也不碰‘城市’，确实也写不出来。你已经在北京呆了30年，但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什么样。我甚至以后坚持不再碰这个题材。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困境。”

阎连科总结自己现在成了一个“非常不伦不类”的人，“我不再是乡下人，但我也不会被当做是一个城市人。我到北京去，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成北京人。我自己也不把自己当成北京人，在北京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根本不知道北京的心脏在哪里，生活热点在哪里。”他自曝，因为无法把握如今的乡村和城市，所以特别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特别喜欢看葛亮、蒋方舟、韩寒、张悦然这些80后的小说，甚至还想偷偷去看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结果被家里人拦住。阎连科去看《小时代》有什么不可以？但很多人会嘲笑你，好像所有目光，也不愿意你融入这代人，融入这样一个时代。他们不会让你变成这样一个人，觉得你现在不伦不类是非常好的。”

小说的困境现实比小说更具想象力

之前有人把自己混迹于北京三里屯的传奇故事提供给阎连科，希望他能写出一部非虚构作品，他拒绝了。阎连科是这样想的：“你也可能写出一个非虚构，只要你愿意写。可以做大量的调查、查找资料的工作，你也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但你是一个小说家，你写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一个想象的区域，而不是我们说的非虚构的区域。”

从写作动机来讲，城市的生活跟阎连科的情感世界难以真正发生关联。“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都是写的关于乡村，是关于她对村庄的爱和恨。对我来说，你的全部写作动机也是爱和恨。回到城市，包括对广州、北京、上海，对任何城市，没有爱也没有恨，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对他来说，即便从微博、电视上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但是无法写它。

“对一个作家挑战是，你的想象如何超越我们今天现实的丰富性，你一定相信你的小说完成的那些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确定性、发生性的东西，这才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小说不满意。每一个读者之所以喜欢小说，是隐隐约约抓到什么但是又没抓到，但是他在小说中可以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完不成对现实的超越，读者会自然消失。”

葛亮回应：

乡村或都市文学都关于人性

虽然阎连科的表述充满自谦和自嘲，但其实他作为国内一线作家，作品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葛亮从年轻的城市作家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乡村在文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以及“乡村”和“城市”文学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实际上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最终都是有关于人性的命题。”

葛亮表示，乡村在文学领域的重要性跟我们文学传统相关。中国文学是以诗经一脉开始，以田园诗为最早的源头，多半来说我们把乡村看作是审美最终的止归。现代，随着一批城市作家的出现，特别是张爱玲这样现代作家出现，城市才真正开始成为了一种被审美、被关照的对象。但同时有这样一批作家出生在乡村但是在城市生活，他们很多作品是关乎乡村，特别是沈从文。所以在他们作品当中有关于城市和乡村是非常微妙相互制衡的关系。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乡下人，对于他自己湘西的世界是如此的迷恋，当时沈从文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愿意造一座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乡村人性”。他一旦提到城市里的女学生就是很陌生的笔调。他实际上是带入了一种对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梳理。

他还认为，有时候乡村出生的作家拥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把他从熟悉的场域里，突然之间移植到另外的情景中间去，他会迸发出来更加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中间有比较、有撞击，甚至有对作家此前生活经验的覆盖。城市是所谓的法理社会，由种种条文构成，而乡村是礼俗社会，更多是具有人情味的东西。所以我即使从城市长大，都会觉得乡土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且写不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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